[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 科学与哲学关系浅析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其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归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无关或有关。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一

　　【内容摘要】本文集中论述了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异同、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科学家与哲学和哲学家的几个相关问题。

　　【关 键 词】科学;哲学;科学与哲学;哲人科学家。

　　【作者简介】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研究。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其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归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无关或有关。在谈到现代哲学对科学的反映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第一种态度的表现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把哲学的所有课题让与其他科学，而哲学尚可保留有关自身的历史知识，也就是退缩到哲学史上;其二是把哲学的论点尽量变得合乎科学，成为一种具有科学性基础的学问，如数理逻辑等。第二种态度与第一种相反。他们认为哲学自有其他天地，和科学无关。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感情、直觉、想象与天才之上。它是观念，它是理性，它是生命力，而不是知识[1]。基伯格持有无关的见解：“哲学是人文学科之一，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在这里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们的居民罕见能够完全相互交流。人文学科聚焦于人的成果、历史、观念的游戏;科学聚焦于世界、事实、新的和切实的知识积累。”[2]但是，蔡元培却不作如是观。他论及科学、哲学、文学三者的关系时说：“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懂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3]

　　本文围绕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展开论述。我们坚持科学与哲学相关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命题。为了不至于造成论述混乱或导致误解，我们事先界定或约定几个主要概念。科学(Science)即指其本来的含义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哲学(Philosophy)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哲学。鉴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认识论(Epistemology)或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方法论(Methodology)、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nature，并非意指历史上的科学，而是称谓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目)、世界观(Views of world)和自然观(Views of nature)是哲学的同义语，或哲学的一部分，或与哲学多有交集，而且与科学关系密切，有时在引文或论述中谈到科学与它们的关系时，实际上指的也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是首先要申明的。

　　一、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

　　不同之处

　　有人之所以断言科学与哲学无关，恐怕主要是觉得科学与哲学有诸多相异的特征，而且往往把这些差异夸大到绝对对立的地步。其实，能够比较科学与哲学的异同，本身即隐含它们具有某种关系，况且它们二者所谓的对立并非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现在，让我们列举一下科学与哲学的不同特征。

　　王星拱的罗列可谓详尽：(1)哲学与科学之范围不同而其方法亦不同：哲学是研究本体的，科学是研究现象的;哲学是研究知识的，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哲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是研究实质的。由此言之，研究科学须用经验，研究哲学须用理性。唯其要用经验，所以要在观察试验上做工夫。唯其要用理性，所以注重纯粹的推论。(2)哲学与科学之范围相同而其方法不同：哲学在前而科学在后，即先有哲学做急先锋，探险于未知之疆域，然后有科学一步一步地切实布置起来;科学在前而哲学在后，即它俩也是以全世界为领土，但是科学先从局部方面详细考察，把局部研究所得的结果，聚在一处，于是哲学集其大成，组织一个系统起来，安置于一个普遍的原理之下;哲学是全部的，科学是局部的，即哲学立原理以统事实，科学就事实以求原理。他进而表明：“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在崇尚哲学的人看起来，哲学精微，科学浅陋，哲学扼要，科学逐末。在崇尚科学的人看起来，哲学渺茫，科学切实，哲学武断，科学谦虚。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4]

　　王平陵举出科学与哲学五方面的相异之点：(1)哲学以实有的全体性及直接性为对象，所以它的原理是具体的、根本的。科学则以实有之部分性及间接性为对象，所以它的原理是抽象的、表面的、假定的。(2)哲学的目标，在创造其规范和价值;科学的目标，在说明或运用其法则与事实。换句说：哲学以满足全我的要求为目的，科学则唯以满足知的要求及功利的要求为目的。(3)哲学的机能，为人格的基本性性质，而科学的机能，则为理知作用。(4)哲学之统一原理，对于实有为内在的，故哲学为“自我之学”，或“主观之学”;科学之统一原理，对于实有为外在的，故科学为“非我之学”，或“客观之学”。(5)哲学以解决根本疑问，满足根本要求为职能，科学则以解决实际疑问，满足实用要求为职能[5]。吴怡指出，哲学和科学的分歧在于：(1)科学追求事物的真相，哲学探索事物的意义和价值。(2)科学考察的对象是局部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整体的概念。(3)科学重视客观的分析，哲学重视主观的反省。(4)科学把握的是量度，哲学把握的是生命[6]。

　　多尔比注意到：“自然科学不关注理解人的动因，而宁可利用预言和控制作为证明它要求理解现象的方式。哲学在它的关注和方法方面与自然科学更相异。但是，哲学的论点往往建立在普适的原理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共同体精致的假定的框架上。传统上，哲学在它的研究方法方面比科学更沉思、更少促成行动。”[7]考尔丁比较了形而上学论点与自然科学在类型上的不同。形而上学的观点比较根本;它开掘得更深，力图揭示任何事物存在的终极条件。科学视野可以说是水平的;它说明自然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也不涉及第一因;它的说明涉及把现象归在定律之下，或把定律归在理论之下。然而，形而上学的视野是垂直的;它能够俯瞰存在各种级别上的相互关系;它的说明涉及鉴别事物的原因。它不用事物行为的规律说明那种行为，而是探究事物的原因和规律的原因。因此，它不诉诸个别的观察，也不诉诸自然的经验定律，而是更广泛地审视经验。它不以归纳为基础，而以沉思为基础。它更普遍、更抽象、更严格。它在细节上缺乏，但是在宽度和深度上增加。形而上学和科学在一种意义上是互补的，形而上学不处理自然的详细的行为，而科学不处理自然知识的终极诠释。它们二者对综合的世界观察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关系是单方面的;科学不假定形而上学的原则就不能开始，而形而上学不预设任何科学原理来支持它的结果的可靠性。形而上学的功能之一是审查科学预设的基础，正像逻辑的功能之一是揭示这些预设一样。但是，这并没有耗尽形而上学。例如，阿奎那的世界图像并不仅仅为科学提供基础;他关于第一因、创世、变化、作为理性的和不朽的人、幸福以及其他一切的伟大综合，都比科学的范围更广泛。正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不仅处理关于自然的根本的真理，而且也处理对人有最大意义的事情[8]。另外，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甚至是很不明显的。诚如卡西尔所说：“对于改造世界，哲学永远来得太迟。”[9]但是，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很明显的，而且有时能够在实用中起到立竿见影之效，比如X射线的发现。 　　总之不难看出，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不同主要体现之以下多个方面：研究对象、学科范围、关注问题、视野展开、侧重之点、思考深度、欲达目标、处理方法、主客程度、历史长短、进步速度、自身职能、社会功能等。二者最大等差异也许是：“观察和实验似乎概括了科学的特征，而在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中不起作用。”[10]但是，事情也许不像这么极端或绝对：哲学也包含在观察生活中获得的体察和感悟，哲学研究像科学一样也运用思想实验。而且，正如阿罗诺维茨感觉到的，长期以来被视为思辨探究的哲学和思辨本身，被科学方法严格地限制在实验之前的假设和自然科学之间，可是现在二者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正如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诠释科学的结果一样，科学家也感到被迫变成给他们自己工作赋予意义的哲学家。撇开几个相对孤立的人物不谈，哲学被转化为元科学，以阐明被说成是从科学实践中导出的最普遍的原理[11]。

　　二、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的

　　相同之处

　　科学在历史上与哲学关系密切：科学脱胎于哲学母体，而且在17世纪科学革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在词源上，二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关于science一词的历史沿革，据诸多学者考证和众多辞书记载，英语和法语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entia一词，它与episteme(认识)等价，但却具有普适知识的含义，而哲学则把普适知识看作是它的本分。在牛顿科学革命前，科学被视为scientia，即它只是以世界为中心的哲学关注的一部分。我们目前称之为科学(Science)的知识本体，在1605年到1840年间，由science是scientia的哲学取向，逐渐转化为以数学和实验为主要支柱的近代框架，自然哲学一词开始失去它指称科学的含义[12]。哲学(Philosophy)一词据说在词源上由拉丁词philosophia变换而来，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最先使用这个词，作动词“思索”解释，后来转为名词“爱智”的意思。思索和爱智，也是科学的传统。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杜兰特(W. Durant)断定：“每一门科学作为哲学始，作为艺术终。”[13]

　　不仅如此，重要的是，科学与哲学在特征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自我反思、思想明晰、沉思性、抽象性、合理性、批判性、解放功能等。哈贝马斯揭示科学与哲学的共性是：“在方法论的框架确定批判性陈述这种范畴的有效内容，并以自我反思的概念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自我反思把主体从依赖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同哲学一样都具有解放的认识兴趣。”[14]李克特看到抽象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当一个思想体系综合了两个特点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科学的’。一个是抽象性，这个特点是关于体系的内部组织的;另一个是可检验性，这是关于体系与外部事实之关系的……抽象性和可检验性都可以单独存在。在那些不能够检验的各种哲学和神学的体系中，可以找到抽象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一些已经高度发展的可检验的知识体系，可是却缺乏抽象性。”[15]考尔丁更为详尽地分析了形而上学论点具有与自然科学共同的特质。二者都以经验为基础，自然的事实是它们的共同财富。每一个都涉及到给经验以理性考虑，因此每一个都利用逻辑连贯性和与事实一致作为标准。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尝试说明事实、尝试解释，每一个都利用经验检验其陈述。自然科学并不是借助一些容易的区分在客观的和主观的、可证实的和不可证实的、理性的和激情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二者都利用在经验上起作用的理性方法，二者都需要主体及客体、思想及材料;二者都诉诸它们的命题和所涉及的事实之间的对应。差别不在于科学使用观察，而形而上学使用演绎;也不在于形而上学是不结果实的而科学是进步的。相反地，二者都使用观察，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一个是作为归纳的材料，另一个是作为沉思的材料。二者都使用演绎，并且是为相同的目的：为与事实比较而发现假设的结果，核验一个系统的内在均一性。我们不能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这样设置对偶：科学是基于观察之上的证明事务，而形而上学是沉浸在无根据推测的、容易得到发明和不合理性轻信的、冗长而夸张的神秘文字事务。整个图画是假的。思想的明晰是哲学家的特质，甚至更甚于科学家。他们也诉诸观察到的事实，虽然不是归纳地而是沉思地研究这些事实。形而上学的论据力图像科学那样密切地是经验的，但却是在不同的层次上[16]。

　　王平陵断言：“不凭藉信仰，不依据传说，专恃合理的智能为武器，以穷究宇宙之真理的，是为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出发点。”[17]持有逻辑经验论观点的王星拱认为，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而且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由此言之，哲学与科学之范围，既不能有此疆彼界的区分，而二者之方法，又渐趋于一致，则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该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哲学为科学之科学”之命辞，实在包含深切的意义。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它的职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各种科学之和一[18]。

　　三、科学对哲学或哲学家的作用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既体现在二者的异同上，更表现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上。关于后者，爱因斯坦有两段话讲得颇为经典：“认识论同科学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互为依存。认识论若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点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19] “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使离开科学领域很远的问题的哲学观点发生变化。科学所企图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描述自然的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虽然超越了物理学的界限，但却与物理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科学提供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素材。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一经建立并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以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路。等到这种已经接受了的观点被推翻以后，又会有一种意想不到和完全新的发展，它又成为一个新的哲学观点的源泉。”[20] 　　我们先讨论科学对哲学或哲学家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近代哲学是伴随近代科学一起成长的。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的哲学当然渗透了科学的要素;洛克和休谟的经验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经验科学认识和方法的映射;康德的批判哲学明显打上牛顿力学的印记，是经典科学认识论的直接表达：人的心智如何概括物理世界的普遍定律(牛顿定律)。大多数近代哲学家深切感到，哲学无法脱离科学，更不能违背科学定律，有必要与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协调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批判学派的哲人科学家马赫的要素论、彭加勒的约定论、迪昂的整体论，率先表达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向，它们直接导源于科学，是在科学的土壤里萌生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诞生和兴旺的逻辑经验论，其与科学可谓亲密无间：它一方面受到批判学派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促动，另一方面受到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的逻辑发展的影响，同时受到20世纪物理学革命及其成果(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滋养。无怪乎霍金斯断言：“事实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哲学，都表明来自科学的深刻影响。”[21]拉波波特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唯有科学成功地构造了实际统一的哲学，即另一种诗意和谐的隐喻系统。科学的哲学使得哲学的审查和比较成为可能的，不管这些哲学是作为逻辑结构的体系，还是更有特点作为人的行为的例子。”[22]现在，我们转而论述科学究竟通过哪些途径或借助哪种方式对哲学或哲学家起作用的。

　　科学为哲学提供概括的原始资料和思想资源。科学成果是从事哲学概括的宝贵资料和丰富资源，它能够向哲学提出问题，启发哲学洞察力。多伊奇揭示，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中，科学资料和方法的影响也许更强烈。从17世纪到18世纪，许多哲学论述都是以“科学的”方式发展的，这种方式在于能够从物理学中借用的因果性或必然性风格，证明的例子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借用的。斯宾诺莎特别写了“几何学方式的伦理学”;在我们的时代，数学逻辑和哲学思维的相互作用在罗素和怀特海的著作中是明显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生物学概念显现在像尼采、本格森和杜威这样的哲学家中。我们时代的许多哲学贡献是由在科学领域做出著名进展的人做出的，如詹姆斯、罗素、布里奇曼、莫里斯、弗兰克和维纳[23]。德布罗意强调：“哲学存在的根据在于它试图总结全部人类知识，以比较和批判的方法做最高的概括，从而建造一个体系——普遍的理论——以囊括全部知识。这个体系是相当脆弱的，然而它却适应于人类热烈而迫切的需要。对那一时代的科学结论无知，甚至不知其梗概的人，又怎么能以严肃的态度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一个人不在一定程度上通晓各学科所使用的方法，对这些科学结论也无足够广泛的知识，他怎能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和鉴别?怎能评价这些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悉心去考察由科学的精密研究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的资料，他怎能着手对自然界做普遍解释这项大胆的工作?如果忽视这些，哲学家是不可能认真地进行工作的。”[24]霍耳顿揭橥：“科学不仅创造了文化的象征性词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也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某些形而上学基础和哲学定位。结果，科学论证的方法、科学概念和范例，已经首先渗透到这个时代的理智生活中，接着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信念和日常生活习惯用法中。所有的哲学都与科学分享了一些必需的概念，如空间、时间、质量、物质、秩序、定律、因果性、证明、实在。例如，我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统计学、水力学和太阳系的模型。”[25]罗森堡甚至有些激进地认为，事实上哲学只研究两类问题：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以及之所以无能为力的原因[26]。

　　科学能够在塑造自然观或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模型、遗传物质密码，都大大促进乃至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自然观或世界观的形成或强固。雷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在其广泛的意义上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纵览我们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科学总是值得‘自然哲学’这一历史称号的。不管我们描述事实的方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在形成我们整个思想领域根本的世界观中，科学所起的造型作用这一基本状况将依然如故。”[27]不过，也有必要记取马赫的告诫：“物理科学并未自命是完备的世界观;它只是声称，它正在为未来这样一个完备的世界观而工作。科学研究者的最高哲学，恰恰是对不完备的世界概念的这种宽容和对它的偏爱，而不是对表观完美的、但却不适当的世界概念的宽容和偏爱。”[28]

　　方法论出自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对此，马赫具有明锐的见解：“如果使方法论的知识系统化和有序化的工作在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合适地进行，那么就务必不要低估这项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强调，如果完全能够取得探究实践，那么与其说它将通过苍白的抽象公式推进，毋宁说通过特定的生动例子推进，抽象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例子才变得可以理解。因此，其引导对科学研究的门徒而言实际上有用的例子在最重要的科学家那里，诸如在哥白尼、吉尔伯特、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牛顿以及较近的J.F.W.赫谢尔、法拉第、惠威尔、麦克斯韦、杰文斯等人那里。”[29]演绎法和归纳法的产生分别与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约定论和整体论的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法直接与现代科学并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都事实。

　　科学在共同的研究领域内为哲学研究提供借鉴。例如，对于人和人性的研究或所谓的人的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科学在人的研究方面的结果能够供哲学参考。休谟早就提出“人性本身是科学的首都或心脏”的命题。他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30]而且，科学能够为人道主义理想带来建设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取自于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作为特定科学工具而掌握的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而丰富和扩充了我们关于人的知识[31]。 　　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认或否证形而上学体系。迪昂说的好：“一般而言，阐述事实或定律的科学命题是赋予客观含义的实验观察和没有任何客观含义的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的密切混合物。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必须分离这种混合物，以便得到尽可能纯粹的、形成它的两个要素的头一个;确实，只有在这个要素中，只有在这个观察要素中，它的体系才能够找到确认或陷入矛盾。”[32]

　　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或基本素材的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本来就是哲学的重要分支。这个事实也许是科学对哲学最为径直的贡献和最为有力的作用了。赖兴巴赫深中肯綮：“传统的哲学家常常拒绝承认对科学的分析是一种哲学，继续把哲学与杜造哲学体系等同起来。他没有认清，哲学体系已失去它们的意义，它们的职司已被科学哲学取代。科学哲学家并不畏惧这种对抗。他听任老派哲学家去杜造哲学体系，而干着自己的工作;在被称为哲学史的哲学博物馆里，仍旧有地方可以用来陈列那些体系的。”[33]奥斯特瓦尔德洞察到，在20世纪的开端，由于科学的综合化引发了自然哲学复兴的大趋势。目前的运动绝不是传统上在大学声称的学院哲学发出的复兴，而宁可说是具有自然哲学的原初特征。它把它的起源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在最近半个世纪的专门化之后，科学的综合因素再次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必须认为，需要最终从普遍的观点考虑全部众多的分离科学，需要发现自己个人的活动和人类在其整体上的工作之间的关联，是目前的哲学运动最丰饶的源泉，正如它在一百年前是自然哲学努力的源泉一样。尽管旧自然哲学不久终结于思辨的无边海洋中，但是目前的运动却允诺会有持久的结果，因为它建立在极其广阔的经验的基础上[34]。

　　不用说，哲学可以被科学赋予特征，但它不是科学的一部分：哲学具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先入之见，包括使传统的知识论和传统的心灵哲学保持生气的问题和先入之见[35]。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不赞同逻辑经验论把哲学化归为科学的企图，事实上这个目标也是难以实现或无法达到的。

　　四、哲学对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

　　从历史上讲，诚如爱因斯坦和海森伯所说：“哲学是其他一切学科之母，她生育并抚养了其他学科。”[36]“近代科学技术这一巨大潮流发源自古代哲学领域里的两个源泉(数学与原子论)。虽然许多其他支流汇入这一潮流，助其潮长其流，但其源头一直持续地自己显露出来。”[37]在现实中，哲学对科学的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论述说，哲学除了自己的固有任务[38](如对自然的本性和人生的真谛的探索)外，它至少可以充当科学的“辩护士”(科学需要哲学解释为之辩护)和“马前卒”(科学需要哲学批判和哲学启示为之开路)——这是哲学对科学的“顾后”和“瞻前”作用[39]。现在，我拟比较详细地分疏哲学对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或功能。

　　解释功能。哲学能够从广泛的认识论视野和深邃的形而上层次对科学的结果做出解释、证明和辩护，从而洞悉科学结果的深刻含义和在知识本体中的应有地位。瓦托夫斯基说得好：“不管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40]这种解释不仅能够坚定发现者或发明者的自信，也便于引起科学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或坦然接受，继续进行验证和深究。要知道，凡是重大的科学发现或革命性的科学发明，都有悖于传统，有违于经典，往往会遭到抵制和反对，哲学的阐释和辩护在这里显得尤为必要。

　　分析功能。哲学对科学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具有分析功能，从而可以鉴别它们的长短优劣，以决定如何处置或取舍，或促使科学体系日益完善，或发现推进科学的重大突破口。对此，爱因斯坦具有深沉的体验：“分析那些流行已久的概念，从而指明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所依据的条件，指明它们是怎样从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中一一产生出来的，这绝不是什么穷极无聊的游戏。这样，它们的过大权威性就会被戳穿。如果它们不能被证明为充分合法，它们就将被抛弃;如果它们同所给定的东西之间的对应过于松懈，它们就将被修改;如果能建立一个新的、由于无论那种理由都被认为是优越的体系，那么这些概念就会被别的概念所代替。”[41]德布罗意则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对于一位科学家，特别是一位理论家，如果他无视哲学家，特别是忽视他们的评论著作，确有一些危险性。实际上，经常有这种情况，他们使用的方法和概念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分析，他们没有经过审慎的研究，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从而教条主义地拒绝对他们先入之见的评论。这样，许多现代科学家不知不觉成为天真的实在论的牺牲者。他们接受了某种物质论和机械论性质的形而上学，并把它看成是科学真理的唯一表示。物理学的最近发展对现代思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它打破简单化的形而上学，并且以此为契机引起某些传统的哲学命题在全新的形势下的再考虑。因此这就为科学和哲学的协调做好了准备;为了科学能继续发展，我们必须着手研究，或者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碰到哲学含义问题，并且要考虑它的新的更根本的解决。另一方面，哲学家不得不考虑一些新的、由物理学家提供给哲学家思考的问题。”[42]

　　批判功能。哲学本来就具有摧枯拉朽、激浊扬清的批判功能，运用在科学上，无疑能够为科学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为新思想的涌现创造自由的气氛。马赫1883年在《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中对经典力学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的批判，就起到廓清教条主义和先验论、推翻力学自然观统治地位的作用，成为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马赫说得好：“哲学家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False Problems)，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43]爱因斯坦道出了之所以需要发挥哲学批判功能的缘由：习用已久的有用概念“很容易在我们那里造成一种权威性，使我们忘记了它们的世俗来源，而把它们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既定的东西。这时，它们就会并被打上‘思维的必然性’、‘先验的给予’等等烙印。科学前进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这种错误弄得崎岖难行”，况且，“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的批判性的思考就不可能只限于检查他自己特殊领域里的概念。如果他不去批判地考察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即分析日常思维的本性问题，他就不能前进一步”[44]。因此，正如怀特海所言：“如果科学不愿退化成一堆杂乱无章的特殊假设的话，就必须以哲学为基础，必须对自己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批判。”[45] 　　范式功能。一般而言，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研究可以不需要哲学，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包含世界观、自然图景、认识论、方法论、科学观念等等在内的牢靠基础或范式时。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故意忽视哲学是没有多大危险的，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未接受过哲学的影响，也能够做出很优秀的工作。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科学家有现成的范式供其使用，而范式则蕴含诸多哲学要素或形而上学成分。例如，力学哲学或力学自然观在牛顿之后就起到科学研究范式的作用。布朗(R. H. Brow)表明，笛卡尔为力学哲学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向世人最强有力地、最令人信服地、最有影响地表明这一科学方法的却是牛顿。在力学哲学的信条中，第一项是世界能够通过理性的运用来认识;第二项与其说是信念，还不如说是希望，即这种认识能够借助于数学用力学模型来描述。在这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中，世界被看作是物质结构的连续;物理事件不再像人们早期相信的那样由人的能力和意图来支配，这些物体服从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普适的、数学的定律。行星不再由于上帝之爱而运动，下落的物体并非渴望到达它们在事物格局中的固有位置;的确，它们还服从象征的力量，但是新的象征对应于诸如质量、力和速度这样的可测量的量，即牛顿定律的代数符号。在不得不接受经院哲学权威的若干世纪之后，遇到关于世界的新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必定是令人兴奋的[46]。确实，力学哲学在当时不仅促进了力学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而且也直接有助于物理学其他部门(电学、磁学、热学、光学等)的发展和进步。

　　革新功能。马赫通过力学史研究揭示，哲学能够在科学创新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在空气静力学领域最原创的和最富有成果的成就归功于奥托·冯·居里克。总的来说，他的实验似乎受到哲学思辨的启发。可以把迈尔看作是热和能量理论的哲学家;焦耳提供了实验根据，他也通过哲学考虑通向能量原理[47]。尤其是在革故鼎新的科学革命时期，旧科学观念摇摇欲坠，新科学范式尚未确立，科学家手中缺乏破旧立新的思想武器，他们只好求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启迪独辟蹊径、出奇制胜。爱因斯坦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状况：“常听人说，科学家是蹩足的哲学家，这句话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让哲学家去做哲学推理，又有什么不对呢?当物理学家相信他有一个由一些基本定律和基本概念组成的严密体系可供他使用，而且这些概念和定律都确定得如此之好，以致怀疑的风浪不能波及它们，在那样的时候，上述说法固然可能是对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当物理学的这些基础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那就不可能是对的了。像目前这个时候，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做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们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在寻求新的基础时，他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尽力弄清楚他所用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根据，有多大的必要性。”[48]爱因斯坦正是在汲取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对经典力学基础的哲学分析和哲学批判的前提下，通过对时空概念的哲学思索和物理探究，攀登到相对论的峰巅的。

　　五、科学家与哲学或哲学家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科学与哲学既有相异之点，也有相同之处;尤其是科学与哲学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因此，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创造者的科学家与哲学或哲学家必定有某些关联，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里，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1.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离不开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从哲学对科学的解释功能、分析功能、批判功能、范式功能、革新功能不难看出，哲学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科学，因此科学家无论如何是无法离开哲学的，就像他在地面上无法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马赫言之凿凿：“哲学充分地包含在专门知识与知识巨大本体的关系的任何正确观点之中——这必然要求每一个专门研究者要有哲学。在富有想象力的问题的形成中，在每一个包含是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解决的荒谬绝伦的东西的阐明中，都承认需要哲学。”他大声疾呼：“请重视真正的哲学努力吧!这种努力把许多知识溪流导入一条共同的小河，在我的著作中不会发现缺乏它，尽管这本著作采取反对思辨方法入侵的坚定立场。”[49]彭加勒从一个方面揭示：“也许到某一天，物理学家将对那些用实证方法不能达到的问题毫无兴趣，而把它们交给形而上学家。可是，这一天尚未来到;人们不会如此听命于对事物根底永远无知。”[50]马斯洛则毫不迟疑地断定：“缺乏反思的经验科学和纯粹思辨的哲学都是有缺陷的;没有科学的良心和没有良心的科学在根本上都是片面的和起片面化作用的。”[51]

　　确实，科学离不开哲学或形而上学[52]。爱因斯坦洞晓，所有不能从感觉材料推出的概念和命题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要把它们从科学思维中清洗掉是不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恐惧”是致命的和危险的。他坚信：“每一个真正的理论家都是一种温和的形而上学者，尽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多么纯粹的‘实证论者’。”[53]薛定谔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做出明白的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除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54]

　　2.科学家并非刻意要做哲学家，但是确实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科学家就是科学家，他们是以科学研究为旨趣和职业的，并非刻意要做哲学家。但是，面对现实的科学状况，有时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眼力观察事态和思考问题，加之他们一些人又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特别是他们善于对自己科学创造在认识和方法上加以总结和提炼，他们在科学创造的同时也十分自然地做出哲学创造，尽管这种哲学可能不很连贯、不很系统。不过，后人还是尊重事实，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是哲学家。在这里，马赫的一番表白典型地道出了科学家的心态：“科学家一点也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借以获得和扩展他的知识的过程。这样做的最明显的方式是仔细地审查在人们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邻近领域里知识的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对已经接近这些问题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常常经历进行解答的紧张和此后达到的放松，这些动机应该比其他人更为显而易见。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新的重大的问题解答中，他将继续看见新的特征，所以他将发现系统化和图式化更为困难，显然总是不成熟的：因此他乐于把这样的方面留给在这个领域具有更多实践的哲学家。如果科学家把探究者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看作是动物的和在自然及社会中的人的本能活动的变种，即有条理地阐明、加强和精炼的变种，那么他会感到心满意足。”“尤其是，不存在马赫哲学，而至多只存在科学方法论和认知心理学，这二者像所有科学理论一样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我对于借助异己的添加由此可能构造的哲学不承担责任。”[55]海森伯特别强调：“科学家的哲学也许不能说是一种独立完整的哲学体系。创立这种哲学体系的任务最好留给专业哲学家去完成。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盖起一幢大楼，这幢楼的结构和内部的安排将处处表现出我们的倾向和思想习惯的痕迹，这些倾向和痕迹来自我们各人日常所关心的特殊种类的自然现象。”[56] 　　3.科学家要有主见，避免受时髦哲学的诱惑或摆布。在这方面，马赫对科学家发出告诫：“虽然我总是对邻近我的专业的领域和哲学极其感兴趣，但是自然而然地是，我作为一位周末猎手愿意在这些领域的某一些之中，特别是在最后的哲学中漫游……我已经明确地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我不是旨在把新哲学引入科学，而是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57]薛定谔富有智慧地提出，如何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像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持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之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58]。

　　4.伟大的科学家很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即哲人科学家[59]。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维长期以来是并驾齐驱的。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科学还没有从哲学分化出来，科学家本来就是哲学家，例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即使在近代科学出现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当时的诸多科学家也是哲学家，比如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百科全书派的科学家，英国进化论思想家达尔文、赫胥黎。乃至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科学共同体内，依然陆续涌现出一批哲人科学家，像德国的五大物理学巨星基尔霍夫、亥姆霍兹、克劳修斯、玻耳兹曼、赫兹和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等，批判学派的代表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爱因斯坦，量子物理学大家普朗克、波恩、玻尔、薛定谔、德布罗意、海森伯、泡利等。到20世纪中后期，由于科学学科的严重分化和专门化，加之教育专业化的势头有增无已，哲人科学家比较稀罕了，但是毕竟还有普利高津、费曼、玻姆、惠勒、温伯格、西蒙、霍金之类的人物。

　　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关键在于伟大的科学创造往往牵涉到宇宙的深层根底和事物的深奥本性，没有深刻哲学思维的科学家根本无法攻克这个坚固的堡垒，而且，伟大的科学创造必会创造出崭新的概念和普适的原理，科学家由此能够方便地提炼出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其他形而上学观念。这是伟大的科学家容易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他们从小就对哲学怀有浓厚兴趣，日后又特别喜好和擅长哲学思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迪昂的理论整体论、布里奇曼的操作论、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和探索性的演绎法、玻尔的互补哲学，就是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创造的哲学奇葩。

　　马赫早就洞见，科学中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进展是以这种方式做出的：伟大的探究者都有一种习惯，也就是使他们的单个概念与整个现象领域的普遍概念或理想一致，在他们对部分的处理中始终考虑整体，可以把这种习惯的特征概括为名副其实的哲学的传统做法。任何特殊科学的真正哲学处理，将总是在于把结果引入与已经确立的关于整体的知识的联系与和谐之中。哲学无节制的空想以及不恰当的和早产的特殊理论，都将用这种方式加以消除[60]。他特别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philosophizing scientist)，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61]莫兰也察觉：“与把科学和哲学截然分开的经典教条相反，20世纪最先进的科学都遇到并重新阐明了基本的哲学问题(什么是世界、自然、生命、人类、实在)，而且从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起，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成为非正规的哲学家。”[62]

　　5.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设桥梁，以消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与哲学相互远离，科学家和哲学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从而造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严重隔阂和人为阔别。这对人类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亟需改弦更张。首先，设法在科学和哲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实，这样做并非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马赫早就明鉴：“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了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了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63]迪昂倡言：由于哲学与特殊科学相距十分遥远，必须用这些科学的学说养育它，以致它可以把它们吸收并同化到它自身之中;它必定值得重新冠以使它这么长时间生色的称号：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针对先前在特殊科学和哲学之间挖掘的深渊，针对早先把这两个大陆连在一起的、在它们之间建立观念的持续交流的海底电缆被弄断，他认为必须再次跨越深渊，接通电缆，使以哲学家为一方和以科学人为另一方的两岸居民协调他们向着统一的努力。他明白，打碎传统是容易的，但是重建它却并非易事。不过，他欣喜地看到：“不管怎样，双方勇敢的人士承担起这项任务。在那些献身于专门科学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尝试以哲学家可能会欣然同意的形式给哲学提供他们详尽探索的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结果，某些哲学家在他们一边毫不迟疑地学习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并且逐渐熟悉各个学科的技巧，以便能够从它们积累的宝库中借用任何可以丰富哲学的东西。”[64] 　　一些有识之士察觉，从自然哲学入手，也许是沟通科学和哲学的方便的桥梁。奥斯特瓦尔德明示：“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不是两个天然相互排斥的领域。它们住在一起。它们是通向同一目标的两条道路。这个目标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各种自然科学通过收集自然现象之间的全部个别的实际关系，把它们并置，力图发现它们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以或多或少的确定性从一个现象可以预言另一个现象，从而达到这种统治。自然哲学的相似的劳作和概括伴随着这些专门化的劳作和概括，只不过具有比较普适的性质。例如，电学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电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电现象与物理学其他分支中的现象的关系，而自然哲学不仅涉及所有物理关系的相互关联问题，而且也努力把化学的、生物的、天文的现象，简而言之，把一切已知现象，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内。换句话说，自然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最普遍的分支。”[65]海森伯倡导，扯起自然哲学的旗帜去远航。自然哲学一词可以赋予另一种含义，自然哲学家是其从事的活动超出自己的研究范围的人。“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一些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支配科学研究工作并使之做出成功推论的脑力活动，本质上是与哲学探索和指引分不开的。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比较模糊，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认识已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科学家阵营里，到处都有一些头脑敏锐的人，想为整个哲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的这个时代正经历着自然哲学的新发展，今天有许多人聚集在这一旗帜之下，这证明自然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的融合具有某种魅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边都发现问题，其答案就近在我们心中。”[66]与自然哲学一样，科学哲学也是沟通科学与哲学的便捷桥梁，连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纽带。鉴于我本人对此已有专文[67]论说，此处不拟赘述。

　　注释：

　　[1][6]吴 怡：《哲学的三大柱石》第9-10、14-1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版。

　　[2][10] H. E. Kyburg， Jr.， Science and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p15.

　　[3]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第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18]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10-228、230-231、131-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5][17]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304页，[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版。

　　[7]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1.

　　[8][16]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Ⅶ.

　　[9][美]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第10页，卫飒英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11]S. Aronowitz， Science as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347.

　　[12]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卷)第3-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 N. McMorris， The Nature of Science， Fairleigh Dick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3.

　　[14][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第126-129页，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5][美]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71-72页，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9][41][44][48][53]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85、341、409-411、4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0][美]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第39页，周肇威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

　　[21] D. Hawkins， The Creativity of Science. H. Brown ed.， Science and Creative Spirit， Essays on Humanistic Aspect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8， pp.127-165.

　　[22] A， Rapoport， Appendix One; I. Cameron and D. Edge， Scientific Image and Their Social Uses， Butterworths， London， Boston， 1979， pp67-74.

　　[23] K. W. Deutsch，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Knowledge in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 H. Brown ed.， Science and the Creative Spirit， Essays on Humanistic Aspect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8， pp.1-51. 　　[24][42][法]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第202-203、202页，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5][美]霍耳顿：《爱因斯坦、历史与其他激情——20世纪末对科学的反叛》第40-41页，刘鹏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美]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12页，田 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27] N. Rescher，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 D. Klemke et. ed.， Introductor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0， pp. 238-253.

　　[28] E.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homas J. McCormack， Lasalle Illinois：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6th ed.， 1960， p. 559.

　　[29][43][55][57][61][63][奥]马 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第1-2、17、4、2-3、23、9-10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0][英]休 谟：《人性论》第6-7页，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1][保]西米诺娃：《科学的人性化》，林啸宇等译，载《科学学译丛》1989年第1期。

　　[32][64][法]迪 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第328、350-351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3][德]赖兴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第98-99页，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4][65][德]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概论》第1-2、3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5] 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51.

　　[36][美] H. 杜卡丝[美]D. 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论人生》第93页，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37][56][66][德]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第33、91-92、91页，吴 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8]例如，王星拱有言：“我们固然不能实践所有的善，但是我们应该爱慕所有的善;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得着所有的真实，我们也应该培养对于所有真实之爱慕。这一种培养的责任，就是哲学——科学之科学——所应担负起来的。”参见氏著：《科学概论》第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39]李醒民：《在哲学与科学之间》，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6日。

　　[40][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第14页，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45][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7页，何 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6][英]R. H.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第12-13、54页，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7][49][60] E.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homas J. McCormack， Lasalle·Illinois：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6th ed.， 1960， pp. 141， 603. 610， xxiii-xxiv.39.

　　[50][法]彭加勒：《科学与假设》第159页，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1][美]马斯洛：《科学家与科学家的心理》第9页，邵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2]波普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并不主张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参见[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2页，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4][58][奥]薛定谔：《泛论形而上学》，载马小兵选编：《理性中的灵感》第131-132、132-133页，全增嘏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9]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载《求索》1990年第5期。《世界科学》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李醒民：《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6期。

　　[62][法]莫 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7页，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7]李醒民：《科学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汇点》，载《光明日报》1998年11月20日;李醒民：《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载《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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