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张爱玲作品的女性意识

　　摘要张爱玲以描写女性登场,她的小说人物中最多的是女性,刻画的最成功的也是女性。她以独特的视角冷静审视女性本体的不同外表,洞察她们的心灵,大胆地揭出女性的心理痼疾,显示了以她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妇女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意识 觉醒 心理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五四”以后以冰心、丁玲、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是,这些女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尤其是对漫长的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人们对妇女的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以及“女人的劣根性”。张爱玲却以异常敏锐的心灵开始对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解剖,并且揭开了“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这一历史迷底。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律是一些精神上为情欲所困惑,物质上为金钱而烦恼的女性。她们生于乱世,平凡又普通。为了生存,各自努力挣扎,却最终摆脱不了悲剧命运。张爱玲并未像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写她们的悲剧单纯地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却把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挖掘出她们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形成的软弱、自卑、愚昧、麻木等精神弱点和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心理痼疾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张爱玲对女性现实的描述,不断运用的一个中心词就是“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亦新亦旧、亦洋亦土、亦强亦弱。即是伦理秩序严整的家庭中的贤淑妇女,又是时刻窥视着金钱、权力、又颠覆着尊卑关系的“恶妇”。张爱玲的各式女性人物都有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小环境,那就是家。不少女性依然生活在传统宗法家族深深的庭院中,关于她们的状况,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比喻:“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就是她们无处可逃、不可更改的命运。在这个家中,女性被安放在一个卑微的从属的位置上,从属的位置使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千疮百孔。从未有哪位作家把女性的从属、屈辱的处境写得如此透骨穿心、悲凉绝望。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微地位,使她们无论走哪条路都危机四伏。这种处境不断的扭曲她们,使她们畸形、变态,谁都有难言的歇斯底里的病症,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曾说过,曹七巧是她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英雄也好、疯子也好、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因为她一生都没有从锁扣中逃离。出身卑微的七巧被哥哥嫁到了豪门姜家,嫁了个残废的丈夫,注定了她的婚姻与幸福无缘。她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从未得到满足,可是女人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又使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婚姻。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金钱,她为了金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黄金的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的心理已变态到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折磨儿女的地步。直到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悲惨命运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揭示女性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张爱玲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笔下没有完美的女性,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有为生活所扭曲和丑怪的侧面,呈现其在宗法制度格局中的挣扎和累累伤痕。如果说曹七巧的变态更多归咎于黄金的熏染和异化,《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苏和薇龙便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庸俗。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是在她的新式外壳里,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灵魂。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靠山,感情为了功利的计算而不断的患得患失。那种充满了铜臭味的虚伪恋爱,全凭着一座城市的毁灭被成全。女性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离不开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依赖意识的辐射和反应,女性的骨子里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在这个乱世之中,信念在崩溃,物质支持着人,命运变幻莫测、她们只有把一切押在婚姻上,这种难堪的处境未必完全是外力强加于她们的,更已内化为女性自身的心理欲求,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安稳、有依靠的保障。相比于白流苏的成熟,薇龙则是一个纯洁向上的女学生,她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造钱”的交际花,是为了向她的丈夫――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表示她愿牺牲一切的爱情。为了这种爱情,她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丈夫的奴隶。需要爱情是为了满足虚荣,女性卑弱、虚荣的心理被展露得一览无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作为弱势一族,可供她们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在自我定位感和自我危机感的双重胁迫下,她们选择了对男性的顺从。无论是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在感情世界中挣扎。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仅是描述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态,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但是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提醒了所有女性朋友,这种女性生涯应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于理念的狂热, 而是发自女性心灵中的最真切的呼声。作者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种崩溃的危机。毫无疑问, 张爱玲对于她作品中女性的心态是持既同情又否定的态度, 对于女性意识中深层意识的表露, 表现了作者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在塑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比其它女作家更为彻底, 不遮掩, 也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认识, 而是直入女性意识的深层,揭示女性本身存在的痼疾和弱点,如同鲁迅严厉的解剖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女性的深深关切和同情。 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往, 更使张爱玲的小说比之于其它的女性文学更具有深刻性。
　　张爱玲曾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蚤子”来比喻人生的苍凉,她是能够将女性外表的美丽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天才。然而她笔下的美并不是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美,而是饱含沧桑苦难的、有虫咬般的烦恼甚至包含着丑怪内涵的美。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特写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丑怪:《花凋》中的川嫦象只“冷而白的大蜘蛛”、《连环套》中的霓喜是“深海底的怪鱼”、《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如一具“红粉骷髅”、她们都是“绝望的妇人”,“令人骇笑的小丑”。以丑怪的形象扭曲了她们华美的外表,暴露了她们生存的真相。张爱玲把生命、人生的表里两层拆开,即写尽了表面的华美,也写尽了内里的苍凉。张爱玲的小说讲述的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故事,但传统宗法父权和宗法性别秩序仍是一手遮天,女性永远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唯独没有自己。女性在历史场景中,终其一生,总是活在男性的统治之下依照各式各样的身份,在幽闭的状态中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妇女被奴役、被压抑和虐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她们的精神麻木愚昧,已习惯于屈辱与卑贱,以至出现了精神病症和畸变。张爱玲小说中,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角度出发,对历史社会,对奴役、权力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困惑和批判。她刻意表现女性生存困境时不是温婉多情,而是冲破有形无形的对女性性别意识的限制,对女性命运作出更深刻的内在的探索和展现。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客观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女性的解放而言, 如果女性没有对自身心理存在的痛疾的自觉反叛, 女性就永远也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人格上的独立,不仅是需要经济的独立, 社会的解放, 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病态女性意识的重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中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妇女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上也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审识与解剖[J].娄底:湖南人文科技学报,2005.6.
　　[2] 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提爱玲等女作家群[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 李彦萍.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青年学术文库,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