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帝王美业_双城争雄软件业

　　和生产业的“世界工厂”不同，软件业的“世界实验室”可以凭借其更少的空间，反映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更强劲的实力。上海正在挑战印度的班加罗尔，或寻求与其比翼齐飞。 　　“跨国公司把硬件和制造放在中国，而把软件和设计交给了印度。”曾经，这是人们谈及中印在全球IT产业链中所处位置常用的一句话，但近两年来，这一说法正在发生转变――中国的上海正在成为另一个“世界实验室”，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数字可以准确传达出上海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作用，截至2005年7月，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分别达到了111家和158家。再用“世界工厂”的眼光审视上海,已经不准确了。
　　在上海浦东区，占地25平方公里的张江高科技园全然是一座座被绿荫和花丛簇拥着的没有围墙的技术创新园、科研教育园，道路也全都使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譬如“居里路”、“郭守敬路”。有人形容，这里的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氛围与美国硅谷好有一比，如果要找差异，无非“写字楼比硅谷稍稍密了一点”。
　　
　　快速启动的上海列车
　　
　　在SAP中国研发总监王天扬眼里，设在浦东软件园的SAP中国研究院就像F1赛车――启动快，提速更快：2004年200人，2005年500人，2008年将达到1500人。“在SAP全球战略的大格局中，上海研发平台将更多地为全球而不只是为中国服务，未来会有更多的研发项目放在上海，届时中国将成为SAP全球第三大研究院。”王天扬说。
　　在全球研发定位上，飞利浦走得更远。飞利浦在漕河泾启动的3.8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俨然已经形成一个研发群落，包括东亚研究实验室、照明研发、应用科技研发、消费半导体创新以及心电与监护系统研发等，每年投入研发经费4000万欧元。“从飞利浦全球战略的视角看，上海研发中心会越来越重要，到2007年，飞利浦全球的研发重心将转移至上海。” 飞利浦东亚研究实验室执行总裁范彦柏告诉记者。
　　同样的话题，类似的战略视角，同等级的投资力度，记者在对惠普、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微软、施耐德、英特尔等企业的采访中，“上海研发”的重要性得到了多次验证――在以上海为轴心的长三角地区，跨国公司“转移和扩建研发中心”已成大势。与此同时，联想、中兴、金蝶等众多本土企业也纷纷在沪建立研发中心，其中中兴通讯因为投入7.6亿元人民币建研发中心而受到关注。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中兴在上海的研发人员已近3000名。分析人士认为，5年～10年后，长三角将有望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大脑”。
　　与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同步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制造工厂迁出上海。而在周边的昆山、吴江、苏州、无锡、常州乃至浙江的一些城镇，IT大制造群落正在形成，集中了全国22%的制造业总量（按工业增加值计），再加上以南京为旗舰的“江苏沿江软件产业带”和杭州软件园，在绵延500公里的空间内，一个以上海为中心错位互补，“硬件与软件互动”，“研发、制造、服务互动”的产业珍珠链条已经成形。
　　
　　抢占中国市场“桥头堡”
　　
　　古人云“挟天子以令诸侯”。中国市场的日益壮大，已成为任何想在全球获胜的公司无法回避的话题，既然市场在中国，制造、研发乃至服务自然也要向中国靠。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集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为一体，又地处长三角源头，其地缘优势、人才优势和经济辐射力优势之明显不言自明，自然也就成了跨国公司抢滩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惠普把很多研发放到了中国和印度。相比较，研发实验室在中国的成长更快一些。一年半以前惠普中国实验室只有十几人，现在有200多人，2006年还会有更大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研发中心更靠近市场，不仅仅做研发，还将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听取客户的反馈。”惠普中国实验室总监苏俊说。
　　美国道康宁公司在上海松江设立了其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该公司市场总监布鲁哈德告诉记者：“这样可以缩短工厂和市场的距离，为长三角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据说道康宁图谋“中国市场N0.1位置”已久，为此已将香港的亚太总部迁往上海，并在江苏张家港投资兴建了一个产量排名全球前3的有机硅生产基地。
　　像道康宁这样因看好中国市场而在中国投资建厂和建立研发中心，进而又把亚太总部迁往上海，或把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升格为亚太总部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截止2005年12月，仅落户上海浦东区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就达64家，总部和研发中心的“聚集效应”折射出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战略升级。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炜形容这“是一个从壮大四肢（建立工厂）到健全头脑（建立总部与研发中心）的过程”。由此，上海之于中国经济的“枢纽功能”将进一步强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将更加密集，跨国公司在上海创建研发中心的高潮还在后头。
　　
　　和班加罗尔有一拼？
　　
　　上海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崛起已引起关注，台湾省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副局长颜宗明表示，“在争夺研发资金方面，上海市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对手”。而最警觉的当属印度。据说印度政府“正做出种种努力以捍卫其‘世界实验室’的地位”。由辛格总理亲自提议，2005年末印度政府举办了一场题为“印度研发――未来的世界知识中心”的国际研讨会，旨在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中心放在印度。
　　早几年曾有“中印软件恐怖对视”之说，如今“恐怖对视”仍在继续，不同的是增添了“比拼世界实验室”这一新内容，如此来看，上海与班加罗尔之间，一搏在所难免。
　　和班加罗尔相比，上海作为“世界实验室”的条件喜忧参半。
　　优势 尽管班加罗尔在吸引软件投资和发展世界实验室方面是上海的“前辈”，但受印度整体环境影响，班加罗尔在基础设施和市场容量方面远没有上海好。笔者一年前曾去过印度，在到过的德里、孟买、海德拉巴、斋浦尔、阿拉哥、班加罗尔等6个城市中，班加罗尔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但贫民窟和街头乞丐仍然相当之多，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取缔的摇摇晃晃的机动三轮车在那里还是运输的主力阵容，与式样单调的汽车、摩托车混在一起，刺耳的喇叭乱作一团，毫无现代文明城市特征。“印度没有高速公路，大部分电器靠进口，价格昂贵……最叫人头疼的是经常停电。”华为公司印度分公司的陈明向记者诉苦说，而印度导游对印度的评价也类似：“要比中国落后20年。”
　　在IT的市场容量上，印度更是远低于中国。印度通信与信息产业部秘书长Agrawala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IT应用投入上，印度更是远不如中国：中国每年人均8美元，而印度两美元不到，再加上人口之差，中国的IT市场比印度整体高出5倍多。
　　劣势 上海的短板也相当明显。第一是人才储备，特别是在英语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方面，虽然国内的年轻人英语水平普遍达到甚至超过四、六级，但多数人还难以达到“无障碍沟通”水平。而沟通，尤其是软件开发沟通以及其他文化层面，印度的英语母语优势还比较明显――由于历史上和欧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的IT人才在语言和文化上要比中国水平高。
　　同时，软件人员的成熟度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工程师很努力，但是一般都是面广而不深。管理上的差距尤其明显，中国软件工程师的个人能力可能不比印度人差，但是大家合起来要解决一个系统问题，印度比我们强。”某中国软件业管理官员告诉记者。
　　法律完备和知识产权上也存有差距。从国际化的角度审视，“对于软件业而言，政策、产业、管理及法律环境和成本一样至关重要”，中国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备法规，这让很多投资者有顾虑。“国外的同行，一提到要在中国做软件，就会问及知识产权问题，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保护力度还是不够。”惠普中国实验室总监苏俊告诉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