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你的决定 [“这十分钟决定了我的生命”]

　　当我们得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川越敏孝是《毛泽东选集》（日文版）和《邓小平选集》（日文版）的主要翻译和校定者时，我们决定去采访这位来华近四十年，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日本专家。
　　按照常理，当一个人倍受尊敬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要谈到自己一生中得意的几件事。但川越却不是这样。见面后，他就真诚地向我们袒露了他的一生。“提起为什么到中国来，我首先要讲明一点，我既不同于白求恩和柯棣华，也不同于马海德和爱泼斯坦。我是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驱使，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名小卒被送到中国来的。”接着，他讲了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
　　一纸“红帖”和遣返列车
　　1943年，川越以优异的成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大藏省（财政部）工作。当时，日本青年在兵役面前，无一能逃脱。尽管他拒绝象其他同学那样主动申请进入军队当军需军官，但半年后，他还是接到了一纸“红帖”，作为一名小兵被送往朝鲜。由于他继续拒绝接受干部候补生的考试，又被送往哈尔滨的俄语教育队，学当翻译。
　　当他即将从这所学校毕业时，战争结束了。川越说：“我虽幸免于成为直接的战争罪人，但仍无可争辩地当过日本侵略军的一员。这是我历史上的污点。”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先在苏联红军的收容所呆了半年，随后，又被送交到长白山下八路军的卫生部队。1946年夏天，他得知遣返战俘的火车开到东北。人都是想家的。他征得了卫生部队负责人的许可，赶往遣返车站。不料，他赶到时，火车在四小时前就开走了。他拔脚向下站追去，但赶到下一站时，火车又在两个小时前开动了。他来不及犹豫，继续追赶，当追到延吉车站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十分钟之前，火车已经过境了。人们在困境中的有些选择是不情愿的。川越承认这一点。但他接着说：“这十分钟决定了我的命运。后来，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转折。”
　　“我是怎样从战俘变成同志的呢？”川越接着给我们讲了他在八路军中的一些往事：
　　三军比较和三十个鸡蛋
　　从延吉，他转道去哈尔滨，当他路过牡丹江时，看到那里聚集着许多日本人，他们原是日本陆军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现已在八路军的医院里工作。川越决定参加他们的行列。他不懂医术，只好干些劈柴、烧水的杂活。
　　开始他并不安心，他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同窗学友可能已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的时候，便会不知不觉在炉火前发呆。川越喜欢独立思考。他说：“劈柴烧水，日复一日，看上去是单调的，却使我得以观察，八路军与日本军队和苏联红军有哪些不同。”
　　他说：“日本侵略军不仅对中国人惨无人道，对自己的士兵也是残酷无情的。战争中，马匹死了，出高价也很难得到补充；但是士兵死了，只消一张三分钱的邮票，便会重新得到一名可怜的炮灰。苏军虽然不象日军那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但同八路军比较也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八路军尽管穿着缀满补钉的旧军装，但亲切的笑脸，毫不给人蛮横之感，从不索要战俘的私人物品，更没有人动日本妇女一个指头。”
　　川越善于思考，观察是细致的。他说“日本军队的兵营总是围墙高筑；苏联红军的收容所也往往是铁丝网重重包围；而我们到八路军之后；营房周围却毫无设防。最使我们吃惊的是八路军战士和战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活时常常是他们挑起最重的担子。八路军的干部总是这样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而日本人民是我们的兄弟。这些被八路军的官兵们的日常行动早已证实了的道理，我们是不难接受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八路军的战俘变成八路军的同志时，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日本人，都开始全神贯注地工作了。”
　　川越接着说：“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们的医院不断有重伤员送来。每当战士们需要输血的时候，我们这些日本人总会主动前来献血。我也曾献过几次血。每次献血后，都可以得到30个鸡蛋的补养。我总是这样，自己吃掉五个，把剩下的交给炊事班，请他们给伤员去滋补。炊事班收到鸡蛋后，总是折价再给我25个鸡蛋的钱。我并不推辞，拿到钱我便到书店购买图书。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我就是那时读到的。”讲到这里，川越同志深情地说：献血这件事本不值得追述，但我常常想，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
　　1949年春，川越由解放军的卫生部门调到教育部门，开始俄文书籍的翻译。不久，他和过去在同一医院做护士的河野八重子结了婚。同战争年代的苦日子相比，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在那个年月，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诞生为日本人民的前途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然而，那以后他的生活却有些曲折。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从事新的工作。恰好此时，第二次遣返船赴日，当时留在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都回国了。川越告诉我们：“那时我并不是不想回去。祖国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身患重病的父母也频繁地打来电报，催我回去。一想到无依无靠的父母，心里阵阵绞痛。但是后来我打定了主意，父母确实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不知有几亿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作为一个没有能够制止住这场战争的日本人，我应该做些什么？此刻，我应该留在中国，为日中友好铺路搭桥。不久，我接到父母病逝的讣告，我便愈发坚定了这一信念。”
　　五六十年代，川越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翻译工作。这期间，他和我们一样既经历了蒸蒸日上的时期，也赶上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最使他感到苦闷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世界与中国的历史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他坦率地对我们说：“我在解放军的大学校里，最先认识的就是团结的重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争论和分裂，使我面临着种种考验。‘**’开始时，我还是支持的，但后来使我看到的是，运动非但没有给敌人造成混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大乱。我感到自己也无法紧跟了，于是下决心离开中国。”那以后不久，他曾寄与最大希望的17岁的长子在学工劳动中因工伤死去了。
　　1970年夏，川越偕同妻女，从上海登船踏上回国的旅途。迎着台风狂舞的太平洋，他们捧着儿子的骨灰启程了。
　　他含情注视着这个“实验中心”
　　川越回国后，谢绝了他的老同学为他谋取高薪的职位，仍从事日中友好的工作。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5年，他接到北京发来的邀请电。他毫不犹豫地第二次来到中国。到了北京，他才知道等着他的是毛选五卷的翻译工作。
　　尽管那时中国历史还没有翻开新的一页，但他知道出版《毛泽东选集》对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种种疑惑能在毛泽东思想里求得答案。为此，他倾注了全身心的力量。
　　他来北京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了，又过了两年，三中全会召开了。新的历史性的变化给他带来莫大的鼓舞，也使他产生更深刻的思考。
　　经过四十年的观察，川越认为，一个古老的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成为担负着历史性课题的世界性实验中心。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以全党的命运为代价，进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曾是一次成功的伟大实验。它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课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以无限的希望。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以惨痛失败告终的实验。中国共产党为这次实验而伤痕累累，但它却告诉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决不可重蹈它的覆辙。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全力以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解决的、具有更广泛世界历史意义的课题。在这空前宏伟的实验中，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担心，不过正因为担心，我才更要留在中国。我要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圆满地完成这次历史性的实验。”
　　在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六十三岁的川越握着我们的手说：“三十八年前，我未能赶上长白山脚下的遣返列车，为此我曾几度后悔不迭。但细细想来，这却使我得以在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宏伟的实验中心，亲眼观察它的进程。我必须庆幸自己这得天独厚的幸运。” （题图：李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