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中日间谍战|抗战中日间谍战

　　“西安事变”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首要目标，抗战己成为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的头等大事，这个黄埔系中一贯主战的少壮派军人，便把他的工作重点转向加强对日本的情报搜集和斗争行动的方面来。1937年，在他亲自领导下，军统与日本间谍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斗智斗勇、高水平的大较量。
　　1887年，日本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后来又易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其实，这是一个打着“贸易研究”、“学院”旗号的日本间谍在华的大本营。它一贯从事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活动。抗战前，它由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担任领导人，专司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人物中物色对象以收买其为汉奸，它的活动范围遍及全中国。
　　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章乃器先生便向戴笠推荐了他的两个得意门生程克祥和彭寿，建议让他们参与戴笠领导的对日反间谍的斗争。对章乃器推荐来的这两个索不相识的人，戴笠自然怀有戒心，他向来极为精明、谨慎，自然不会对其委以重任，于是便派他的部下，他最为信任的得力助手文强去章的寓所与程克祥和彭寿见面，洽谈并进行考察。
　　双方见面后，程、彭二人表示：他们都是同文书院的雇员，值此国家蒙难之秋，他们愿意利用他们与同文书院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的日本海军俱乐部去，搜集日方情报以报效国家。他们并提出建议和要求：可成立一个“文友社”的组织为掩护，以他二人分别任社长和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个人以展开活动；需三层楼房一幢为社址，需活动经费法币一万元，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文强回来便将情况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戴笠认为：“只恐章乃器先生上当也！”(这一判断很准确：程、彭二人果然是“双面间谍”，他们一方面出于爱国热忱愿为国家效劳；只一方面也想借此了解些中方抗战活动的情况提供给同文书院，从中捞些油水)，但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后，戴笠便拍板决策：“也只能将计就计了，反正在租界上谅他们也跳不出我的手掌心。”于是便批准了程克祥和彭寿提出的条件，并责令文强：当夜要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弄出来以便上报备案；三日内要把“文友社”这一反间谍网建立起来并立即展开活动。随后经其深思熟虑，戴笠又设计好了一整套周密的计划，一步步实施以达其预定的目标……
　　戴笠一是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王树人去“文友社”担任看门人和收发工作，而实际上他却是“文友社”这座反间谍机关的特工总负责人。王系跛脚，到了“文友社”后便处处装出一副奴才相，昏昏痛庸，低声下气，笑骂由人，不但程克祥、彭寿一直都把他当作下人看待从未引起过丝毫怀疑，就连戴笠派进“文友社”的所有特工人员也没识破这个跛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王树人维妙维肖地扮演着他的“看门人兼收发员”的角色，他平时却以不直接接触的方式，对手下的特工人员不断进行联络，下达各种指示，神秘而有条不絮、卓有成效地领导着他的部下。二是戴笠又让文强去通知程克祥、彭寿：聘用记者必须采用考试招聘，从应聘者中择优录用，不能通过私人介绍录用。同时，戴笠又派遣手下的安占江、吴忆梅两位女特工前去应考，安、吴二人不仅年青貌美，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在中央警校受过特殊培训，善绘画、懂照相、会擒拿打斗、骑马打枪驾车射箭样样皆精，系全能高级特工。她们按照戴笠面授的机宜行事：去应考时不能锋芒太露以免露出马脚，但也不能装得太笨拙反不被录用，须掌握“适度”为佳。二人都能说会道，去应考后果然被择优录用，顺利打入了“文友社”成为记者，戴笠布下的这两个“暗椿”，却未引起程克祥、彭寿和日方间谍的任何怀疑。
　　程克祥介绍了一名日本间谍进“文友社”来当记者，戴笠就指示文强向程提出：必须通过考试，审查资历，以便确定工资。这一招迫使这个日本间谍知难而退，主动提出自已可以不计报酬，这无形中也等于是自我暴露。戴笠权衡利弊得失后指示文强：可以作出让步让他进“文友社”来，若坚决拒绝便会打草惊蛇，而佯装不知让他进来可暗中密切注视其动向则为上策，尚可从他身上窥测到一些“内情”也！程克祥还引荐进来一个日本间谍充当社里的司机，此人十分狡诈，圆滑老练，很难对付。于是，安占江、吴忆梅便在社里的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如何如何不好，要大家齐心合力来对付他，这一招果然见效，日方作贱心虚，以为是这个司机已经暴露了身份，便下令让他以自动辞职为名，把他调走了。于是，戴笠趁机指示文强，通过巧妙的社会关系，把高级特工阿毛介绍去应聘当了社里的司机。阿毛打入“文友社”后，与王树人可谓珠联壁合，配合得很好，当然，他也连做梦都没想到过，这个天天与其见面的“王跛子”，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同时，戴笠、文强又不断通过章乃器、胡子婴这对爱国夫妇，不断对程克祥、彭寿施加影响，而抗战机密则对其守口如瓶。时间长了，再加上当时正处于全国抗战高潮时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程、彭二人不能不受到这种时代大潮的冲击，也就逐渐向截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形成一边倒。于是，“文友社”最终也就成了个不文不友、不折不扣的反间谍机关，为对日间谍战的获胜提供了可靠保障。而安占江、吴忆梅二人，便以“文友社”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不断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大搞活动，广为结交日本各方人士，她们不但将日本间谍的行踪，日谍在各租界及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及关系人等大量情报搜集到手，详细向戴笠汇报，后又按照戴笠的指示行事：伺机结识了同文书院中伪装“教授”的日本上尉间谍福田信一，并以色相把他秘密引诱出来到舞厅跳舞，把他用酒灌醉后秘密**到南京警察所关押起来，从他嘴里掏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福田信一的“失踪”，同文书院的头头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始终没弄明白真相。
　　第一轮中、日间谍战，中方大获全胜。紧接着，在戴笠和日本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又展开了第二轮更为惊心动魄的暗中大较量。
　　淞沪之战，日本为了摧毁中国持久抗战的信心，志在必得，不惜投入任何血本，而上海系中国经济中心，举足轻重，关系重大，故中国政府也投入了70万精锐之师，志在必保，双方激战异常惨烈，被称为“血肉磨坊”。从战争爆发到九月底，战事呈胶着状态。这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出面，依据1922年由英、美、法、日、中……等九国签订的《九国公约》，请其它《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侵略中国之举，使日方一时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日军统帅部便急调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赴上海来主持日方在上海的特工活动。南本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外表忠厚老实，朴实无华，而实则极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能应付各种险恶局面，乃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在华北、东北、内蒙等地，多次破获戴笠布下的特工组织，逮捕和处死中国特工人员数百人，因之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呼之为“毒蛇”，过去曾屡次设计欲将其在华北干掉，均未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