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品评标准辨析】 中国古代绘画品评标准

　　【摘要】本文考察了历史上绘画品评标准从侧重绘画社会价值发展到侧重绘画本身艺术价值的过程，结合当今对绘画品评标准的各种讨论进行论述，认为宇宙大秩序、自然天地之大道，乃至内圣境界是我们从人类集体利益出发而应当遵循的评判事物的标准，绘画艺术的法则也不例外。
　　【关键词】绘画；品评标准；道
　　【中图分类号】J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129-6
　　现存最早的画品著作——《古画品录》中谢赫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四库全书提要》也说《古画品录》“是书等差画家优劣……以次品第……”。可见，绘画品评，直白说来就是分清画的“好”与“坏”，再进一步说，就是品味“好”中有哪些种类的“好”，“坏”中有哪些种类的“坏”——分清楚画的“好”和“坏”是绘画品评的目的，以此才能形成对画的正见，促进画学的进步(虽然这样解释显得有些苟简，但就当前的研究状况来说，恰恰这样一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衡量“好”还是“坏”的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内容通过考察历史上的绘画品评标准，阐明文人画的内圣境界所蕴含的品评尺度，并分析今人关于绘画品评标准的论述。
　　一、历史上的绘画品评标准
　　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主流思潮和审美趣味，这导致绘画品评有了不同的侧重点，从而使绘画品评标准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本文根据绘画功能的演变，以魏晋作为过渡时期，将其前、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为侧重绘画社会价值的时期和侧重绘画艺术价值的时期。
　　(一)侧重绘画社会价值的时期
　　上古时期的绘画由于载体物质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仅是保存在遗留下来的岩石、玉石、甲骨、陶器及礼器、墓葬器物、画像砖等上面的绘画，从这些来看，绘画是以其实用的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固然我们不排除当时也有专门用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绘画作品，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也是事实。巫鸿著作《礼仪中的美术》中《汉明、魏文的礼制改革与汉代画像艺术之盛衰》—文认为，魏晋以前的绘画经历了“装饰性的上古礼器艺术”、“表现性的中古画像艺术”及“魏晋时期说理叙事的卷轴画”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由注重绘画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逐渐转变为注重绘画自身的艺术价值。本文认为，魏晋作为中国艺术观念全面自觉的时期，正是由注重绘画的社会价值向注重绘画自身艺术价值的过渡阶段。就魏晋以前而言，人们品评绘画是从绘画对社会的功能与价值出发的，现存最早的涉及到绘画社会功能的文字材料是《左传·宣公三年》中的记载：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百物而为之备，贡金九牧，铸造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另外，孔子曾经以“绘事后素”来说明“仁”与“礼”之关系。《论语·八佾》说：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绘事后素”，朱熹注曰：
　　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为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以加文饰。
　　按照王玉哲先生的解释，孔子所谓“礼后”就是“礼”后于“仁”——“一个人必须首先具备美的道德品质(仁)，然后再学‘礼’，于是一个完美的‘仁人’才能形成。犹如女子必先有巧笑美目，再加以淡妆或浓抹，才成美人。”由此亦可见绘画作为实用的“增补”的意义。还有“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等都是强调绘画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作用。三国时期魏的曹植对绘画的作用也有论述：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
　　陆机也认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孔子曾经极力推崇“诗”，认为学“诗”可以事君、事父、办外交，并且尤其推崇《雅》、《颂》两部分，陆机这里将绘画的作用等同于《雅》、《颂》“经学”的意义，当时对绘画社会功用的强调可见一斑。后来出现的绘画品评专著中对于绘画自身艺术价值的强调程度不断增加，但也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的功能是“明劝诫，著升沉”，宗炳、王微承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理论，提出山水画有“畅神”的作用关。唐朝张彦远认为绘画足以“成教化，助人伦”；后来有神、妙、能、逸等画品等级，但这些与绘画最初作为装饰、发挥社会功用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侧重绘画社会价值的时期里，绘画首先被用来作为一种知识图典，通过对物象形体的描绘，使事物之形象成为人们的知识，使制度与仪规得以以画面形式保存，因此形体准确是当时重要的审美要求。直到魏晋时期的绘画审美仍将形体准确这一要求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谢赫《古画品录》中，虽然首先强调的是绘画否能“穷理尽性，事绝言象”，是否足具“气韵神力”、“风范气候”这类“形”以外的“神”。但从全篇品评用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尚不能接受绘画中对不准确形体的审美，比如对顾骏之“精微谨细”、顾恺之“格体精微”、刘绍祖“善于传写”等的褒扬之意，再如对宗炳不求形似的贬抑，所谓“含毫命素，必有损益。迹非准的，意足师放”——尽管气韵充盈，但“迹非准的”，以至于将宗炳列为第六品，远在“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的顾恺之之下。另外，《续画品》中对能准确地写貌人物等也给与肯定和赞美。一般说来，审美趣味深受着时代思想的影响。典型的如上古时期礼器中各类纹饰图案，钟鼎彝尊上各种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理性的思考，周密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秩序，是体道至深的思想的呈现。在魏晋时期，“世人去道不远”；整个社会风气仍以追求合乎礼与道的秩序感为尚。西方文艺理论中也有类似这样的观点——形体结构合理才富有张力，结构合理的才张扬，这里所说结构与张力的关系，用我们的话语来表述j恰恰是形与神的关系，是对形体准确及秩序合理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