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计生政策曲折演变:最新计生政策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沒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毛泽东接下来这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详：“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光荣妈妈”带来生育高峰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经历过建国初期的许多老人应该对“光荣妈妈”还有印象，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历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中国将“老大哥”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当时的宣传画上有一位丰腴慈爱的母亲形象，被一群孩子簇拥着，母亲神采飞扬，笑容洋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对家庭来说，人口多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为多分多拿的砝码。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当时堕胎被认为是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毒素而受到批判。1952年，中央政府在批复卫生部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中规定，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处。一些妇女别无他法，只得自己解决问题。新华社上海分社曾发过一条消息说，不少女工怀孕后，为了流产而吃奎宁，喝砂药水，喝烧酒，乱轧电车，搬重物。有的多子女的农村妇女怀孕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又羞于启齿询问，就故意干重活、挑水、扬场。这些方法往往不奏效，有人因此丧命。
　　中央政府最初对全国人口总量也沒有摸清楚。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章中几次提到：“我们的极好的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他所引用的数字实际是国民政府1947年公布的统计结果。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此前从来沒有进行过精确的人口统计。“四万万”在许多人头脑中成为中国人口总数的代名词。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这一普查结果使得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明朗化，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往往会想到马寅初。实际上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比马寅初还要早几年。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早在1921年，他担任《民国日报》主编时，就积极提倡计划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宣传。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邵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而最早见诸报端的节育宣传也与他有关，《人民日报》1954年9月18日登载邵力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不过邵力子也犯过一个错误，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文章中，建议服用蝌蚪避孕。这个方法来自他曾看过的中医偏方，当时不少妇女听闻，纷纷去捉蝌蚪吞食。这个并不科学的避孕方法一度招来不少批评，可见当时人们缺乏避孕的常识和有效手段。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五十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会上，竺可桢也表示赞同：“国家对于人口应有个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