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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当代书法最根本的缺失_中国书法艺术之美论文

发布时间:2019-06-28 04:03:04 影响了:

  马啸,1962年生于浙江湖州,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国家画院教学培训中心副主任。出版有《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沙孟海书法艺术解析》、《中国书法理论批评史》(合著)、《民间书法》、《性灵映象》、《远去的传统》等。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书法(乃至整个中国的艺术)再也无法让我激动,反而越来越让我感到失望。
  之所以失望,是我感觉到当下的中国书法(乃至整个艺术)远离了它的本质,书法家们也越来越不像书法家了。21世纪之后,我们无论对书法的认识还是创作技法都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比较值得欣慰的。但对于书法的本质、功能以及目的等等问题的认识,反而明显倒退了。80年代前后,我们对书法都还有一种真诚感,而当下人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真诚感。换一个角度说,当代书法缺少了根本性的精神内涵、终极性的文化关怀。
  
  二
  当代书法可能缺失许多东西,如技法、文化、内涵等等,但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缺失是操守。在中国古代,书法是一门极其纯粹的艺术,它高雅得有几分神秘色彩,是所有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神圣意味的艺术,它容不得世俗之气沾染,更与“利益”二字格格不入。所以,古人才会说:“书,一艺耳,然非高人胜士,胸中有数百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不能造妙入微。”(金人赵秉文语,引自杨慎《墨池琐录》)然而在今天,情况正相反,书法是与利益靠得最近,也最容易靠近、也最喜爱沾染世俗之气的艺术之一。说得绝对些,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纯粹但仍戴着“高雅艺术”桂冠的文化存在!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操守的缺失。
  关于“操守”,《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平素的品行志节;执持善行,固守志节。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对于人的基本要求。那时,被称为“书家”的那类人被视作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性人物,对于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更高,他们无论为人还是从艺,唯恐沾染世俗气息,即使迫于生计,将写字作为谋生手段也为人们所不齿。所以,在过去,有许多一流的高手要放弃功名利禄,隐退、遁世,隐居于乡野、山林……
  但在今天,写字的人(当然其他从艺者也是如此)唯恐接触不到社会,唯恐不与政治、经济发生更多、更深的关联。这中间,艺术与学术所发挥的作用已少得可怜。当代是一个不谦虚或不需要谦虚的时代,当下的中国书坛已成完全的名利场!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协会的换届“选举”就可一目了然。此时那些高贵的“艺术家”像个完全的商人,使尽各种招数,只为换取一个头衔。
  艺术,原本是一个精神的空间,但当它被权力与金钱挤占后,学术与文化只有退场,甚至逃亡。而书法,在当今中国,恰恰是被权力与金钱挤占得最厉害的一个领域。
  
  三
  历史上什么人可以称为书家?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无一例外是精神贵族,冷逸、清高、纯粹。他们一生的努力,就是用手中的毛笔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简约、纯净,与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相隔离。
  以前,我们对所谓“精神贵族”皆作妖魔化解释,认为这些人都是属于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应该批判。结果批来批去,我们变得充分地现实了,于是那种本需要充足的“精神”去完成的作业,在我们这里十分地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手中、心中只有“物质”了。在旧时,书法家的创作是很轻松地在书斋里以一种休闲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游于艺”。但是这些人的的确确对中国书法、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本质有着很深的认识和体悟。观照一部书法史,就能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基本上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史,因为文人士大夫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一种精神。
  遗憾的是,书法的意义在当今已经整体地丧失了。中国古代的书法家是精神贵族,他们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层面的高度,他们是站在道德、精神雄峰绝岭上的精神贵族。在古代,这样的道德要求可能不会对一个画家提出来,但是对一个书家是绝对要有这种要求的。为什么?因为那时人们更多的时候是从生活或工作的角度看待一个画家,视他们为职业技术人员(画工、匠人、画师)。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实际的需要(有时审美活动也是一种实际需要),但书法家则不同,自汉代以后,他们不再因实际的需要而产生,而是精神需要的产物。尽管书法家的作品也有着实用与美观的现实需求,但他们的存在决不是仅仅为了将字写得好看或向世间呈现一种“好看”的字,而恰恰是通过这些“好看”(或“不好看”)的字向人们传达一种精神、标榜一种品格,这便是他们所说的“言志”或“弘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者,首先便丧失了做一个书法家的前提条件。在唐代或者在宋代以前,对画画的人基本上不做这么高的道德要求,因为他们作画就是用来养家糊口、谋取利益的;再比如说敦煌写经的那些人,写得那么好,但是我们研究的时候也不需要对他们做这样一个道德要求,但是作为纯粹的书法家就不一样了。赵孟頫、董其昌是两个极其伟大的书法家,但为什么书法史常常会站在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评述他们?因为在古人看来,作书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书法引导、标举着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精神风气,所以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人格完善、道德健全者。从这个角度讲,在古代,称一个人是“书家”,是一桩很严重、很严肃的事,他不仅仅要字写得好(当然要写得好!),更要人做得好,是一个绝对的精神贵族!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过去,人们天天在写字,但却没有多少人被称作“书家”。
  而在当今,书法或绘画对于人们来讲,首先是一个生存、发展的手段。的确,现在的许多人将这个手段运用得非常得心应手,他们成了富翁、贵族,无论生活或创作都具备令人称羡的物质条件,堪称奢华,唯独不具备的是精神—他们是物质的贵族,却是精神的贱民。
  
  四
  中国艺术的终极追求,还是需要中国文化精神来支撑的。当代书法操守的缺失,是当代人文化精神坍塌的一种表现,我把它称为中国书法里最核心部分的塌陷,是完全地塌陷。当代书法操守的缺失,从实践角度来讲,是笔墨操控的缺失,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有些书法家的笔墨也就毋须操控了。道理很简单,他的地位高、影响大、钱也来得快,于是他便不会再对自己的创作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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