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闻【我的台湾婶婶】

　　朋友告诉我，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有一千二百万辆机车。朋友说，机车就是你们大陆人所说的摩托车，儿子或者女儿考上大学，做父母的就要买上一辆机车，给孩子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叔叔过去上班的时候，就是经常开着这样的机车，那是公家配的，等从警局退职回来，机车也不骑了，改骑自行车。如今七十挂零的他，什么车也不开，最擅长的是走路。他抱怨说：“退休之前，还不太时兴开小汽车，要不然，那时候一定要学个驾照什么的。”
　　我叔叔家的婶婶偏不是这样，快六十岁的时候，竟然学会了开汽车。
　　只上过三年半国小的婶婶，考驾照时不会写“火栓”的“栓”字，就比着葫芦画瓢，画了个“栓”的模样。还有一个“缴费”的“费”字不会写，居然想起了叔叔单位上有一个姓“费”的同事，于是就把他的姓描了下来。不想，竟然几种考试都是一次通过。
　　领取驾照那天，婶婶有事要办，让儿子前去。孩子怎么也不相信，老妈就凭着半文盲的学历，却顺顺利利拿了驾照。
　　于是，我的婶婶就有了驾车的可能。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朋友说，有六百万辆私家小轿车，我婶婶就成了其中一位开车的人。
　　冬季的那个晚上，我千里迢迢从大陆的北方赶到台北苗栗市叔叔的家中，婶婶就是自己驾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正门一直开到家里临街一面的大厅中，开到我所坐的沙发前面。
　　那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11点。
　　从台北出发是下午5点35分，叔叔专门去台北接我，火车晚了两分钟，到苗栗站的时间已经是７点09分。叔叔家的第三代人五个孩子，整整齐齐地跟着叔叔家的第二代人迎在车站门口。虽然是步行10分钟的路程，叔叔的小儿子还是开了个面包车接上我们，然后到苗栗街上一个山东老店吃饭。
　　饭后回家，正说话间，一个孩子把他的手机递到我的耳边：是婶婶！她在电话中向我抱歉，说是那边的事情没完，只能10点钟以后才往家赶。
　　11点钟，门厅里的拉闸门大开，我婶婶把汽车一直开到了家里的客厅边上，然后，63岁的她轻盈地从车上跳下来。叔叔过去闭了车灯，儿子上前熄了机器，孩子们接过奶奶手中的行李，让婶婶腾出身来向我嘘寒问暖。
　　天这么晚了，在苗栗乡下，一个人赶回来不害怕？婶婶没回来之前，我问过叔叔。叔说，“不要紧，她开着车反倒很安全。”
　　此刻，我又向开车人重复我的担心。婶婶笑了笑，“傻侄子，你知道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妈，熬夜去干什么事情了？去跟人家办丧事做道场了，为死人送行，和冥间的神鬼打交道都不怕，还能怕人间的恶魔！”
　　“今晚送走的是一个好人，娶了一个妇人，带着六个孩子，他为全家置了两栋楼房还有家业，累病的。”婶婶说。
　　婶婶摸黑搭夜就是去帮人做这样的活计！
　　婶婶说，“也是熟人的托付，不好推辞。”
　　叔叔说，“哪里要什么推辞，那是你婶婶在挣钱养家。”
　　婶婶说，“还因为他是外省人。”
　　婶婶在工厂上班时就打过双份工、三份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大三个儿女。退休之后，又打工养大五个孙男弟女。
　　有一天，雇婶婶在医院当看护的主人说，他们家没钱了，雇不起人了，下午就让婶婶回家去。到了下午，本来婶婶就要离开了，那家打电话来说，又找到钱了，要婶婶不要走，继续看护。入夜，一个是躺在病床上边，73岁，气息奄奄的老人，一个是躺在病床旁边的地板上，日夜担当女看护的我的婶婶。
　　老人瘫痪在床，屎尿全是婶婶一个人打理。为了怕夜间睡着了，老人有个动静不知道，婶婶便用一根布绳把自己和老人的胳膊连在一起，老人一有响动，婶婶就马上爬起来伺候。
　　夜里十点多钟，老人还在和婶婶说话。
　　凌晨一点，老人没有动静，两点钟还没动静，婶婶实在是太累了，也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早上五点多钟，隔壁的陪护跟婶婶说话，你们的病人咋没动静。婶婶爬起来看了看，老人眯缝着眼，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就让他再睡会儿。可又一想不对呀，不会一夜没有排尿啊，就去摇了摇老人的手臂。谁知，老人早已过世了。
　　这就是我的婶婶，这就是我的那位深更半夜从道场中匆匆忙忙地开着汽车赶回家来，途中放大音响不断为自己壮胆的婶婶，为什么不害怕的原因。其实，也正是从到婶婶家的三五个小时之间，我才真正悟出了另外的道理，那就是台湾为什么这么富庶，婶婶和叔叔一家为什么能够成为小康之家，晚辈三个加五个为什么能齐刷刷地长大。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晚间在饭店用餐时，那个最小的小子一直在爷爷的座位旁站立，许久许久不去坐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等去洗手间方便的爷爷回到餐桌边，照护爷爷坐好，才能自己坐下的。他知道爷爷、奶奶的不容易。
　　我还听见婶婶告诉我，那个上高二的最大的男孩子，总是自己打点自己的早餐，不让大人操一点心。那个已经上班的孙女，再晚也要陪爷爷、奶奶唠完嗑，等老人洗漱完毕，再去说自己睡觉的事。
　　从台北的访问地点前往台北火车站赶车的时候，我已经答应过叔叔要搭捷运，我们叫地铁、城铁，叔叔不止一次地问过价钱，只要台币20元就可以。结果，我出发的时候，同行的一位旅伴也要回到火车站旁边的旅馆去，他有三重理由改变我的主意。
　　他身上没带一分钱，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付费；他是大陆上一家在纽约、多伦多和台湾都有分公司的网站老板，这表明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不可能挤公共交通；他和我都从受访单位接受了一大包又一大包赠送的图书和刊物，负重而无法涉远。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叫了一辆出租，毫不犹豫地拿出中午用1000元人民币刚换下的3800元新台币中的140元付了车费。
　　在火车站与接我的叔叔会合，问起怎么过来的，叔叔很认真地对我说，不是说好乘捷运吗，怎么又打出租来了。
　　婶婶关心的是我和叔叔怎么从台北来到苗栗。当听说我们坐的是豪华快速的“自强号”时，不无感慨地说，你给你叔开了个戒，台北到苗栗，苗栗到台北，这几十年来，他从来没坐过比普通列车价格贵了一点的“自强号”。
　　婶婶说，除非陪你回家，要不说啥他也不会坐这趟车。
　　“自强号”，256元；普通车，198元。叔叔是老人，台湾敬老优惠车价，“自强号”优惠价99元，一老一少两个人，一豪华一普通，总差价为89元，折合人民币40元整。
　　我忽然想起来，叔叔原来买的是下一个车次的普通车，换这一趟车票时，还专门从车站给我打了电话，征求意见。
　　可是，我到台湾的当天晚上，婶婶就派叔叔和女儿赶到我在台北落脚的旅店，给了我一个巨厚的信封，40000元台币之外，还有许多毛票和钢 儿，说是让我给家人买东西、乘公共汽车、捷运用；还有一个刚买下的手机，充足了钱，也充满了电，说是让我和家里联系；还有全台湾最贵的水果莲雾，说是让我和团员们尝个新鲜……
　　我请假离队去苗栗前，台湾媒体界的同仁告诉我，一定要去苗栗，在那里你们刘家是大姓。其实，叔叔是孤身一人出海漂泊而来的，在这里并无其他同宗同族的亲戚。让我惊愕的是，在大陆的刘家，我们早没了按家谱的顺序辈分来为子女命名的习惯，而叔叔、婶婶的孩子的名字，则完全按照家谱排列下来，子辈一律取作“德”字，孙辈一律取作“鸿”字。据说，我母亲在世时珍藏的家谱，还是婶婶让第一次返回大陆的叔叔从台湾带回去的。
　　是根，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岛，只要坚忍不拔都能够扎下去的。既会讲普通话，又能说客家话的台湾本土人的婶婶，正是一种传统和美德的扎根人，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的延续。把一本无形的字典刻在心上，那上面写着节俭、勤劳、奉献、诚实……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这其中就有我的婶婶。她在台湾是一位最普通不过的妇女，她靠自己挣的钱走遍大陆的山山水水，也去过美国、日本、澳洲、欧洲、东南亚。
　　昨天，不，前天，她正在离住宅一里多路的菜园里忙碌，想让孙子过来帮助把鸡笼子抬回家去，不想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帮助料理丧事。她马上用电话改变了指示，让孙子送菜地一套深色的衣服，因为正在干活的她穿的是一件红色的绒衣，不方便去做那些黑色的事情。
　　于是，她开着车出了市区。直到昨天深夜11时，她才开车回到家中，见到一直在惦念着的我。
　　昨晚我们约好，今早５点半钟，一起上山去锻炼，我也好去看看她的菜园，可是，我今夜无眠，不，昨夜至今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