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预算法全文 [预算法修改，核心是逼出“廉价政府”等（8则）]

　　预算法修改，核心是逼出“廉价政府”　　时隔将近20年，预算法修改牵动人心。在地方各级财政收支矛盾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是否放开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表面上是一个立法问题，背后则是如何化解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难题。预算法修改除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发债之外，更核心的问题乃是打造甚至倒逼出一个“廉价政府”。做到这一点，必须确立严格权威高效的预算执行监督机制。由于民主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政府预算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地方人大的实际监督力度也远远小于所宣示的，预算执行失之于软、失之于松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此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规定意图良好，关键是能否纳入常态化的地方民主政治生活当中，能否得到严格的执行，能否在公共监督和民主理财的基础上确立预算执行的法治化路径。
　　作者：傅达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审计报告点名应该成为制度
　　审计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又点名了。审计报告为什么要点名？这无需多说，是天经地义。第一，从审计报告的定义看，不点名还能“报告”什么？那就叫“审计情况统计表”了。要把审计的问题报告清楚，就应该把审计出的所有问题全部作出报告，什么单位发生的什么问题，应该开列清单。第二，从审计的目的看，就是为了查出问题，监督整改。这里不仅是审计部门的事，也不仅是主管部门的事，更是全体纳税人的权利。在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审计监督应该加强，人民的知情权应该得到满足，审计点名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并且作为一项制度，不因官员个人喜好而变更。
　　作者：殷国安 来源：《法制日报》
　　“良知入法”步入立法万能的误区
　　湖南宁乡县法院院长表示，建设良序社会要靠良心保障，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众所周知，法律拥有强制力确保权威，故而通常意义上，“纳入法律”意味着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也有“倡导”的一面，许多抽象的理念式规定，不时出现在法律文本内。“良知”是否能以倡导性条文的方式入法，与倡导性条文本身该否存在，并不是什么重合的命题。但现实中，很多人恰以反对“倡导性法条”的逻辑，来批驳“良知入法”的提议。实际上，力证“良知入法”的种种不合理，本可遵循另外的思路，例如，“良知”作为最被认可的价值之一，不具备“倡导性规范”必须具备的稀缺、先锋等特质——通常意义上，只有“新”的道德，才需以立法的厚重方式，加以确认推广。众人皆知良知之贵之美，却不信之行之，自然也非立法倡导就可逆转。立法万能主义的狭隘，混杂了误判与错乱，最能衍生非议之论。
　　作者：然玉 来源：《华西都市报》
　　公权力“壮士断腕”比“强拆防盗网”更可怕
　　日前，四川省大英县开始全城强拆防盗网，相关负责人表示，拆除防盗网是经科学论证后做出的一项正确决策。对此，有人认为，假如一遇上点阻力，便知难而退，的确难成大事。相形之下，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都不惜迎难而上，这样的意志力倒是可圈可点。甚至有人提出，假如城市公共治理，不由见多识广的精英说了算，反而还要受眼光短浅的草根百姓的掣肘，将一事无成。这个时候，在公共治理与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府强势，似乎也就不无必要。
　　基于上述视点，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拆除防盗网”，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大叙事，其实并不能掩盖市民公众的民生需求与现实担忧。当公权力丝毫不屑于市民公众的民生之需，甚至视之为需要破除的“旧思想”和城市治理的阻力时，公共治理的真正阻力，恐怕并非来自别处，而恰恰来自公权力自身的野蛮与自大。
　　作者：吴江 来源：齐鲁网
　　理性看待公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公民表达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进步。对公权力机关的不信任，某种意义上正表明公民对法律的高度依赖感。这种对法律的信仰，是非常可贵的公民品质。
　　认同公民对公权力表达“不信任”，并非鼓励公民完全无视执法机关的存在，率性甚至任性而为。应该这样说，无论以什么形式表达出的对公权力的“不信任”，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是为了寻求平等对话而非恶意对抗。因此，公民的这种理性而克制的“不信任”，理应得到权力部门的理解和尊重。
　　但是一直以来，公权力部门似乎都不太能容忍公民的“不信任”，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样做的后果是，政府形象越来越糟糕，公民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事实上，和公民“不服从”一样，公民“不信任”对于社会进步和法治进程，从来都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公民“不信任”既是对公权力“越位”的有力纠偏，也是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就现实而言，公民表达“不信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明明“不信任”却不敢于去表达。
　　作者：吴龙贵 来源：红网
　　构建文明理性的议事规则
　　从观念的整齐划一走向意见的丰富多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然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交流交锋如果没有一定之规，让“预设立场”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社会共识的撕裂、隔阂对立的制造，甚至使观念交锋异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党同伐异”。而其对自由的危害，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
　　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今天，“差异”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丰富图景，“交流”也成为凝聚共识的必然路径。而如何学会与差异相处，遵守规则展开交流，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观念市场中“求同存异”，也决定着我们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来源：《人民日报》
　　“权力维稳”不能取代“权利维稳”
　　认识不到“权利维稳”的重要，一些官员就会走进“权力维稳”的认知误区。有些官员提到“维稳”时，就认为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某些人将“维稳”与“可以采取非法手段”联系起来。误读“稳定压倒一切”，错误地理解为就是“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法律”。在一个公众信仰和尊崇法治的社会，一个词语、一个举动，一旦与“违反法律”联系在一起，自然就会“人人喊打”。
　　社会治理的治道变革和华丽转身，绝不是要取消“维稳”，而是让“维稳”回到法治轨道上来，回到原初善的治理目标上来，回归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来源：《新京报》
　　治腐要刹住“跑”风
　　一位朋友说，现在但凡办事就需要“跑”，比如升迁、求职、上学、贷款、招标、打官司……不跑办不成事。一个“足”一个“包”构成一个“跑”字，“跑”不光要迈开步子，还要带上“包”，光有“足”没有“包”就不叫“跑”。
　　一个“跑”字，囊括了所有的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和权钱交易，也成了贪污腐败滋生的最大温床。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用公款请客送礼、跑项目，是为了地方发展和单位利益，只要能“跑”来项目和资金，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于是，一些人搭着“跑”的顺风车，利用公款大肆行贿，甚至将部分赃款装入自己腰包。
　　治理腐败首先应该狠刹“跑”风。而前提必须是官员以身作则，要有一套良好的监督检查机制和一个公开透明的办事环境，不然，“跑”依然会继续，贪腐依然会滋生。
　　作者：郭震海 来源：中国人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