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花雪月是什么意思 文本朴实　折射市井生活　风花雪月　体现时代情感

　　话本小说是民间口头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宋元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繁荣，城市文化随之兴起，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由是，反映着现实市井生活，渗透着市民思想意识，洋溢着市民文化色彩，迎合着市民审美趣味的话本小说盛行一时。
　　朦胧的人文精神
　　宋元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削弱，市民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市民文学，其撰写者“书会才人”、表演者“说话艺人”和接受者都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摒除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又不满于传统观念的禁锢，意识中还有着市民的享乐主义和农民的朴素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条条框框对于他们的约束相对薄弱，由此萌生出朦胧的人文主义精神。
　　他们肯定七情六欲，反对压抑人性。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小说讲述了村落女子蒋淑珍纵情纵欲，最终与情人双双惨死于丈夫刀下的血腥人生悲剧。小说看似不满女主人公的婚外偷情，却又以韩凭夫妻不屈强权，至情不渝，化为连理、鸳鸯的凄美故事作比，对大胆挑战传统礼俗观念的男女主人公的行为、遭遇满怀同情和赞许。
　　宋元话本小说不仅有爱情故事的缠绵悱恻，也有恩爱夫妻的悲欢离合、妓女命运的苦辣辛酸，在女性的“贞节观”上闪现了一丝动摇的火花。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卷三)中，写陈辛奔赴偏远的广东就任巡检，妻子与他情投意合，不忍他独自前往，与之随行。途中，妻子被号称“齐天大圣”的猢狲精劫掳，虽软硬兼施仍不肯顺从。三年后，陈辛历尽艰难救得妻子，恩爱夫妻终得团圆。篇中丝毫未提陈辛对失踪多年的妻子的怀疑和游移，这体现了市民在“情”和“礼”的观念冲突中，“情”战胜了“礼”，对传统观念标榜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开放的女性情感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社会意识一再提醒、强化的女性所担当的社会角色都是生育本能和家庭职责。自从父系制社会形成并稳固后，从小接受“三从四德”闺中礼训教化及熏陶的女性扮演的都是弱势、被动、依附、封闭的角色。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社会于女性的舆论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传统的女性角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蜕变，女性情感观念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其改变首先体现在女性敢于冲破世俗的藩篱，主动热情地表达和追求爱情。
　　例如《碾玉观音》(《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卷)，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叙述市井普通“小人物”恋爱婚姻的故事。女主人公璩秀秀是一个裱褙匠的女儿。她家境贫寒，大胆泼辣，干脆洒脱，敢爱敢恨，没有一点传统道德的负担。她爱上了王府的待诏碾玉匠崔宁。在恰遇王府失火时，她主动怂恿崔宁一起逃离，言语直率，步步紧逼，表达爱情无丝毫忸忸怩怩。倒是男主人公崔宁表现出懦弱、胆小、怕事的性格，与女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彰显出女性的不同寻常。诚然，璩秀秀的离经叛道与她的社会阶层相关联。她出身市井，较少受传统文化和闺阁教育的束缚。但是，在一个性别地位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中，她不甘于被动接受，以积极的态度扭转这种传统的两性关系，主动表达情感，将男性置于被动位置。很显然，这种地位的互换，对于自父系制形成以来一直由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来说，对于强大的男性权力来说，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挑战。它意味着对男性主权的蔑视；意味着女性自身对于自己长期所担当的被动社会角色的不满和反思。同时，也开启一点朦胧的，建立在平等互爱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观。
　　世俗的婚姻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婚姻观念。随着父权制、家族制和私有制的确立，儿女被视为家族或家庭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婚姻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关系，成为保持和延续家族或家庭利益的手段，从而婚姻缔结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了家长的手中。由于社会时代的局限、市民本身的缺点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市民在婚姻观念上还是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世俗性。宋元话本小说中，虽然对传统婚姻规则的要求不再严苛，却仍保留有世俗的婚姻观念。
　　例如《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万锦情林》卷二)一篇，小说记叙宋理宗时太尉裴朗携家眷清明夜游西湖，裴女秀娘偶见一美少年，心生爱慕，归家后，相思成疾。裴朗得知实情后，遣人暗访，知少年乃刘员外次子刘澄，因此托媒至刘家议亲。秀娘闻之即病愈，后两家择吉成婚，终成眷属。小说满足了人们关于婚姻的种种世俗愿望，即男才女貌、夫荣子贵、夫妻偕老、健康长寿等。
　　同时，市民作为城市的新兴阶层，虽然不断在发展，有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道德，却也不断在分化，也有剥削与被剥削，也有贫富差距。如前文所述，城市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使人们获取财富、权势、地位的愿望更加迫切，从而滋生了市民妄图借助婚姻达到其经济、政治目的的念头和行为。这种社会现象也较普遍地反映在话本小说中。
　　萌芽的商业意识
　　宋元时代，对于财富的渴望一直存在于绝大部分人内心中。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亦逐步繁荣，而随之催生的则是渗入了商业价值观的爱情婚姻观。
　　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古代小说鉴赏辞典》)，这个故事本是一篇讲述神仙及其度化世人的道教故事，但经过宋代说话艺人的加工改造后，单纯的宗教宣传意味已大为减弱。为了迎合普通市民的审美趣味，说话艺人着重渲染了它的喜剧因素。值得回味咀嚼的是韦恕“有个女儿，一十八岁，清官家贫，无钱嫁人”，道出了财富已取代门第、声誉、家世，成为世人缔结婚姻的更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年旬八十、年老力衰的一介平民要娶青春年少、官宦人家的“十八岁小娘子”，这种在现实中看似痴人说梦的事情却得以实现。虽然这件事不是韦恕的主观意愿，但也暗示了市民的婚姻观念已与金钱密切联系起来。并且，故事中种瓜张公两次奉送韦家十万贯钱的情节，也透露了市民阶层普遍存在的拜金意识。
　　由此可见，在日益繁盛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在日渐膨胀的物欲横流中，世人对财富的占有欲是无止境的，对金钱的渴望是驾驭于情感、道德之上的，对婚姻的谋划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正是商业文化的本质。同时，话本既以规劝为旨，亦从另外一面证实了时代风气之盛。还有如《蓝桥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碾玉观音》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市民心中爱情与财富、婚姻与经济的关系，都曲折隐晦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众生的拜金心态以及在市民观念中已渐渐萌芽的商业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情爱、婚恋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任何叙事的背后都有着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撑，在宋元话本小说中，是同时有着两种“声音”存在的。一种源于作品中的人物，人物的情感、欲望、追求、行为方式传达出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一种则源于叙事者，包括叙事者对生活、人生的理解、观点、经验和对人物的态度、诠释、评判。两者共同构建起小说世界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不同于唐传奇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的故事，市民阶层作为社会新兴势力的一部分，在说话艺术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下层市民中的“小人物”在宋元话本小说中作为被肯定的主人公出现。关于情爱、婚恋，不再满足于描绘才子佳人，不再满足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含蓄叙事，也不再满足于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说教，而是叙写市井男女不受礼制约束，对爱情与欲望的大胆表达和追求，将男女情爱理解为简单的男欢女爱。朴实的文本，渗透着市民关于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朦胧的觉醒，也是市民极端实利主义的体现。这在我国的小说史上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铁路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　陆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