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创作与我的艺术经历|梅兰芳人物评价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影集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我感觉很荣幸，同时也怀有诚惶诚恐的心情，其原因是：在座的很多专家学者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文字，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电影评论领域的重量级的人物，也可以说都是我的老师，也有电影学院的老师。我今天没有想讲什么，是来听大家讲话，自己消化吸收，希望能够把电影在将来拍得更好一点。
　　拍《梅兰芳》这样一个戏，是由中国电影集团主导，也是韩三平董事长对整个中国电影的生产、发展的情况做出一些重要的判断之后所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电影产业就目前来看还不算是特别成熟，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中，虽然从2000年算起，当时中国电影票房大概只有4到5亿人民币的水平，到2008年直接票房收入可以达到十分可观的规模，七、八年的时间翻了差不多一倍以上，但是在电影的品种、类型以及怎样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都面临一些重大的判断，面临一些重大的课题。我自己觉得，韩三平董事长以很大的资金投入拍摄《梅兰芳》这样一部电影，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历程中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结点，应该有哪些新的元素进入呢？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电影观众的主体是25岁左右的青年，而且25岁左右的青年人的群体并不一定都是文化水平非常高的，他们的电影兴趣不一定在《梅兰芳》这样的影片中，去拍摄这样一部影片，不仅要有商业上的考虑，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在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文化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承传，电影作为一个媒介，可以有什么东西向下传递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
　　具体到《梅兰芳》这部电影来说，从2006年年初开始进入剧本的准备工作，到2007年7月份正式拍摄，其间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因为在准备这样一个剧本的过程中，势必遇到一些困难。我个人认为，以我们自己比较特殊的情形来看，拍摄一部有质量的、所谓传记影片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全民呼应的一个土壤，因此就遇到怎么去取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7年的梅兰芳先生的一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这样一部影片，哪些内容不可以进入。有一些评论家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开玩笑说：陈凯歌，其实你才是带着枷锁的。也有评论说：若把电影看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似乎更加潇洒、自在和从容，而在其后的一些片段中，就会出现明显地受到制约的胆怯。我自己感觉拍摄像梅兰芳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人物，是有很大难度的。在操作层面上来讲，要面对很多十分具体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从中国电影集团和电影局层面上看是比较放开的，韩三平董事长和史东明副总经理都曾经给予这个剧本非常宝贵的意见，史总一直负责剧本阶段的创作。我们的创作团队也做了相应的努力，严歌苓作为一个很好的作家，这个剧本写了七稿，一般写到第三稿就写不动了，她还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剧作中把我们的基本精神表达出来。
　　在剧本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就开始搭景。因为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旧北京的景观，那个曾经包含了繁华旧梦的场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我多年生活在北京感到非常伤感的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来的地址恭王府，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要经过的地方，从新街口去北京四中，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对于北京的胡同，对于胡同中间蕴含的文化，对于旧的戏院、戏楼这些梨园行中人出没的场所，这些今天都不复存在的场景需要我们重新搭建。于是在韩董事长的主导下，我们在怀柔基地首先起造这部影片的外景部分，包括它的街道、它的建筑，能够蕴含着北京风情的一些场景陆续地建造起来，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在仍然在北太平庄北影旧址的所有摄影棚。在这个戏里出现了大概六到七个演出场所，都是规模浩大，可以容纳最多一千人的场所。同时也在北京和天津利用实景，比如我们没有可能去纽约拍摄1939年49街那场戏的内景和外景，就只能动用力量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将外滩的滇池路封闭大概十天的时间改建为纽约49街的外观，并借用原来叫做南京电影院的上海音乐厅作为拍摄的场景。这部戏动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也有很大的经济上的风险，比如我们要求在这样一个场地内有八百到一千个白种人的出现，男女搭配适当，虽然有很多外国人生活在上海，但是实际上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困难的，我们最后不得不用大的旅游车，把在苏州和南京居住的部分外籍人士拉到上海参加这个拍摄。
　　整个影片的拍摄周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之最，用了7个月零10天，从一般商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甚至是奢华的拍摄。所谓奢华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取得我们相信应该进入影片的那些素材。从中国电影集团角度来讲，为拍摄《梅兰芳》做到了不惜代价，这个与韩三平董事长的直接支持有巨大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做事的态度和风格，所以才会给予我这样大的支持，因此我是对于集团、对于韩董事长有感恩之心。我在这个行业中已经工作了将近25年的时间，在中国电影尚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开始我的电影创作工作的，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仍能置身其中，参与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个人感觉到非常荣幸。有成百上千万观众看自己的电影，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对观众、对我们的出品人、对支持我的电影创作的媒体、评论者，都有一份感恩之心。
　　在《梅兰芳》这部电影中，虽然谈到的故事似乎是以一个三段落的方式构成的，但我认为，梅兰芳先生一生中只有两个阶段。在他的第一个阶段，趁着民主共和的风潮，梅先生能够把握时代的潮流，成为冠绝一时的伟大的演员，在那样一个时期，他主要的姿态是一个索取的姿态，向社会、向观众、向“座儿”、向所有的人索取的时代。但他恰恰是在最成功的时刻，既看到十三燕失败的刹那，意识到其实一切皆空，也是在那个时候转换了他的生命姿态，由一个索取者变成了一个给予者。从那以后，他所有的生涯都是在不断地给予，不断地放弃，放弃他的情感，甚至于放弃他的生命。其实我觉得他打四针伤寒针这段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可能比我拍摄的更加生动，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四针伤寒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杀。梅兰芳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避居香港，本来有机会得到日本的承诺转道去重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重庆，反而回到了同样是敌占区的上海，他留了两撇小胡子，安住在上海思南路的梅宅里，似乎他的存在就代表着意义：他没有演唱，但是他存在，他以一个艺人的特定的方式存在。所以我自己觉得，在他一生的温柔抵抗中，他所要抵抗的不仅是异族的侵略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现实，与其说他是英雄式的人物，不如说他在倾尽一生的力量捍卫个人尊严。
　　今天中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个人的价值逐步地得到社会肯定的时候，我们更看到梅兰芳这样的前贤，为捍卫个人尊严、不顾一切的精神力量，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用他自己的勇气、以他自己品格的力量铸造了不坏金身的艺术家。我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有这样一个心愿，通过中国电影的持续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也许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电影的媒介力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在一些事情的选择上，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以利于自己、以利于这个国家更长远的发展。
　　今天真是很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倾听各位专家、学者对《梅兰芳》这部电影的评价，我总的印象是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座的论者是专门研究电影史和电影现状的，他们所说出的意见，我认为非常中肯，有一些角度从创作者来看是全新的。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去做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你对我有什么祖传的秘方没有？我父亲说了四个字：主观、客观。到了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他其实是告诉了我一个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就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和时代、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同时还想到，我在这部电影做宣传的时候也反复讲过，就是时代的力量。在梅兰芳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具体而鲜明，倘若没有共和革命，就没有一个出现在北京舞台上的梅兰芳，旦角也不会取代生角，他不可能挂头牌的。同样，从一个被称为第五代的电影学院的一些普通的毕业生身上，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力量。倘若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大门向整个世界敞开的这样一个局势，不可能出现当时还年轻的一批电影创作者，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是这些创作者，甚至也不是梅兰芳先生同其他的艺人或者电影创作者相比，我们更为优秀，而是当一个时代事先并未预先通知地来临的时候，它必须要选择一些可能作为它的代表的人物，在各个领域运作起来，我们就是这样有幸地被这个时代所接纳，开始自己的创作的。同时我认为，时代同时是最靠不住。倘若你认为，你可以不学习，永远依仗着时代所给予你的一切，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你会仓皇地离开时代为你提供的舞台。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时机，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其实我知道“与时俱进”是王阳明讲的话，非常深刻。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今天有论者谈到我的北京情结或者说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情结，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我觉得北京是一个600年建立起来的城市，在它的所有的景观里都包含着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珍爱的，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当这个东西一旦消失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痛惜。所以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在我自己的电影中延续这个可能在物质上已经消失的那种文明的感觉，去延续那种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文化骄傲，这点对我自己进行创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本质上来讲，在一个商品经济年代的初发阶段，很有可能是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的年代。所以我觉得能否通过其他的载体去做一点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使这种价值可以继续向下延伸。我其实知道，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有很多缺陷，这种缺陷来自方方面面，因此我才觉得，人生的意味就在于，你可以看清自己，并且有所进步。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在去云南插队、后来当兵之前在北京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童年。在进入北京四中以后，虽然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就造成了一些论者所说的陈凯歌不太懂得女人，因为我的同学都是男的，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后来虽然经历了插队当兵的非常非常艰苦的岁月，可是一直没有能够改变我对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信心。所以我在我的电影中，有时候所犯的错误是由天真造成的，我总是相信，人应该是更好的。所谓文化积淀对我而言，本质上来讲是指的人的存在的质量，我一直相信，宣扬个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建构起一个更好的社会，倘若在电影中间，个体不能以一种鲜明的姿态出现，这个社会也许不容易达到它想达到的那个理想状态。
　　所以在我自己的创作中，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我对我自己的观众也是有要求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观众的最高要求和对我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以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我自己的观众，而不管你所做出的这种真诚的态度是否能够完全得到理解。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勇敢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我自己的创作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责难、误解、非议、我会把所有这一切都接受下来，都看作是对我的创作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鼓励。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动的日子，并不是因为大家对电影《梅兰芳》说了这么多好话，而是因为我看到中国电影仍然是受到关注的，中国电影有可能成长成上个世纪上半叶京剧所达到的那样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消亡的时候，梅兰芳的伟大就是在于他明知京剧要消亡，还在不懈地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从梅先生那儿学到的，希望大家今后能够帮助我做更好的创作。
　　
　　责任编辑：冯 佩
　　*本文根据陈凯歌2008年12月25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电影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