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村官白一彤] 女村官2电视连续剧

　　陕西高杰村下了一场雨，把去现场的路变得泥泞，白一彤两次都险些摔了跟头。　　头天夜里，村里的自来水管被人砍断，作为村主任的她立马要去解决问题。保护现场，报警，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刚躺下两小时，警察来了，她又陪着勘测，走访村民。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天刚蒙蒙亮，她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给等在村委会办公室外的村民发灰，“刷在枣树根上，枣树就不会长虫，能保证收成。”高杰村产枣，枣树是许多农户家的希望。她以前不知道这些，现在俨然是行家。
　　2009年，白一彤19岁，念大二，从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的她，以高票当选高杰村村主任。
　　被别人决定的职业
　　当村官不在白一彤的人生规划里，之前她想过当医生、兽医、演员，甚至大侠。
　　2009年，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决定了白一彤之后的命运。“你回去当村长吧。”白一彤蒙了，“啥村长?”“我们村选了4次村主任了，都没选出来，你回去竞选吧。”
　　白一彤不是任性、对自我人生执着的90后，她是娇滴滴的独生女，大事上习惯听从父母的意见。对父亲的安排，她的第一反应是：我都没在农村待过，怎么去?
　　1990年，白一彤在高杰村出生。半年后，她跟着母亲去了父亲的部队。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清涧县，再后来，他们一家搬去了榆林。老家，她只零星地回去过那么几次，印象中有很多的窑洞，以及碗口那么粗的枣树。
　　她把父亲的话当成笑话讲给干哥哥听，对方却一本正经：“村官多好啊，中央都鼓励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呢。”
　　既然大家都说好，白一彤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跟着父亲回村参选。
　　竞选很顺利。跟父亲商议后，她提出了“给每户修三层小洋楼，修水利，建医疗所，建养老院，搞现代化养殖，给村里每户发一千斤煤，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竞选口号。19岁，没有任何社会阅历，不了解农村，对父亲有盲目的崇拜和信任，这一切让她相信只要有父亲帮助，所有口号都可以兑现。
　　高杰村人选择白一彤的理由却很现实：她是大学生，家里富裕，不会贪污。至于能不能兑现承诺反而显得不重要。461张选票，她得了450张选票，这个结果让白一彤激动得哭，“咋这么多票啊?”幼稚和草率是必然过程
　　白一彤新官上任就兑现了部分承诺。她自己掏钱给每户村民送上一千斤煤，让他们过了一个暖和的春节。又在父亲指导和资助下帮村里修了一条路，帮助村民从山里收枣出来。
　　发了煤，修了路，村民很是赞誉。有些得意的白一彤又搞起了农民运动会、秧歌进城等活动，一度相当热闹。但另一些承诺就显得好高骛远。父女俩给村里整了一份未来规划图，欲将高杰村按黄河岸边第一村的规模，搞现代化养殖厂、旅游观光业和艺术馆等。
　　村民很理智，压根不看好这份规划。白一彤自己也意识到规划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要争取政府投资。但她的相关经验为零，父亲虽然当过记者，也没经验，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把蓝图及女儿和领导的照片印在挂历上，送去镇领导办公室。
　　这份脱离实际的蓝图未得到上面认可，白家和上面的分歧却越闹越大。
　　不久后，白岩林通过女儿的口向上面提出：把农民的承包土地全部收回，通过集体劳动来发展村庄经济。镇党委书记觉得这不符合政策，更不符合科学规律。
　　19岁的白一彤想不通了，脑子一热，犯了官场最大忌讳：越级反映问题。她直接给县委组织部长打电话，抗议镇党委书记不支持自己的工作，要求换人。“我想他调走了，就有人支持我了。现在想来，觉得挺傻的。”
　　花钱买气受
　　父女俩在村里的处境渐渐困难，为了改变困境，他们决定自己筹钱来兑现承诺。
　　村民渴望的是解决最急迫的吃水问题，但第一笔的100万元只修了个戏楼。戏楼对吃水能起什么作用?何况，“戏楼修好了，却不能唱戏，因为戏台太小。落成典礼时还花了1万元租了个戏台。她就是为了给自己捞点名誉。”
　　白一彤很苦闷，“一破戏楼，能有啥政绩啊。”
　　2009年末，白岩林又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在村里养鸵鸟——投资了30多万元，买进1000只鸵鸟，只活着回来370只。这些鸵鸟在村里没有草吃，只能靠饲料。养到现在，因为管理不善，还剩下12只。
　　还有后来的蔬菜大棚项目。项目在全村会议上提出来后，只有一个老人响应。白岩林不顾反对投了40万元建了13个大棚。看大棚的是个耳聋老人，有一天电路故障引发异响，老人没有听见，电路起火烧毁了9个大棚。
　　除了这些，白岩林还补贴了一些不能公开的账。村里投资修路，为了让村民配合，砍了树，占了地，他都私下拿钱补上；还有些村民土地承包款，收不回来，他也拿钱补上。所有投资，他粗算大慨有500万元。
　　但父女俩一头热的忙活，只换来村民越来越大的抱怨声。不想再听你的指挥
　　在落后的村庄里，白一彤感到强烈的孤独。住在嫂子家，没有朋友、同学，只能偶尔跟嫂子说说话；晚上，她本喜欢抱着娃娃睡觉，但就连这点父亲也要干涉，认为有损村主任的形象，而且娃娃不吉利，于是一把火烧了。最后她养了一条狗，天天跟它待在—起，不高兴时就跟它说说话。
　　2011年是白一彤情绪最低落的一年。她几乎没到村里来，天天窝在榆林家里，心里想着“任期快点结束吧，结束了就解脱了”。和父亲的矛盾也在此时达到巅峰。就像所有对父母指手画脚不满的孩子，她把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父亲。于外，自己才是村主任，村里的一把手，但父亲屡屡好心办坏事的出谋划策，让她的日子反而不好过。更何况当上村官后，母亲没享到福，反被父女俩连累了。
　　2009年，村里一80多岁的老太太反映家里的窑洞在20年前被村委会占有了，现在要拿回来。白一彤告诉她这是20年前的事，她管不着。
　　老太太不服，直接去了白一彤在榆林的家，然后住下来，今天要割腕，明天要跳楼。吓得白一彤只能报警，“警察来了一看，80多岁的老太太，不敢接，就说这是经济纠纷，你们自己处理。”
　　老太太在白家呆了半年。这半年，白一彤母亲的压力很大，不仅要管她吃管她住，还得顾全她的生命安危。在这样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下，母亲最终没能挺住，脑溢血突发，半身不遂。最终，白家拿出6万元打发了老太太。但母亲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