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季鸾思想]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摘 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影响不容小觑，报人张季鸾针对西安事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本文分析这一系列报论，探讨张季鸾的思想来源，并与同时代西方思想进行对比，以窥视民国报人思想的一隅。
　　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季鸾 ；新闻评论 ；国家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G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首先以时间为序，从针对西安事变系列社论中提炼出张季鸾中的观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三点见解：“一、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二、其次专论地方利害，亦不得不望主动者迅速悔祸，免陕省之糜烂”“三、最后吾人愿反复为国人告者，切勿化中国为西班牙”，最后号召各界人士“共同挽回”。
　　16日，张季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全文主要分析国家所处的地位和形式，态度明确，力劝西安当局回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避免战事。
　　18日，张季鸾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再次表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观点。文章感情更加饱满，在劝解东北军将士时尤为突出，“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而文章的最后，张季鸾说“我盼望飞机把这样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西安大家看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
　　通过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张季鸾的态度倾向很明确：“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张季鸾曾对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1
　　“维护国家这个中心”即为张季鸾的主要态度，而国家中心论的核心内容是：以国民党为中心，共产党和最大多数的无党无派的国民，共同督促并培植这个中心走向民主建国大路。2简言之，张季鸾的爱国思想较为浓郁，他认为群龙不能无首，因“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所以号召释放蒋介石。
　　那么，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思想来源于何处呢？
　　纵观中国历史，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大多以君主为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儒家思想的渗透下，中国士族信奉“天地君亲师”，除天地外，君便是第一号人物，而以君为中心设立中书省以及各级郡县是中国传承千年的政治制度。在儒学思想的背景下，张季鸾提出“国家中心论”就有一定的传统可循。
　　不仅如此，《老子想尔注》中也曾提到“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并不能算作独特思想，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是其“报国恩”思想的泛化。
　　虽非独创，国家中心论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有其重要意义。在新旧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略中国之际，举国上下都希望能够解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当局政府可以以民利益为重。张季鸾和《大公报》这种国家中心论思想便是顺势而生，指导着自己言论起到舆论监督、承载社会责任的作用。
　　在西安事变中，战局还不明朗，张季鸾不可能对此不做评价，国家中心论的思想让他对事变发起者持不满的态度，撰文怒斥其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应当痛哭检讨。
　　以国家为中心是否为民国战乱状态下的特殊选择，同时代西方诸国的政治思想如何？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多元论在美国大为流行，对一元国家论形成驱逐态势。当时政治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英国的巴克、菲吉斯、拉斯基、柯尔以及美国的福利特、杜威、麦基弗等。其中，拉斯基、福利特等人意识到多元论本身的不足之处，从而积极致力于拯救作为规范命题的多元论。3
　　多元论的支持者们采用的视角是社会中心论，他们倾向于以社会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在他们看来，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与国家相联系的只是与特定国家的宪法原则有关的枯燥而干瘪的法条主义式的研究。政治现象是社会集团政治活动的总和，国家或政府并没有独立的自主性，而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各集团竞争的场所。” 4
　　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政策被认为是社会集团的角力结果，也是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社会竞争中重新进行价值分配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与当时隶属于社会中心论的席卷西方国家的政治多元论恰恰相反。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当时，中国正处于内乱外患时期，仍由社会进行多元竞争无疑会让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家更加慌乱。国家中心论的意义在于使人因爱国力量而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延续。而西方社会在基本生存条件被满足的情况下，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故产生政治多元论应运。可以说，正是不同的社会背景，使得双方在政治思想信仰上背道而驰。
　　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思想信仰，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均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张季鸾的时代，提出国家中心论无疑对于平息内乱更加有利。
　　综上，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应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提出，与同时代西方诸国的“社会中心论”背道而驰，这是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也反映了张季鸾厚重的爱国之情，是其“报国恩”思想的体现。
　　注释：
　　【1】《以国为重，瑕不掩瑜——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社评》马伟兰
　　【2】《国家中心论的现实意义——张季鸾评论思想研究》
　　【3】张允起：宪政的伦理基础--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
　　【4】《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与制度中心论一一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视角转换》何俊志杨季星
　　参考文献：
　　[1]、马伟兰《以国为重，瑕不掩瑜——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社评》
　　[2]、李明月《国家中心论的现实意义——张季鸾评论思想研究》
　　[3]、张允起《宪政的伦理基础——萧公权的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
　　[4]、何俊志、杨季星《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与制度中心论一一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视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