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波兰尼|波兰尼卡

回到波兰尼？

——《大转型》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引言

近10年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全球化面临种种危机与挑战、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的背景下，以许宝强、渠敬东选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2001）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对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与《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4）的关注、研读与讨论不断升温。随着2007年《大转型》在大陆正式出版，[①]由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布洛克（Fred Block）等人所倡导的“回到波兰尼”似乎正在国内学术界成为一种呼之欲出的思潮。[②]

波兰尼最初是作为一名经济人类学家被引入国内学术界视野的，[③]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社会学领域，波兰尼提出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概念被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与倪志伟（Victor Nee）等人运用于对计划经济国家以及市场转型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背景（Szelenyi，1978；Nee，1989、1994；孙立平，1995）；波兰尼首先提出的“镶嵌/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更是被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等人作为“社会网”（Social Network）理论的核心概念加以运用，进而发展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纲领（格兰诺维特，2007）；近年来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是将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提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分析框架及其“自我保护的社会”（Self-Protection of Society）思想[④]作为其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重要理论来源（布洛维，2007/2003）。在经济学领域，波兰尼在《经济：制度化的过程》（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1957）一文中区分的“„经济‟的形式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实质含义（Formal Meaning）”的思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引起了一场影响其社会科学发展的“实体经济学”（Substantive Economy）与“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y）之间的大辩论（施琳，2002）。尽管波兰尼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以及后来“实体经济学”的发展最终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但在某些领域，例如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y，NIE），波兰尼对市场的独特理解以及相应的制度观念依然是无法回避的（Daniel Ankarloo，1999、2002；林义，2001）。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波兰尼的《大转型》对“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以及对其思想发展史的深刻理解至今依然是市场自由主义“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转型》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Robert Kuttner，1991），而波兰尼则被视为20世纪最“不可思议”（enigmatic）的思想家之一（Allan Carlson，2006）。

从有关文献来看，“回到波兰尼”主要体现在两种相互联系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从波兰尼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乌托邦”（theUtopia of a Self-regulating Market）的批判出发，揭露冷战结束以来市场转型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神话，强调市场是有限度的、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强调快速的市场转型对社会的破坏性，强调政府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许宝强，2001；杨雪冬，2005；赵旭东，2008；阮思余，2008；陈刚，2009）另一种倾向则是从波兰尼提出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与“自我保护的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出发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例如受布洛维的影响，吕鹏（2005）强调在这种“双向运动”中市场不应当凌驾于社会之上，应当“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沈原（2007）强调

以此来审视当下的全球化对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冲击是如何深刻改变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的；王绍光（2008）则强调用“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来取代“市场社会”，主张政府运用再分配的方式对与人的生存权相关的领域“去商品化”，从而通过这种“反向运动”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之中。

客观地说，目前国内学术界“回到波兰尼”基本上还停留在对波兰尼与《大转型》所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与思想加以阐发的层面上。这就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回到波兰尼”应当是以“理解”和“反思”为前提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反思波兰尼？《大转型》初版于60多年前，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一向存在许多争议，因此，无论是否“回到波拉尼”，“理解”和“反思”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汪晖在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所作导言《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中对波兰尼的解读应该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汪晖（2001）从“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出发，通过对波兰尼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黑格尔（G. W. F. Hegel）、马克思（Karl Marx）以及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冲突的辨析，一方面，他指出了波兰尼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一致性，即将经济理解为“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其结果是“打破了资本主义作为自由市场的神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波兰尼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关系如何从历史关系中发展而来”的描述实际上是在制造另外一个“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神话，尽管“博兰尼的著作本身提供了打破这一神话的内在逻辑”。在汪晖看来，仅仅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种“乌托邦”是不彻底的，应该像布罗代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那样通过考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形式的具体变化来揭露资本主义“反市场”的本质，进而“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政治经济学）传统”，彻底摆脱“大转型”本身所具有的神话特性。

本文认为，汪晖为理解与反思波兰尼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但他似乎只是把波兰尼“放”进了这一背景却没能再把他“抽”出来，以至于给人一种“波兰尼”似乎“淹没”在这一背景之中的印象。这就不得不令人对这样一种理解与反思产生疑问：能不能说《大转型》在构造另一个“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神话？这样一种“大转型”仅仅用经济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形式有所变化”就能够解释吗？究竟如何理解波兰尼与布罗代尔等人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立场的不同？无独有偶，汪晖“指控”波兰尼制造了“大转型”的“神话”，2005年底邓正来组织学生研读《大转型》过程中却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指控”：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波兰尼的“社会”？波兰尼在对市场“祛魅”（Disenchantment）的同时是否也在构造另一个社会的“乌托邦”？[⑥]同一个人、同一本书，却戏剧性地同时背负两种截然相反的“指控”，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理解与反思波兰尼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了。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劳动者权益缺乏保障问题、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问题、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能不能把近年来政府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旗帜下主导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与制度建设（西部大开发、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少取多予、以工补农”、最低工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城市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新的《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等等）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的“去商品化”与自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了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大转型》对这一问题又具有什么样的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而非“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概念，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市场转型”研究所使用的“再分配”、“市场”概念以及“转型”所涉及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波兰尼的烙印，而其与《大转型》之间的关系本

身就存在讨论的空间，因此既然要理解和反思波兰尼，从“市场转型”概念出发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次，所谓“市场转型”是指“基于经济体制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变化”（沈原，2007：1），这一视角与路径本身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并不能完全涵盖“社会转型”的意义。正如李培林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由“体制的转轨”（Institutional Transition）与“结构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这两个“深刻转变”构成的：“体制转轨作为一种特定的改革，是在原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国家发生的，即便是渐进式改革，也要求在相对有限的时距中完成制度创新，因为长时间的体制摩擦和规范真空会造成社会的失序。结构转型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必经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比人们主观期望更为漫长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陆学艺、李培林主编，1997：1-2）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转型”概念不仅局限了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野，而且也容易忽略中国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最后，“市场转型”概念的合理性来自“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动态效率或者说增长效应，而其所关注的问题则在于经济（市场）对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推动作用。然而，即使从“市场转型”研究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观察视角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思（边燕杰，2002；李路路，2002；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⑦]；而李培林（1992、1994）、宋林飞（2002）对“结构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显然也不是“市场转型”概念所能涵盖的。

该版本由冯钢、刘阳根据《大转型》2001年英文本组织翻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黄树民等人的1957年英文本的译本（《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在90年代已经流入大陆，但主要为少数公共与高校图书馆收藏。

在国内思想界的辩论中，“回到波兰尼”往往被打上新左派的标签。在本文看来，实际情况远远要复杂的多，而且标签本身除了限制自由的思考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学术价值，因此对这种做法保留意见。

目前能够找到的国内最早正式发表的介绍波拉尼的文献是《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刊载的日本学者高野平次郎的《论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译文。

布洛维将波兰尼的这一思想称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波兰尼的社会我称之为能动社会，一般要放在它和市场的矛盾的制衡关系中才能理解。”（布洛维，2007/2003：198）

与Subsidiary Awareness（支援意知）相对应的是Focal Awareness（“焦点意知”）。这两个概念均来自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下文将应用到这一理论。需要说明的是，Tacit Knowing也译为“默会认知”或“默识认知”，而Subsidiary Awareness 也译为“附属意识”。本文的译法来自张一兵（1991、2004），同时本句参照张一兵（1991）使用“支援背景”这一译法更便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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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反思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主张“回到波兰尼”的一个潜在的重要背景。

一、理解《大转型》

（一）如何“理解”？

“enigmatic”既可译为“不可思议”，也可译为“令人费解”。卡尔·波兰尼之所以“令人费解”，当然是因为《大转型》，因此，要理解波兰尼，关键取决于对《大转型》文本的解读。“令人费解”不是“不能理解”，更不是“不可理喻”，而是因为“遮蔽”（Coverage），所以需要“解蔽”（Uncoverage）。那么，何来“遮蔽”？又当如何“解蔽”? 本文认为，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一书中正式提出的“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对此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①]

与传统的认为知识具有完全客观性的科学观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是具有或然性的，是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活动的，而知识又分两类：一类是那些“通常被说成是知识的东西”，但这些知识只是“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一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即“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在波兰尼看来，“意会知识”作为一种“个人知识”[②]，是逻辑在先的，对每个主体的认识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人的认识实践，首先要把握这样一种“意会认知”，这又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一个是“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

可以用骑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意会认知”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骑车——尤其是刚学骑车——的时候，“眼睛要向前看”，也就是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骑车者对前方路况的观察就称之为“焦点意知”，当然，在眼睛关注前方的同时也要用手以及整个身体控制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但这种“意知”只是附带的、隐性的、起支持作用的，称为“支援意知”。任何一个会骑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刚学车的时候往往很难把注意力从车把移动到前方，其结果必然就是摔倒。为什么呢？难道骑车不就是通过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吗？波兰尼认为，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迈克尔·波兰尼，2000/1958：2）在波兰尼的著作里有大量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首先，“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是不可能同时被“观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意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比说出的多”；其次，相对于可言传的“焦点意知”，“支援意知”尽管是不可言传的，对于技能的学习而言却是更重要的，是一种隐性的支持体系；再次，“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于主体行动的“意会认知结构”的，而一旦脱离了这一整体，“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便都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最后，在这样一个“意会认知结构”之中始终存在一种紧张（Tension），正是这种紧张驱动并规定了整个系统，例如骑车时“人－车－路”共同构成的动态紧张状态既规定了“眼睛向前看”，又规定了保持平衡的“隐性支持机制”。

更重要的是，“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是可以通过“直觉引导的想象力”相互转化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创造性行为成为可能。《创造性的想象力》（Creative Imagination，1966）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与以往那种否定想象力和直觉是科学探索的理性方法的观点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大量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往往来源于对原本是作为“支援意知”而没有被注意的“线索”暗中加以整合为理解整体的“焦点意知”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自发”的直觉与“蓄意”的想象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发现都是通过两种活动获得的：一种是蓄意的，另一种是自发的，自发的活动是通过我们有意的努力而引起的。有意的思维推进是想象力的聚焦活动，而自发的活动则做出回应，发现由此获得，”“如此创造力所拥有的荣誉一方面应归功于想象力，它使得直觉去关注某个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应归功于直觉，直觉根据目标进行揭示活动，使我们获得探究活动所需要的发现。直觉告知想象力某些信息，反过来想象力释放了直觉的力量。”（2006/1997：295-296）在波兰尼看来，创造性的科学发现是通过“直觉引导想象力”对原有意会认知结构中的“紧张”的释放，进而实现对意会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创造性紧张”（Creative Tension）[③]得到释放的过程。

迈克尔·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对于解读《大转型》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在解读《大转型》时应当关注那些卡尔·波兰尼“知道”却未“言传”的东西。作为一部20世纪“令人费解”却又“无法回避”的经济史专著，可以假设《大转型》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一假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那么，它的“创造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前的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老生常谈”。是宣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无疑是波兰尼与《大转型》引起世人尤其是当下的世人关注的“焦点”，但姑且不论这究竟是不是波兰尼的“发现”，难道整本《大转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令人怀疑。最后，是对“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发现？这似乎的确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然而，究竟什么是“自我保护的社会”？其合理性来自哪里？来自“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汪晖的解读又怎会让人产生一种波兰尼被“淹没”的印象？

应当说，上述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卡尔·波兰尼的“焦点意知”，或者说是“直觉引导的想象力”的释放，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想象力”释放的“支援背景”是什么？作为这样一种“想象力”基础的“创造性紧张”又是什么？它又来自哪里？

其次，解读《大转型》本身就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迈克尔·波兰尼在《科学与实在》（Science ad Reality，1967）讨论理论预示能力时曾强调“一个理论尚未确定的意义”：“那些意义可能要在很久以后通过科学家的想象才会被揭示出来”（2006/1997：268）。《大转型》的理论预示能力一直是“回到波兰尼”所津津乐道的话题，[④]如果没有这种“尚未确定的意义”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了。问题是，如何“想象”呢？“想象”什么呢？

或许可以把卡尔·波兰尼“想象”为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他目视前方，关注着他所在的时代。他看到了，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从英国到美国，从“一战”到革命的短暂的风起云涌，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希特勒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他对时代有着超凡的敏感，“蓄意”的“想象力”受到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与知识分子的“直觉”的引导，于是，一路走来，种种之前未被“注意”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线索”被他这种“直觉引导的想象力”加以整合而最终到了“终点站”：《大转型》问世了。

这幅图景里少了什么？是的，少了那辆“自行车”，还有那驱动其前行的“创造性紧张”。这正是本文试图去发现的。

（二）《大转型》的显性逻辑

就可“言传”的文本而言，《大转型》始终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即诠释“19世纪文明的瓦解”。什么是“19世纪的文明”？波兰尼从4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即作为制度基础的势力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⑤]波兰尼认为，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包括金本位制在内的其他三种制度都是围绕“自我调节的市场”展开并“塑造”的，而“正是这个创新制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文明”，换言之，“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一种核心制度决定了“19世纪文明”的性质。由此，他提出了《大转型》的第一个基本假设，即“19世纪文明的瓦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07/2001：4）。这一假设立即产生2个问题：（1）为什么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既然“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它怎么会产生“19世纪文明的瓦解”这样一种真实的结果呢？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波兰尼首先阐述了著名的也是极富争议的“嵌入”（Embedded）与“脱嵌”（Disembedding）理论。

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曾经起着经济整合作用的“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家计”（Householding）以及“交换和交易”（Batter，Truck and Exchange）原则的类型学考察，[⑥]

波兰尼论证并阐发了经济的“嵌入性”原理：“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不管是生产的过程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反，这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合于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是这些社会利益最终保证了必要的行动步骤被采取。”（2007/2001：39-40）但是，波兰尼又指出，与其它三种制度类型不同，“交换”的原则以及与这一原则相联系的市场模式（Market Pattern）是有特殊性的，因为这样一种从“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动机出发的市场模式“是能够创生一种特定制度的，这种制度就是市场”，这一制度要求“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即“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2007/2001：50、37）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即“市场社会”的出现[⑦]：“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可能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形塑自身。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断言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2000/2001：50）波兰尼认为，在近代以前这样一种“市场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之前，都是不重要的”。（2007/2001：38）

波兰尼之所以在讨论上述两个问题之前要探讨“嵌入”与“脱嵌”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他要强调“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不变的社会本性”，强调“市场社会”是违背人的这种“社会本性”的：“当亚里斯多德把为逐利而生产的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无所节制的时候，他已经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即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2000/2001：47）他也正是由此出发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

对于问题（1），波兰尼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回答的：一方面，“自我调节的市场”自身根本不是“自发”的，它从一开始（圈地运动）就是极富“人为性”（artificiality）的，任其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2007/2001：65）；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使“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的“市场社会”违背了人的“社会本性”，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的抵制，否则“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2007/2001：66）。需要指出的是，波兰尼并不是简单地从虚伪的道德哲学而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谓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化——出发来展现“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的：“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2007/2001:62）在波兰尼看来，“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之所以是一个“乌托邦”正是由这种“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所体现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它们并不能真正被转变成商品，因为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被制造出来的。但针对它们的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虚构却成了社会的组织原则。”（2007/2001：65）波兰尼正是从这种内在矛盾入手来回答问题（2）的。

《个人知识》一书在1958年的出版标志着“意会认知”理论的创立与迈克尔·波兰尼哲学和认识论思想的全面成熟。除了这本书，之前的《科学、信仰与社会》（Scieence, Faith, and Society，1946）以及后来的《意会层次》（The Tacit Dimension，1967）、《认知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1969）、《意义》（Meaning，1975）等著作也是了解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的重

要参考文本。

关于“个人知识”，迈克尔·波兰尼有这样一段话：“我杜撰了用作本书题目的新词语：个人知识。这两个词似乎互相矛盾，因为真正的知识被认为是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但是，修改一下识知（Knowing）的观念，这一表面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我把识知视为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项要求技能的活动。”（2000/1958：1、2）用张一兵（2004）的话说，“波兰尼的意会认知是依存于人的，是人类个体心身的隐性体知理性，因此只能是个体的知识”。

Creative Tension来自Smith, M. K. (2003) "Michael Polanyi and tacit knowledge", the encyclop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htm。

只不过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不是“想象”，而只是“挖掘”出《大转型》所固有的东西而已。

波兰尼对制度的理解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从个体主义出发而更接近于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y，OIE），即把制度理解为“控制、解放和扩大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Commons，1931、1934）。

对于是否将“Householding”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波兰尼在《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1957）一书中曾以其“不能涵盖所有的关系而只适用于比社会小的多的群体”而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制度类型，不过在后来的《达荷美与奴隶贸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1966）又再次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类型。参阅S. C. Humphreys：“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History and Theory，Vol. 8, No. 2, 1969，pp：165-212。

这里涉及到一个“反嵌”（Re-embedding）的问题。波兰尼本人在《大转型》中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目前西方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大多是从经济重新嵌入社会的意义上来使用。然后，本文认为，如果说存在“反嵌”的话，其真实涵义恰恰应该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而“经济重新„嵌入‟社会”是对波兰尼所谓“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2007/2001：220）的误读。

在冯钢、刘阳2007年的译本中，fictitious既译为“虚构的”，也译为“虚拟的”，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