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闵捷: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及中国的外交应对】 核心边缘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作者：闵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摘要：中东地区有着内生的联系机制，并在历史上形成了核心区与边缘区。尽管在进入近现代后，中东伊斯兰政治体系的版图不断缩减，但是伊斯兰文明的框架已经形成。二战后，位于核心区的埃及、沙特、伊拉克、伊朗等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尝试重新塑造近代以前的中东地区版图，但其意愿及能力受到了美国、苏联等世界强国中东政策的限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中东的边缘区，力图以伊斯兰主义为旗帜、甚至通过暴力方式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变革的趋势愈发显著，并呈现出对核心区的制约态势。2010年后，边缘区与核心区的密切互动更是激化了中东乱局，中东难民问题也外溢为欧洲国家密切关注的焦点。作为应对，中国可借助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中国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战略支点； 进一步拓展深化中东外交， 并将印度洋纳入其中。

关键词：中东地缘政治板块；核心区； 边缘区；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闵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中东，是地理概念， 更是地缘政治概念。在当代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中， 中东地区则属于破碎地带的范畴。① 尽管如此， 该地区也有着内生的联系机制， 并在历史上形成了核心区与边缘区。中东核心区包括了西亚地区的12 个阿拉伯国家、横跨亚非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以及西亚的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3 个非阿拉伯国家。因为历史因素，在其核心区外围形成了边缘区。中东的边缘区是指非洲地区除埃及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守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要冲的印度尼西亚、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以及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伊斯兰国家与地区（即阿尔巴尼亚、波黑联邦和科索沃等）。中东的核心区与边缘区通过长时期的互动，塑造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一、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概念界定

从地理上看，中东核心区占据了中东地区的中心位置，并且扼守欧、亚、非三大洲之咽喉，但在核心区的塑造过程中，人类活动仍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②文化方面， 中东核心区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伊斯兰文化在该地区拥有绝对主导的地位。资源方面， 中东核心区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储量丰富， 并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必需保障。而中东边缘区则处于世界主要文明板块的交汇处。位于非洲的边缘区地处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与非洲黑人文明之间，欧洲边缘区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交之地，亚洲边缘区则反映出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影响。比起中东核心区及中东以外的穆斯林集聚区，中东边缘区具有其独特的特征。一方面，边缘区虽然位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但伊斯兰文化依然是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并且以伊斯兰教交流为纽带，与核心区有着成熟的交流机制；另一方面， 中东边缘区也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向全球传播的枢纽， 中东以外穆斯林集聚区的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中东边缘区的状况。

二、二战以前中东的核心区与边缘区

公元7 世纪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开创性地建立了幅员辽阔的伊斯兰帝国，在征服波斯帝国后，其与信仰伊斯兰教后的伊朗人共同构成了最初的中东核心区。相比于在西亚、北非地区广泛的阿拉伯化，伊朗人在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南亚、东亚地区的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伊斯兰文明的上升期，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紧密互动，对伊斯兰文明的迅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边缘区的摩洛哥，在接受核心区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借助于密切的经济交流，在塑造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样是位于边缘区的中亚地区，10 世纪之后与核心区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一部分因为参加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武装而迁徙到了中东核心区，并在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对抗中逐渐增强其政治势力，最终成为了能够决定阿拉伯帝国走向的军事首领，甚至在阿拉伯帝国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先后建立过数个突厥王国，直到14 世纪起逐渐开创了改变整个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版图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建立和扩张的影响之一，就是进一步扩大了中东的边缘区，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居民迫于政治及经济压力改信了伊斯兰教，如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等。尽管在进入近现代后，中东伊斯兰政治体系的版图不断缩减，但是伊斯兰文明的框架已经形成，中东地区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以至与更为广阔的其他伊斯兰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等）以朝觐为纽带，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保持着长期的交流。

三、二战后核心区试图重新主导边缘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逐渐摆脱了殖民统治，位于核心区的埃及、沙特、伊拉克、伊朗等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试图重新塑造近代以前的中东地区版图，但其意愿及能力直接受到了美国、苏联等世界强国中东政策的制约。

自1954 年纳赛尔出任埃及最高领导人之后，埃及就试图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理念， 在中东地区谋求更大影响， 近代以来不断分裂的中东， 一度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在核心区， 1956 年，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从英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各国民众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 1958 至1961 年间，埃及与叙利亚实现了虽然短暂但依然难能可贵的合并。在边缘区，埃及也不遗余力地推动阿拉伯各国的团结。1958 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在埃及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历经八年终获独立；60 至70 年代，埃及也尝试了与苏丹、利比亚等国的联合。尽管如此，“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因二战后以色列在核心区的建立及长期存在而趋于失败。自20 世纪50 年代末起，美国与苏联分别支持以色列与埃及在中东地区长期对抗，但苏联偏好政治性行为而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不能挽回阿拉伯国家被击败的命运，甚至巩固了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③埃及也因此在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交战中遭遇了惨败，极大地削弱了其主导这一地区的能力与意愿，埃及最终抵制了苏联的干涉，主动与美以实现单独和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也趋于失败。

沙特阿拉伯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则是基于伊斯兰世界的朝觐制度与雄厚的石油美元。在较为松散的朝觐机制之上，沙特推动建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④建立于1962 年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其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伊斯兰教，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原则，促进穆斯林的内部团结以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合作。相比于注重宗教事务的伊盟，秘书处位于沙特吉达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则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作为对阿以问题的直接回应，伊斯兰会议组织在1970 年得以成立，并在沙特推动中东各国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此外，通过长期的对外援助，沙特也在伊斯兰世界内赢得了不少的坚定支持者，如位于边缘区的巴基斯坦等。1990 年代末，巴基斯坦因核试爆被国际社会制裁，沙特顶住各方压力给予巴基斯坦鼎力支持，每天为其免费提供5 万桶原油，并持续7 年之久。⑤

与埃及、沙特相比，伊拉克的自然条件与历史积淀最为优越。该国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平原；已探明石油储量仅居沙特之后，位于世界第二； 8 至13 世纪时，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帝国的中心。自20 世纪70 年代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及1979 年萨达姆担任总统后，伊拉克也表现出了对该地区强有力的支配意愿。1980 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第一次倡议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伊斯兰大会，其国内电视台经常展示萨达姆礼拜和拜访宗教场所的镜头，而在阿拉伯国家看来，伊拉克也已成为了阿拉伯世界“东部大门的守护者”，⑥ 但是在冷战行将结束的1990年，伊拉克却错误估计了国际形势，其对科威特的入侵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担忧，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之后的国际制裁基本上摧毁了伊拉克的发展能力，该国尝试主导地区局势的政策终以失败告终。

在中东的核心区国家中，伊朗最为特殊， 波斯民族并非中东核心区的主体民族， 什叶派信仰也不是伊斯兰世界之主流。但1979 年后，政教合一的伊朗政权试图超越民族与教派的限制，更多地以自身政治体制为范本，向伊斯兰世界输出。革命后不久，该国就宣布禁止在讲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霍梅尼发表讲话公开承认，只要那些背离正道的国家愿意确立伊斯兰政府体制，伊朗愿同它们结为兄弟、同舟共济。⑦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得到了不少伊斯兰国家中一些政治与宗教派别的支持，20 世纪80 年代，在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苏丹、埃及等国，呼吁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声音与行动就曾此起彼伏。⑧

整体而言，由于美苏两极格局的存在，二战后中东核心区对边缘区的主导并不成功，但是核心区国家仍然将“中东伊斯兰地区是一个板块”⑨的观念有效传播至了中东边缘区国家，从而为冷战后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发展确立了基础。

四、冷战后边缘区转向制约核心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中东的边缘区，力图以伊斯兰主义为旗帜、甚至通过暴力方式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变革的趋势愈发显著。

在位于中南亚地区的阿富汗，伴随着1979 年苏联入侵引发的伊斯兰“圣战”，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逐渐壮大，到1996 年时已执掌该国政权。塔利班不仅培育了后来网络遍及全球的“基地”组织， 也将其势力深入至巴基斯坦等邻国。⑩

在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于1991 年12 月参加全国人民议会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便赢得人民议会430 个议席中的188 席，超过执政党解放阵线15 席，如果原定于次年1 月16 日举行的人民议会第二轮选举如期举行，伊拯上台执政将成定局。尽管军方声称为了阻止在阿产生“伊斯兰独裁政权”，大规模逮捕伊拯成员，并取缔了伊斯兰拯救阵线，但此举却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长达10 多年的内战以及北非地区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急剧上升。輥輯訛冷战后，苏丹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20 世纪90 年代，执政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先后举办了3 届阿拉伯与伊斯兰人民代表大会。其中，来自80 个国家的300 名代表参加了于1995 年召开的第3届大会，真主党、哈马斯、乃至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组织都派遣了代表参加。輥輰訛当纳赛尔离世和萨达姆政权受到制裁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逐渐以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旗手自居，并开始寻求在中东地区更多的话语权。整体而言，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反对西方强权和传播伊斯兰教构成了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輥輱訛他通过制定一系列外交政策孤立以色列，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并提出阿拉伯石油如果不是用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就该被毁掉等观点。

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共和国于20 世纪90 年代先后挑起了两次旨在分裂的车臣战争。第一次战争时，车臣便通过宗教号召建立伊斯兰联盟；第二次战争前， 其领导人则宣布要用伊斯兰教法治国， 进一步加速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发展。来自约旦、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核心区国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成员多次由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潜入北高加索地区。輥輲訛他们以车臣为中心，宣扬极端主义教义，并与车臣武装恐怖分子相勾结，为其提供资金、装备。此外，由于土耳其与车臣分子关系密切，在其境内存在车臣恐怖分子的培训基地，车臣战争也对俄罗斯与中东核心区国家土耳其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巴尔干半岛，1992 至1995 年，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与塞尔维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波黑内战共造成了约25 万人死亡，超过200 万人沦为难民。在此次战争中，穆斯林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极端主义者参与其中。輥輳訛1996 年，塞尔维亚境内穆斯林激进分子成立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分离运动，这场战争同样也将中东核心区的国家卷入。政府层面，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赞同美国和北约政策，因此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举动。其中，阿联酋宣布派遣150 名军人赴法国训练，以参与维护科索沃和平的任何国际行动；约旦等国撤回了其驻塞尔维亚大使。民间层面，大量中东国家民众通过捐款、组织志愿者、向政府施压等形式对“科索沃解放军”予以支持。

冷战后中东边缘区日趋活跃的态势在2001 年9 月11 日，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扶助下的“基地”组织推向了新的阶段。“9·11”事件是有史以来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动，该事件不仅殃及到边缘区国家的发展，也将中东核心区国家“拖入”了美国反恐战争的计划图。推翻塔利班后，美国于2003 年在未经联合国的授权下，单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理由之一则是萨达姆政权向“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培训和安全避难所。

“9·11”之后的近10 年里，尽管中东边缘区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美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制裁下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伤，但是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边缘区对核心区的制约态势。随着边缘区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国际社会甚至以边缘区的状况来认知整个中东地区。在此期间，法国有近600 万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的10％，他们多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英国约有150 至180 万穆斯林人口，主要来自南亚次大陆和非洲；荷兰的穆斯林人口大约在90 至100 万间，其中摩洛哥裔占据了很大比例。輥輵訛这些移民于欧洲的穆斯林，也受到了边缘区极端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2003 年3 月11 日，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火车爆炸案，其主犯便来自于摩洛哥；2005 年7 月7 日，英国伦敦发生地铁爆炸案，涉案人员则为巴基斯坦裔；2005 年9 月丹麦报纸发表的“亵渎伊斯兰教先知漫画”引发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的抗议示威，边缘区穆斯林对此反应的激烈程度甚至也超过了核心区。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在巴黎举行游行；南亚穆斯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进行抗议示威；巴基斯坦国内的示威者与巴警方发生冲突，焚烧了美国肯德基快餐店和一些电影院，并造成数名抗议者丧生；而印度尼西亚的抗议人群则洗劫了丹麦大使馆所在的高层建筑大堂。

五、2010年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切互动激化了中东乱局

2010年12 月， 中东边缘区国家突尼斯爆发群体性抗议活动， 且愈演愈烈， 终致执政长达23 年的本·阿里总统于2011年1 月出逃，并继而引发了中东剧变。2011 年3 月至10 月，同样位于边缘区的利比亚历经了战争与政权更迭，而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强行实施的“大国干预”，輥輶訛也在中东剧变中被不断演绎。

在核心区，埃及历经了3 年多的政治社会动荡，当2011 年1 月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爆发后，仅18 天时间，掌控埃及达30 年之久的穆巴拉克便被迫下台，一年多之后埃及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在2012 年6 月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但仅过一年， 埃及军方便宣布罢免总统穆尔西， 直至2014 年6 月， 军人出身的塞西宣誓就任埃及新总统， 埃及的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也门在权力交接后部族冲突此起彼伏，虽然萨利赫于2012 年2 月辞去了总统职务，但继任总统哈迪始终无法掌控政治进程，其国内的胡塞武装组织攻陷首都后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直至当前， 也门政局仍在危机之中， 国家面临国土分裂的危险。同样位于中东核心区的叙利亚在2011 年3 月爆发了抗议运动，不久即演变为内战，在“大国干预” 下已过5 年却仍然难见和平的曙光。此外， 土耳其、巴林、约旦等核心区国家也一时出现了社会骚乱。

几乎同时，2014 年，“伊斯兰国” 组织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在中东核心区伊拉克开始兴起， 该组织不仅与伊拉克政府军、库尔德人武装进行交战， 而且参与了国际势力角逐中的叙利亚内战。此外， “伊斯兰国” 组织在核心区其他国家也重点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平民的暴恐袭击， 其在埃及西奈半岛的分支机构声称对2015 年10 月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俄罗斯坠机事件负责；2015 年11 月该组织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炸弹袭击，是冷战后贝鲁特发生的最严重暴力袭击事件。在中东的边缘区，巴基斯坦塔利班、利比亚的极端组织等纷纷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乃至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尼日利亚“博科圣地” 与东南亚地区菲律宾的两支反政府武装也宣布效忠。

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切互动恶化了边缘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安全环境，恐怖袭击迅猛增加。以巴基斯坦为例，因暴恐丧生的平民人数就从2003 年的140 人骤升至2013 年的3001 人。輦輮訛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更加活跃，并且逐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渗透。2015 年11 月，马里酒店袭击事件共造成包括3 名中国人在内的27 人死亡；2016 年6 月，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遭遇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中中国维和人员1 人牺牲、4 人受伤，长期活动在北非地区的“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在两起袭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在边缘区与核心区对动荡、冲突、战争的反复相互构建中，难民问题不仅成为了中东地区国家共同面对的紧要事务，而且外溢为欧洲国家密切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欧洲的中东难民多来自于中东边缘区，特别是北非地区，根据欧盟的统计，至2000 年，在欧洲的北非移民总数已超过220 万人，其中摩洛哥人123 万、阿尔及利亚人近68 万、突尼斯人近30 万。輦輰訛尽管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先后有近200 万难民离开伊拉克，但由于周边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家的妥善安置，前往欧洲的伊拉克难民数量并不多。

2014 年后， 当“伊斯兰国” 组织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西部占领了约2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东核心区的难民数量骤为增加， 仅叙利亚难民数量就急剧增加至800 万人。面对叙利亚乱局，中东地区的周边国家也难以承担如此数量的难民，大量难民前往欧洲。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2015 年前6 个月经由地中海到达欧洲的难民中，已有近1 ／ 3 来自叙利亚。

此次难民危机不仅人数庞大，其来源和路径也更为多元。长期以来，中东难民更多的是从北非地区进入欧洲，但2014 年后，大多数中东核心区的难民则选择通过土耳其前往欧洲。尽管土耳其已接纳了230 万叙利亚难民，但到2015 年底经由陆路或海路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人数仍超过100 万，预计2016 年底前进入欧盟的难民总数将达300 万。輦輲訛

在难民潮的剧烈冲击下，欧洲各国的安全局势倍受威胁。频繁发生的恐袭事件甚至造成了社会恐慌。2015 年11 月13 日“伊斯兰国”组织制造了法国巴黎爆炸枪击事件，造成132 人遇难，368 人受伤；2016 年3 月22 日，该组织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造成34 人死亡，187 人受伤。

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密切互动所外溢产生的欧洲难民危机，将使欧洲国家重新将中东地区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板块看待，更加客观地认知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如在制定其对中东边缘区（如北非地区等）政策时， 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中东核心区国家产生连锁反应的后果。

六、中国的外交应对

（一）中国可借助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东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区， 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 中东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 的交汇区， 同样重要的是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构建了一个能够外溢到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缘政治板块，该地区不只扼守着苏伊士运河、波斯湾、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经济与军事咽喉，更以其自成体系的伊斯兰文明横亘在欧、亚、非三大洲的广阔中部。中东地区作为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和当代伊斯兰思想的策源地，通过朝觐、教义习得、伊斯兰教跨国组织等途径，对当前的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均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旅居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也成为了欧洲各国政府日益关切的群体。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 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不仅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发展， 而且能够借助“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 这一伊斯兰文明的网状传播方式， 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 并为中非合作、中欧合作开辟新的空间， 从而为“一带一路” 的整体推进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二）中巴经济走廊可能成为中国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战略支点

巴基斯坦尽管位于中东的边缘区，但该国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国家之一，輦輳訛依然在中东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20 世纪90 年代核武器的获得，巴基斯坦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核国家，并由此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阿富汗战争后，大量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原本动荡的政局变得更为混乱，其西部、北部的极端武装组织骤然猖獗，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文明体系中成为了极端思想与暴力的输出国。如果巴基斯坦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核材料、核技术等通过伊斯兰网络输出到极端分子手中并非不可想象，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重要邻国也会受到潜在威胁。

在中巴两国长期友好历史的基础上，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论是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的稳定、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还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持久发展等角度来看，都是有着战略深意的。此外，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丰富了中国与中东地区的交往渠道，除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将在能源和经济方面的合作途径更为多元，中国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以及伊斯兰文明圈的互动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意义。

（三）中国的中东外交不应局限于中东国家的陆地部分，也可将印度洋纳入其中

长期以来，中国的中东外交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的陆地部分，而忽略了与该地区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自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就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伍，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海上航行技术，可以说中世纪的国际海洋贸易，穆斯林商人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輦輴訛位于中东核心区的阿曼，恰好处在北印度洋经济圈的中点，在19 世纪时，擅于开拓海洋的阿曼人甚至在非洲的东海岸建立了连接中东与非洲的印度洋国家，直至今日， 濒临印度洋的非洲传统城镇都是以穆斯林居民为主体； 在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斯里兰卡， 该国最早的港口科伦坡也是由阿拉伯人所建立； 而在印度洋东岸， 印尼的亚齐是伊斯兰文明通过海洋最早进入东南亚的地区， 之后伴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商业活动， 伊斯兰教逐渐在东南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冷战后，印度不断诉求自身在印度洋的利益，该国通过强化军队建设、加大军购力度、建设蓝水海军、并奉行“积极海洋战略”，以实现控制印度洋海上通道的战略目标。但与印度相比，位于非洲之角的阿拉伯国家索马里、吉布提、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也门、以及扼守印度洋与地中海的埃及、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的印度尼西亚，均在印度洋海域具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这些国家，皆属于中东地区（核心区或边缘区）的范畴。因此， 中国在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 必须正视印度洋对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加强在海洋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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