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品 [解释性媒介对美国媒介发展及其从业者的影响]

　　摘要：美国学者韦斯特在其著作《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中将美国媒介发展史分为了党派性媒体、商业性媒体、客观性媒体、解释性媒体以及分化性媒体等五个时段。其中解释性媒介时期对美国的媒介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个阶段的产生是由众多复杂的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斗争、经济环境、科技发展水平、民众教育程度，甚至就连偶发性的事件也对媒介阶段性特征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在此期间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美国新闻从业者身份由顶峰转向衰落的时代，带有主观色彩的解读使得在读者心中塑造的客观中立的形象遭到动摇，在获得了更多受众的同时却又广受批评，这种转变奠定了现阶段美国媒介的社会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媒介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关键词：传媒体制；解释性媒介；媒介发展；新闻从业者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62-03
　　
　　一、解释性媒介时期产生的原因
　　
　　美国学者韦斯特在其著作《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中将美国媒介发展史分为了党派性媒介、商业性媒介、客观性媒介、解释性媒介以及分化性媒介等五个时段。其中解释性媒介时期所形成的特征与当今美国社会大众媒介的发展关系最为紧密，它对美国的媒介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看，尽管本书作者也承认各个媒介阶段的划分时间并不绝对，媒介特征重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大体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此阶段的解释性特征最为明显，可以认为此阶段即为美国解释性媒介时期。关于其产生原因，韦斯特认为现代科学对于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开始承认，特定语境、个人立场、社会规范等都影响着事实的表达方式。社会学也发现，仅仅发现客观事实的意义并不大，找到人们真正接受的是什么才是时代的要求。[1]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各个领域人们的思考方式，大批的新闻人开始认同这种分析性思潮。为了吸引受众，他们需要不断挖掘新观点，而要阐发新的观点就必须要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而创造了新闻分析类文章这样新的写作方式。作者们不再停留在新闻表面，而是开始深入剖析事件背后的本源，一条普通的新闻被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中并加以解释。记者们一直拥有能够接触焦点人物的特权，但直到这个时期才真正让这种特权发挥到极致。“不去帮助受众理解深层因素，客观性的新闻工作者就是剥夺了公众应当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这种观点的深入人心注定了这是一个解释性的时代。
　　科技的进步其实也从另一个层面改变了媒介的世界。新媒介技术普及伊始，大众媒介只是单一地利用了它们最基本的传播功能。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闻工作者们开始意识到这些传播工具其实功能不仅限于此。他们发现单纯的事实报道除了可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之外几乎别无他用，尽管“议程设置”的概念早在1972年就被麦库姆斯所提出，但是正如迪林和罗杰斯直到1996年才为“议程设置”理论归纳的那样，“并不是所有媒介认为有意义的事件都会被相关势力和人们解释和宣扬”，“媒介议程”上极其重要的时间有可能在“公众议程”上消失。[2]以波兹曼的观点来看，新技术的产生削弱了大众媒介的严肃性和说理性，广播电视的出现彻底地娱乐化了大众传播，纸面上枯燥的文字被生动而夸张的画面所取代，关于新闻事件的深度解析渐渐沦为了夸夸其谈的外在形式，新闻人过于自我表现，丑化了他们的前辈一直以来在受众心中中立客观的印象。但总体来说，媒介形式的拓展确实丰富了新闻人对于事件的表达，无论是被诟病的脱口秀还是专家评论，华而不实的外在表现只能说是内容拓展后的衍生物罢了。
　　偶发性事件对于一个时代而言有时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譬如1991年的肯尼迪史密斯案和同年秋天的希尔―托马斯案听证会。两个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不能说就因为这两个偶发的事件导致了解释性媒介时代的来临。但应该说媒体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上，将解释性媒介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它告诉人们，解释性新闻产生的本源就在于为了引起更大的轰动，在于吸引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强奸案还是性骚扰，无论是深度挖掘还是主观分析，而这一切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在注意力资源还没有变得短缺的时代，在媒体的经济实力已经能够满足自身发展的条件时，新闻人就已经无法抑制这种源于工作性质的本能。至于政治和社会新闻，它们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对象，结果在解释性媒介时代的分析下，一个被延伸成了探讨是“陷害名流的手段”还是“权势阶层可以利用昂贵的律师和私家侦探解决掉法律纠纷”的社会问题。另一个案例则成为了是对“黑人执政官的政治陷害”还是“女性新闻人对于涉及性别案件的偏向报道”的问题。两个事件都被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并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也都由于过于挖掘私人性事件而招致了美国社会民众对于解释性媒介的反思。
　　
　　二、解释性媒介时期的形成对美国媒介发展的影响
　　
　　解释性媒介时期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他们的出现对于当今美国新闻事业的传播特征以及社会功能意义重大，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得媒介领域进一步分化，并形成了当今美国国内媒介群雄并起的局面。正是由于解释性时期的深度挖掘，不同角度、不同观点的评论纷至沓来，60～70年代大众媒介的精英意识随之瓦解，以往以大媒体引领小媒体的局面被极度的分化，新的节目形式配上新的主持人瓜分了现有的媒介市场。各家媒体无论大小纷纷以出新为招牌，互联网的兴起更使得“媒介等级”渐渐消失。
　　类似默多克这样的后起之秀，我们一方面像面对解释性新闻一样钟情于他的媒介产品，对他本人成功的人生也是无比佩服，另一方面却又对他突破限制，不守约束的小报策略耿耿于怀。像默多克、泰德•特纳这样成功的媒介领袖层出不穷，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商业化社会的大发展，更主要的是解释性媒介时期，整个媒介领域新闻人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就决定了媒介的分化不可避免。如果说整个社会的商业化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新闻工作者分化的开始则为媒介的随波逐流打开了阀门。同商业领域一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同质化的报道再也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你给了观众更多选择，他们就会做出更多选择”。
　　大众媒介有监督社会和政府的功能，而赋予其功能的是新闻记者本身与公众双方面认可的。然而，由于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衰落，报道开始不受主流意识控制，一些报道严重失实，另一些则又缺乏说服力，记者队伍也开始变得良莠不齐，久而久之，民众对于大众传媒的态度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很难量化当今美国社会的大众媒介到底还有多大的公信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客观性时代甚至是解释性时代，这种公信力下降的相当明显。
　　在韦斯特看来，媒体报道的分化还将导致亚文化的兴起和共同文化的衰落。美国是一个多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认同是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纽带。然而异质化的报道潜移默化的增加了不同观点的支持者，群体之间共通性减少，社会冲突也将随之增加。关于种族之间执法是否公正以及教育是否平等的报道可能正在激化着民众间的矛盾，而这一切必将刺激美国媒介体制的下一次发展。
　　
　　三、解释性媒介时期新闻从业者的特征
　　
　　（一）影响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因素
　　应该说，在美国媒介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新闻从业者的地位会像客观性媒介时代一样崇高。那时的新闻记者们带给了美国人民一个全新视角。党派性媒介时期，报纸作为发行量最大的传播媒介，充满了各种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论，严重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 而商业性时代，新闻自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直到客观性时代，记者们才第一次给予新闻以本来的面貌，展示了新闻的本来作用。而到了解释性媒介时期，新闻记者的地位又有所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客观性的削弱。
　　技术的发展始终无法被忽视。在广播、电视等新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的播出方式有了很大变化，报纸上的文字再生动也无法和语言以及图片相媲美。新媒介大规模应用的初期，受众的陡然增加确实刺激了新闻工作者们坚持遵守行业规范的信念，在行业内部一致认为要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就不能掺杂进过多的党派性色彩。然而，随着受众达到一定的数量，这种信念开始悄然的流逝，不可否认，依照波兹曼的观点，广播电视消除了文字阅读的严肃性，它们将娱乐性带入了这个时代，但更多的是因为这些“把关人”对于自身行业认识的转变。在已经获得大量受众后，新闻工作者的新需求就是如何引起更大的轰动。同时随着形式得以扩充，职业记者不再垄断对新闻的报道，原本职业的新闻工作者让位于脱口秀电台、新闻分析家以及各种新角色。大众传播一方面获取了更多民众的关注，一方面又饱尝他们的抨击。在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似乎这也成为了媒体运作的基本方式。
　　社会因素是媒介从业人员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美国客观性媒介时期，人们认为其最大的进步之处就在于美国媒介工作者们第一次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地位与身份的认同。从客观性媒介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媒介从业人员开始进入大学，进行专业的新闻写作训练。普利策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新闻从业人员需要进行培训的人，但是他确实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他认为“报人就应该训练有素，明确权利，敢于履行职责”。要做到“精干、无私、一心为公”就需要接受专业化的教育，因此，以“提升职业道德、知识、文化，树立典范”为目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应运而生。而在此后将近40年的时间里，全美相继有超过600所高校设立与新闻专业相关的课程，内容包括新闻写作、新闻报道、新闻伦理以及新闻史等。[1]在教育因素的影响下，不仅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得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地位、公信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城市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于新闻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渴求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在两方的共同“进化下”，新闻工作者被当成是社会的放大镜，过滤网，他们能把任何有悖于社会发展的污点都剥离出来，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空前的肯定。而由于有了学历和能力的差别，从外在上看新闻工作者中间也开始出现层次的划分。顶层的新闻从业者们开始以精英自居，并加深了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自觉担当起了监督社会和政府的“意见领袖”，开始提出并遵守更高的行业规范。尽管解释性媒介时期，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由于公信力的下降招致了民众的反感，但依靠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积累，新闻记者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握受众们的注意力。
　　（二）从崇高到受抨击的转变
　　当然，深入而又专业的分析一方面拓宽了读者的思考空间，但同时也对自身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解释性媒介时期新闻记者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大片的分析有相当一部分带入了作者的主观态度，这就势必影响了报道的客观性。新闻记者之所以被大众认可与时代的特点密不可分。在进入解释性媒介时代之前，读者极度厌恶了“报纸功利性”的局面。民众对于事实的好奇心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这种好奇心和知情权一直未能得以满足。因此，以客观性标榜自己的新闻记者一出现，就立刻成为了公民的代表，他们的出现，使得广大的读者终于有了可以信赖的消息来源，新闻记者们的地位也大幅提升。
　　解释性媒介时期，新闻记者地位的下降不仅仅是客观性报道的丧失，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造成新闻从业者地位的下降。客观性媒介时期，由于媒体的中立性，使得媒体在政治斗争中所持有的立场看似飘忽不定。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说媒介的立场不明确，相反，这恰好说明了当时客观报道的绝对性。也正是这样一种报道方式揭露了相当多的政治丑闻，新闻工作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默契，为了避免不利的报道和尖锐的监督，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接触减少，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政府把媒体视为一颗不可控的炸弹，党派之间谁也无法左右他们，只有回避似乎才是唯一减少麻烦的方法。
　　还有一个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于旧有习惯的改变。从韦斯特对于美国媒介时代的划分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对于客观性时代的定义并非是严格而清晰的。“有些人强调报道的公平、公正、均衡等底线，有些人则注重中立、不受党派影响等观念。”如果说一定要评选出一条最令作者满意的定义，美国报业编辑协会提出的“不受任何意见或倾向的影响，忠诚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对完善的。但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些定义无非是在极力宣扬一种立场，一种有别于党派性媒介以及商业化报刊时代的立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只要不是偏颇的政治主张或者夸张失实的噱头，就都可以算在客观性之列。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明确给予结论，以至于随着客观性报道发展到了一定时期，观点不断被推敲，媒体的主观性终究要占得上风。而新闻记者们理所应当地使用带有主观色彩的文章分析事件时，过量的信息以及与大众印象相左的观点刺激了民众，但他们已然发现这种分析已经蔚然成风，尽管从个人修养和社会印象上来看，人们并不赞同大众传媒过度披露个人细节，也对自我意见的毫不遮掩表现出了抵触情，但谁也无法统计当媒介追踪报道各种丑闻时，还有多少美国人充耳不闻。只不过新闻人挑战了社会传统意识，更挑战了受众接受信息的习惯。
　　
　　参考文献：
　　[1] (美)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