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转换与艺术创新_可以将数据转换成计算机内部形式

　　 小说《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多年来陆续被改编为长篇连播、秦腔、连环画、陶塑、话剧、方言广播剧、舞剧、影视等艺术形式。在众多的艺术改编中，《白鹿原》的三次戏剧改编演出效果良好，影响较大。分别是2000年由丁金龙改编、西安市秦腔一团演出的秦腔现代戏《白鹿原》；2006年由林兆华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白鹿原》；2007年由和谷改编、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创演的现代交响舞剧《白鹿原》。三次改编均体现了小说本身所体现的重要价值，从不同角度丰富了《白鹿原》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拓宽和丰富了经典文本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
　　
　　 一、 从小说到戏剧：形式转换与意义重构
　　
　　小说改编戏剧，即以小说文本为素材而进行的二度创作，其关键在于小说要素与戏剧要素之间的形式转换。小说以文字为媒介，具有抽象性、间接性；而戏剧依据表演、念白，具有具象性、直接性。小说可用有限的文字表现无限的时空和丰富的思想，在叙事上可以多条线索并置推动情节发展，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有充分的描写和烘托。戏剧则不然，它要求在短时间内表现完整的故事和激烈的戏剧冲突，在情节设置上追求线索单纯以求主题鲜明，刻画人物主要的方式是自报家门。因此，对于戏剧改编而言，小说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与戏剧舞台时空的有限性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要求改编者必须依据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创造规律，适当对原著进行内容上的增删、重组和再造，使它们符合戏剧艺术的表现规律。
　　从小说《白鹿原》到秦腔、话剧以及舞剧的形式转换，关键在于“立主脑”。秦腔现代戏《白鹿原》主要围绕白鹿两家争夺风水宝地展开，力图通过家族斗争塑造白嘉轩这个饱含传统文化情结的人物形象，并从中体会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文化景观。话剧《白鹿原》在叙事视角、主题定位、情节设置等方面，基本表现了原著的艺术风貌，成为小说《白鹿原》的缩写本。它没有删除人物，也没有删除任何大的情节，而是将白鹿原上50年间的沧桑巨变完整地演绎出来。舞剧《白鹿原》主要以田小娥与黑娃和白孝文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力图塑造被封建礼教损害的小娥人物形象，并由此引发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在戏剧冲突设置上，秦腔《白鹿原》在“在小说诸多的矛盾冲突中,仅保留了白嘉轩与鹿子霖两个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宗法制时期中国农村普遍而又恒常的“窝里斗”,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纷争，而是家族内部权威和势力的明争暗斗,主要表现为人格力量的对照和精神境界的较量。”①话剧《白鹿原》的戏剧冲突不够集中，但对田小娥与封建宗法制度的抗争、白鹿两家争夺风水宝地、历史文化背景下革命的“风搅雪”与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据守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都有呈现。舞剧《白鹿原》因艺术形式的限制，其戏剧冲突则主要通过出逃、拒小娥、梦幻婚礼、祈雨、戏楼、小娥之死等场景来表现戏剧情节和冲突。
　　一般情况下，对于思想意蕴丰富、线索交错复杂的长篇经典而言，艺术形式的转换必然会引发意义的重构。《白鹿原》的戏剧改编也概莫能外。从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小说《白鹿原》至少有三重意蕴，一是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家族史；二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50年间的民族命运的发展史；三是民族文化环境中的文化人格。第一层意蕴属个体生活层面，第二层属于社会、历史斗争层面，第三层属于文化层面。《白鹿原》的精神核心在于王旗变换、新政更迭的历史变迁对于个体精神层面的震撼和影响，以及作家对于渐趋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怀有矛盾心态的坚守。如想将小说的主旨和精髓呈现在戏剧舞台上，则必须将三个层面的内容交错穿插融于一体。而戏剧的创作规律却要求线索单一，冲突集中，所以戏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体现原著的精髓。尽管三个戏剧版本的《白鹿原》都在不同层面忠实了原著，如秦腔戏在家族斗争史层面、舞剧在被礼教文化所损害的爱情与人性等层面忠实了原著，而话剧则全景式地演绎了小说文本，在史诗性气韵营造、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等方面都忠实了原著。但是，三剧对于人物的精神转折、民族的深层心理、白鹿精魂等方面的阐释都不够深入，如秦腔戏《白鹿原》删除了象征“白鹿精魂”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形象，舞剧《白鹿原》剔除了原著的社会历史层面和家族斗争层面，话剧《白鹿原》虽然在情节上相较完整，却因面面俱到，矛盾冲突不够集中激烈，人物刻画缺少丰富性和精神转型性，缺少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这些都影响了对于原著精髓的传达。这与改编者的接受有关，更与小说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以及戏剧的时空有限性息息相关。
　　
　　二、文化创造与艺术创新
　　
　　就艺术转换的价值而言，改编的最高境界不是复制、翻译文学作品，而是创作出一个有观赏价值的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
　　秦腔戏《白鹿原》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于对原著纷繁线索和丰厚文化意蕴的集中处理。情节线索集中，从时空广阔、头绪繁多的线索中抽取白鹿两家争夺风水宝地的家族斗争史作为剧情立意。人物集中，在白鹿原上众多的人物群像中抽取有利于表现主题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戏剧冲突激烈集中，在原著的多种矛盾冲突中选择保留白鹿两家的激烈冲突，揭示宗法制度下农村的“窝里斗”和不同文化人格之间的对照。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主要场景集中在白鹿原两家。在众多的场景中，着意刻画了白家门楼上的“耕读传家”字样。另外，对于白嘉轩厅屋内外的陈设画面，如对中兴的上等家庭的桌椅、门窗以及厅屋中先祖牌位的陈设都体现得细致入微。在人物刻画上，秦腔戏《白鹿原》对白嘉轩、鹿子霖的形象塑造深入细致，特别是对于白嘉轩的“恪守祖训、耕读传家”、“以仁为本”、“持身谨严”、处理人际关系克己谅人的正面形象刻画深刻。同时对于“白鹿精魂”白灵的刻画也有一定创新，欣然安排她道出，“我要像白鹿一样，神驰山川，降福人民，走遍祖国大地。”②此外，朴实、粗犷、豪放的秦腔唱段也是秦腔《白鹿原》的创新之处，其中对于田小娥的身世、背景、追求与痛苦均由唱段表现出来，用音乐和唱腔抒发了柔弱女性的悲愤凄凉之情，颇具抒情性和感染力。
　　话剧《白鹿原》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舞美的艺术创新和方言演出的形式创新、以及原生态民间音乐的运用。“传统话剧的基本叙事手段是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及结局，而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主要是人物的对话和动作。而布景及服饰道具等承担的则是确定时间、地点、时代、环境的作用，它们是叙事的手段之一……而在话剧《白鹿原》中，黄土高原的布景和群众演员及其地方剧表演，而构成了戏剧叙述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们与角色演员的话语、动作一样都是叙述的主体、叙述的要件和基本手段。”③话剧《白鹿原》的舞台布景采取了一幕到底的黄土高坡，区分场景主要依靠动作和简单的道具。部分道具运用了实物，如雪白的羊群在牧人驱赶下走上舞台，并顺着平地爬上山坡，在窑洞前吃草。在话剧史上，采用实物作为道具是非常少见的。为了接近原著的文化气韵，话剧还使用了华阴老腔和秦腔。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不仅奠定了整台话剧的苍凉、悲怆、粗犷的审美基调，而且成为基本的叙事元素，与演员的语言动作等一同成为叙述主体和手段，较为和谐地融入剧情，并使剧情阶段分明、人物命运变化层次清晰。流动的乐章以及人物的穿行，凝固为苍凉、跃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白鹿原上的斗转星移、苍凉世事，构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话剧白鹿原的艺术创新还表现在拒绝琐细，只给大印象的演出定位，为改编史诗性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经验。
　　舞剧《白鹿原》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强烈浓郁的抒情氛围和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舞剧将原著中象征美好意蕴的白鹿形象作为整个剧作的结构意象，序曲以白鹿的嘶鸣开端，舞台上100多个男女狂奔起舞的舞蹈场面和震撼人心的音乐旋律，象征性地表现出关中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图景，奠定了整部舞剧的史诗性氛围。舞剧以诗意般的白鹿场景和小娥优美的回首为结尾，烘托了女主人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向往，极具写意和抒情性。舞剧在舞蹈和音乐的编创上极具地域特色。在音乐风格上，宏大的交响乐与丝竹管弦相映成辉，现代风格与传统地方音乐恰当融合，音乐主题、和声语言、对位上体现浓郁的民族风味。在舞蹈风格上，采集挖掘陕西民间原生态歌舞的精华，对其进行变形和发展，古原上男人们古朴苍劲的求雨舞蹈与女人们轻盈柔美的“泥屐舞”场景， 显现了人们祈盼神灵保佑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了舞剧的田园气息和陕西风味。
　　
　　 三、经典改编：意义空间与文化价值
　　
　　经典的魅力不在于束之高阁，而在于传播，以期最大限度地阐发、探寻经典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作为小说文本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戏剧《白鹿原》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艺术魅力，冲击影响甚至刷新了受众原有的文化认知和审美意识。
　　首先，改编拓宽了文学经典的阐释空间和传播渠道。文学的文本意义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意义空间，文本内涵越丰富，阐释空间越大，不同艺术形式的《白鹿原》丰富了原著的文化内涵。同时，戏剧所依赖的视听媒介与纸质媒介相比，更能显示其娱乐性和市场化，从而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可观赏性，因而更容易引起普通受众的兴趣。舞台剧以视听盛宴的传播方式拓宽了《白鹿原》的接受群体。其次，改编丰富了受众的审美感知，打开了民俗审美的艺术新境界。艺术的主要功能是给人提供艺术美感和审美愉悦。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戏剧《白鹿原》之美学价值，就在于它将氤氲在文本内的审美意蕴转变为可供观赏的审美画面。老腔艺人憨厚质朴的形象与高亢雄浑的原生态唱腔融为一体，定格为黄土高原的苍凉、恢弘之美。黄土高坡、窑洞、祠堂、车轮、羊群、房间摆设等舞台道具，精巧地流露出物质民俗的质感和美感，求雨、祭祖、求子、祈福、吃面等一幅幅关中图景，建构起丰富细致的民俗审美画卷，真实典型地再现了独特的地域美学色彩。最后，《白鹿原》的戏剧改编还为未来经典文本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改编者而言，触摸并改造在广大受众中有极大影响力和认可度的文学经典，应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灵魂和精髓，忠实于小说与戏剧或影视创作独特的审美规律，以此为基础寻求原著与改编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的契合点。
　　无论是秦腔戏、话剧版，还是舞剧版的《白鹿原》，作为一件艺术品，它们都是优秀的、成功的。但作为一个文学经典的阐释文本，均有遗憾和可挑剔之处。如对原著思想精髓的挖掘，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戏剧冲突的设置、场景的营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但它们既已产生，便成为与小说《白鹿原》有着血缘关系的文化存在。无论它们是否具有经典性，都已变成与原著共存的具有欣赏价值的对照性研究文本，在推动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戏剧改编，推动戏剧事业的发展方面，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普里斯特利所言，“无论这个世界的开端是怎样的，它的终结将是光荣的和天堂式的，远远超出我们现在可能的想象之外”。④《白鹿原》的戏剧创作抑或如此。
　　
　　 （本文是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陈忠实小说中的关中民俗研究》（项目编号：10H15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系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①邹言九.《刻画显示民族精神的鲜活人物》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6）99页.
　　②丁金龙、丁爱军.《白鹿原》剧本.2001（4）7页.
　　③李星.《话剧叙事艺术的出新》当代戏剧.2006（5）19页.
　　④《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