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敦煌出土的汉代至唐代镇墓神物】 敦煌魏晋墓
[摘要]镇墓神物是意识形态的生动反映,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与因循性驱使它沿着既定的轨迹行进。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敦煌博物馆发掘出土了一批镇墓神物,本文拟对这批镇墓神物的类型、作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镇墓神物;敦煌;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18-03
所谓镇墓神物,指古代人们专门为死者及亡魂驱鬼、避邪,使之免受侵扰的镇墓之物。镇墓神物种类繁多,有镇墓天王俑、镇墓武士俑、镇墓�、镇墓瓶、镇墓石人等。[1]它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分布地域非常广阔。下文试就敦煌博物馆从21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发掘出土的一批镇墓神物的类型及镇墓神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作简要的分析。
一、镇墓罐
1973年在敦煌市七里镇三号桥汉墓出土一灰陶罐,上有墨书文字“南方丹沙避(除)土精(精)土(气)消土如律令”。“南方”二字是指方向,称南方朱雀,但它一般都与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同时出现在一起,代表四个方位。而“南方丹沙”在河南三门峡市南交口发现的汉墓出土的五个镇墓瓶,其中置放在南北方向的一个南方瓶上的镇墓文中写道:“南方、丙丁、神朱雀,丹沙(砂)七两,制西方,令母守子,祸不起,从今日起,如律令!”[2]由此可知敦煌汉墓镇墓罐上的“南方”可能指方向。“丹沙”是指五石:曾青、丹沙、雄黄、�石、慈(磁)石中的一种,这五种矿石曾被医家采以入药,主要治疗外伤和寒症。晋葛洪《抱朴子•金丹》云:“五石者,丹沙、雄黄、白� 、曾青、磁石也。”[3]丹沙为赤色,雄黄为黄色,石为白色,曾青为青色,磁石为黑色,这正符合古代五行说的五色。“除”解释为解除,解除是巫术的一种,是通过某种巫术活动仪式除罪去灾。林富士在《汉代的巫者》一书中即认为,解除是汉代巫者的重要职事之一。他认为解除有两种:一是祝移,即以咒术将一个人所遭遇的祸害转移到他人身上;二是解土,即解除因动土可能触犯土神而带来的灾祸。[4]镇墓文的作用就在于将这些可能威胁生人的死人罪过通通解除,使死者不再对生者产生威胁。“为生人除殃”是指解除生人在埋藏死人时因“动土“而犯下的罪过。[5]这是鬼神崇拜的物化形式。
除此之外,敦煌佛爷庙、新店台、祁家湾及三危山也相续出土了一批陶罐。陶罐上写有朱书、墨书文字,学术界称为镇墓文,储晓军先生将这些镇墓文分为三种模式:
□年□月□日,□□□身死。今下斗瓶、五谷、铅人,用当复地上生人。青乌子、北辰(或青乌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央,罚不加尔,移央传咎,远与他乡。如律令。
□□□,汝自薄命蚤终,受穷算尽,死见八鬼(或做魁)九坎。太山长阅,汝自往应之。苦莫相念,乐莫相思。从别以后,无令死者注于生人。祠腊社伏,徼于郊外。千年万岁,乃复得会。如律令。
□年□月□日,□□□身死,适直八魁九坎,厌解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生死异路,千秋万岁,不得相注忤,便利生人。如律令。
从以上三种模式的内容来看,反映的主题思想主要有:强调生死相隔,对生死相隔的强调是敦煌镇墓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如麟嘉八年(396)佛爷庙镇墓文有“生人前行,死人却步,道异不得相撞”等,强调生死相隔的目的是希望鬼魂能安心地在地府生活,不要烦扰生人,互不侵扰。这是先秦鬼神崇拜传统观念的真实再现。强调解注。解注是指解除死者的邪气对生者的危害,这与道教在敦煌地区的广泛传播有关系。强调死者自受其殃。自受其殃是指死者自己承受自己生前的过错而带来的惩罚。这种观念完全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
二、镇墓兽
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杨家桥汉墓出土了两枚琥珀独角刻兽,其兽呈蹲踞状,琥珀上雕刻鼓睛狮鼻大口的怪兽,侧面腹部有钻孔似为墓主人佩戴饰物,后为随葬品。选用琥珀雕刻怪兽,是因为“琥”通“虎”,虎是兽中之王,古人利用虎凶猛的性格,赋予某种神形。这是动物崇拜在敦煌丧葬中的具体表现。古人谓其“能执搏挫锐,噬食鬼” 。因此,战国时期就有门上画虎的记载。如周王的路寝宫,门上便画有猛虎,故亦称“虎门”。《周礼•地宫•师氏》:“居虎门左,司王朝。”意谓周王视于路寝宫,宫门外画有虎像,因称路寝宫之门为虎门。两汉时期,崇信虎能驱邪、除害,而以虎为镇灾、镇墓的习俗犹为浓厚。
三、镇墓四神画像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佛爷庙湾魏晋墓出土的四神画像砖与其他画像砖,镶嵌在墓室照墙上。四神在古代原本是指方向的星辰之名,即天象的二十八宿,这是古人用作观察日月五星运行坐标的28组恒星。由于这些星群环列于日、月、五星(东方岁星,南方荧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镇星)的四方,很像日、月、五星栖息的场所,所以称作二十八宿。古人又把二十八宿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作四组,分别称为东宫、南宫、西宫、北宫。每宫七宿,各宫又分别将其所属联缀想象为一种动物的形象,它们分别是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龟蛇),合而称之为四象、四灵、四神。[6]孔安国《尚书传》说:“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古人将此想象成形的四宫苍青龙、朱雀、白虎、玄武进而人格化并神化为神,即四神。《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后白虎。”道教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抱朴子•杂应》说建老子形象:“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云笈七签》卷25《北极七元紫庚秘诀》说:“左有青龙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监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后有玄武名执明,建节持幢,负背钟鼓,在吾前后左右,周匝数千万重。”道教又称此四方之神为四灵帝君,并把此四灵视作四方的保护神。《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敦煌佛爷庙出土的四神砖就是生人为死者的灵魂祈求四神去保平安求吉祥,是受灵魂信仰的影响。魏晋时,内地战乱,不少文人学士为避难而迁居河西地区,这些人带来了中原的汉文化。这应是道教在敦煌地区丧葬民俗中的具体表现。
四、陶制镇墓�头
1982年,在敦煌隋代墓葬中出土了一组陶制�头,其造型为一面目丑恶、狰狞可怖的圆形面具,状貌呈虎面,突目、瞠目、耸鼻、阔口、口部绘红色,牙齿用黑、白区分,突出了两颗虎牙的尖状。以�头作为魅避邪的灵物在汉代已经流行,其目的是为亡人驱除邪恶和疫疠。《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汉•郑玄注云:“蒙,冒也。冒熊皮着。以惊殴疫疠之鬼,如今之�头也。”又应邵《风俗通》:“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头以存之,言头体�然盛大也。”
五、红陶镇墓兽和镇墓俑士
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在敦煌唐墓中出土了陶制镇墓兽和镇墓俑士。镇墓兽呈人面兽身,面部造型为典型的西域人,耸鼻、深目、络腮胡,头部两侧有双角直冲天戟。表情冷酷、严肃,狰狞凶猛,恐怖气势浓重。镇墓俑士方面阔额、浓眉瞠目、高鼻大口,头戴兜鍪,身着铠甲,一手叉腰,一手高举握拳,显现出面容威猛、气宇轩昂、神态严峻、力大无穷的姿态。镇墓兽和镇墓俑士是佛教传播的产物。它们神通广大,威力外溢的气势,凶猛可怖的姿态,具有震慑驱鬼、守护死者亡魂的作用。
正因为镇墓神物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地上的人间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地下幽冥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人类的意识中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幽冥世界被认为是出生到死后的延续。不难看出,许多生存时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被搬移到了幽冥世界中。如继续追求生活(吃、穿、住、行)方面的美满、舒适,向往升天成仙,祈求神灵保佑、免遭鬼邪的侵扰等。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间世界和人类头脑中的地下幽冥世界也在同步发展,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保佑死者之魂免遭侵扰方面,人们创造了诸种镇墓驱邪的方式和神物。
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宗教氛围。在万物有灵观念、动物崇拜和灵魂不死观念的基础上兴起的原始巫术,是镇墓神物的催生剂。镇墓神物与巫术的驱魔仪式有着密切关系。巫术中为死者举行驱魔仪式,巫师通常扮成某种动物或披戴动物面具。其目的在于企图用人类自己的手段、法术(即超越自然力的手段)以动作上的模仿和咒语来影响、改变甚至制服客观事物。这种镇墓驱邪活动的启发作用刺激了以镇墓神物为主体的镇墓神物群体的诞生。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又是中西文化的中转站,自然受到各种宗教的影响。敦煌地区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镇墓神物就是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观念的真实反映。
纵观敦煌地区的镇墓神物的类型及演变,给我们传递出一种文化内涵:镇墓神物是意识形态的生动反映,是衡量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尺度;它为研究古代神话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与因循性驱使它沿着既定的轨迹行进,始终未能摆脱几千年的文化心理、宗教影响、社会习俗综合定势发展的桎梏。总之,镇墓神物作为古代人寄托理想的一个载体,反映了古代敦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其自身所展示的丰富内涵为我们探析敦煌汉到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镇墓神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郝本性,魏兴涛.三门峡南交口东汉墓镇墓瓶朱书文考略[J].《文物》,2009,(3).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林富士.汉代的巫者[M].台湾: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
[5]储晓军.敦煌魏晋镇墓文研究[J].敦煌研究,2009,(1).
[6]萧巍.浅谈敦煌出土的四神砖[J].丝绸之路,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