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从“拉萨痘碑”看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 　　 　　扎西次仁发表在《西藏民俗》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研究了“拉萨痘碑”。文章说，“拉萨痘碑”位于大昭寺正门前， 为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和琳竖立，碑高3.3米，宽1.2米，碑额刻有二龙，身尾相绞，龙头相对，含珠嬉戏，极其生动，碑身竖刻汉字。立碑缘由是和琳在任期间，西藏发生空前的天花病（出痘疹）传染极广，死亡人数众多，尤其在拉萨地区，人们并不知道此病能够治愈，对此极其恐惧，并按照当地的风俗，凡是有染痘疹者，皆驱至旷野岩洞或山溪水边，任其风吹、雨淋、日晒、冻饿，正如拉萨痘碑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西藏遇有出痘之人视、恶、疮霉，痛为尤甚。即逐至旷野岩洞，虽亲如父子、兄弟、夫妇，亦不顾暇，竟至无一主者。”来藏办理藏务的和琳看到这种情形，“深感悯测”，于是在藏北“浪荡”地方，捐款修建房屋，让出痘的民众都在那里居住调养，捐款购办酥油、糌粑、茶叶，柴薪，并派弁兵及已出症之蕃民早晚散给，以资养赡，并教给了种接牛痘的方法。使97％以上的患者都活下来，经过和琳的不懈努力。西藏的天花病很快得到控制和最终的根治。这点，可以从和琳上奏给乾隆皇帝的两次奏折内容可知，于是“立石为纪”。
　　此碑竖起后，卫藏及安多地区老百姓在前往大昭寺朝佛转经之余，对此碑顶礼膜拜，和琳这样一位极具责任心的驻藏大臣也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藏族人民的爱戴。乾隆皇帝对和琳在藏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在批文中强调指出：和琳奉差以来，办理一切卫藏边疆军需各事宜，定立章程，抚辑各部落，训练蕃兵，均能实心整饬，统理妥协。”由此可以看出， 清朝积极整饬边疆、对边疆各地实行抚慰政策，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进行保护，加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凝聚力，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得到巩固。清王朝为了加强边防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自清雍正五年（1722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到末代皇帝溥仪止，即从1722年―1911年，清政府共派出驻藏大臣173人，其中因各种原因合计扣除重任，复任，擢职者37人，实际到任者114人。清廷明智地利用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外事及国防进行直接的管理，从而避免了出现“山高皇帝远”的不利局面，将祖国和西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经济方面而言，每次驻藏大臣的到任其实对于西藏的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推动和促进，因为每次旧驻藏大臣回京述职和新驻藏大臣到任，并非单单一两个人，而是上百乃至上千人。这些人将内地先进的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及时地带入西藏，包括书籍、水利、建筑、农作物、生产工具、瓷器等方方面面，使藏汉民族的相互交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西藏每遇战争或天灾人祸，驻藏大臣总是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商量上奏朝廷减免一切捐税，并抚慰西藏的老百姓，使西藏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使西藏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热贡艺术技术初探
　　
　　赵清阳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专门研究了热贡艺匠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热贡艺术独特的配料、绘画、绘金的科学方法。文章说，热贡艺术始于元代，在这一发展历史中，热贡地方出现了许多久负盛名的著名工匠，仅隆务寺第一世夏日仓活佛时代，就有最著名的画匠年都乎噶吉、着龙、扎西、克知布恰宝、核日布扎西等等画师，18世纪到19世纪又在这一带寺院出现了曲麻勒哈、噶日罗藏核日布、维唐华丹、年都乎才让端智等大师。当代最有名的大师为夏吾才让，这些大师不仅在绘画艺术上有卓越成就，在绘画应用技术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热贡艺术的基本技术和传统材料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1、掌握佛教艺术的基本功，学习5 种佛像的绘画。2、特殊的学习方法，即在灰盘上学习。3、用土布制作画幔。一幅4平方面积的画幔为9节白布缝接，接好抹胶水、抹石膏进行浆制，干后洒一层薄水再用石块进行打磨，直至光洁。4、制作炭笔和手垫，炭笔易于擦改，手垫防止手和画面直接接触。5、打底稿，一般要画三次才能完成。第一次先画出佛像裸体骨架，第二次画衣服、装饰、宝冠，第三次画山水、行云、花草、禽兽、房屋。画好后再用特制的墨汁画上墨线才算完成。6、画笔的制作。热贡绘画属传统工笔画，画笔是关键性绘画工具。工匠制作的画笔规格有40多种，大的如中楷，小的仅二根毛，不同部位需要不同的笔描绘。笔杆为竹子或细木杆，毛则选用马、猫、羊毛的不同部位。7、神佛像的尺寸比例。主要范本是从印度、拉萨、塔尔寺等地传入的佛像度量经，为《功德源》、《森巴投作》，有三百、五百、七百神佛像版本，每一佛像都有比例：脸长12指，宽12指，眉毛至发际4指，至鼻尖4指，鼻孔至下巴4指；脖宽12指，长4指；胸长12指，上腹12指，下腹12指……具体各个神像比例略有变化。8、调色与绘制技术。调色首先是用胶技术，胶太多会有裂纹，还会使色调变暗。一幅绘画常有用30－50种颜色，因此配色是一门大学问。9、勾线。作为工笔线，勾线是最后一道工序，衣褶、花瓣形状、叶脉、面部轮廓、花草枝杆、山水行云要靠勾线完成。线勾得好坏是看一位画师技术高低的重要标志。10、描金技巧。用金绘画是热贡画匠的一大特长，也是热贡艺术的一大特色。一是金汁的调制，一是绘金的手法。此外还有金上绘画，即在用金部位较多的地方再绘上画，其笔用珊瑚或玛瑙制成硬笔描划，只有技术高超的画匠才能得心应手。
　　
　　藏族节日文化探识
　　
　　青措发表在《西藏民俗》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从藏族节日所反映的民族性质、民族历史和民族艺术三个 方面，探识了藏族节日文化的内涵和个性。1、藏族节日是藏民族特质的体现。首先，全民信教的社会存在，形成以宗教内容为其特色的藏族节日。藏族民间节日，绝大部分与宗教有关，掺杂有宗教内容，一部分节日本身就是由寺院等宗教机构主持举办的。一般来说，可以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寺院组织的宗教节日和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法会，如西藏、青海一些寺院举行的雪顿节；藏区许多寺院都举行的正月祈愿大法会；燃灯节、酥油花节、晒佛节等；青海塔尔寺每年的四大法会、甘肃拉卜楞寺的七月敦白日扎法会等等。一种是民间组织的宗教节日，如青海大通县的转山会，青海同仁的祭山神活动，四川阿坝的嘛呢经会，西藏山南的正达堆钦节等等。一种是由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或原始信仰遗留下来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如青海尖扎的嘛呢节，甘肃夏河的香浪节，四川阿坝的扎崇节等等。在这里，宗教是节日的内涵，节日是宗教的形式，宗教教义通过广大群众参加的节日而得到宣扬，节日也因为宗教的需要而流传下来。其次，藏族节日的宗教内容，折射出了藏族群众的一些特殊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中和特定的宗教氛围中，寻求到了一种比较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有利于人类本身生存的自然观和行为准则。如在西藏、青海许多寺院，在藏历的六月十五日起，为禁止喇嘛出寺门的日子，分别有半个月到两个月之多，名叫“夏令安居”或“住夏”。据说此时正是百虫生长盛期，外出行走“有伤上天好生之德”。期满后，喇嘛们走出寺门，纷纷来到野外。此时正是牛羊肥壮，产奶最多的季节，俗民、寺院都要举行野宴款待喇嘛。这就是“雪顿节”的由来。藏族节日除体现特定的宗教观和自然观外，还体现了藏族群众的社会观、道德观、伦理观和人际观，因而相应地构成了藏民族特别的民情风俗和道德伦理观念。比如维护群体的观念，惩恶扬善的观念，长幼有序的观念，鼓励生育的观念，农牧为本的观念，热爱自然、尊重万物的观念等等。此外，节日的形式也能反映出藏民族非常重视社会生活的群体意识。大部分藏族节日都是户外集体活动，集体颂经，集体祭奠，集体歌舞，集体野游、集体饮宴。2、藏族节日是藏民族历史的反映。历史在每一个民族的节日中留下了痕迹，藏族节日也不例外。研究藏族节日，就像研究一部藏族的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宗教发展史。西藏地区的“旺果节”，反映了勤劳的藏族人民生产斗争的历史。西藏东部工布一带的“工布年”，则是为纪念藏族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家乡的光荣历史而流传下来的节日。西藏和青海都过的“白来旦正节”（汉语叫“仙女节”），在每年藏历十月十五日举行，民间传说，这是文成公主入藏抵达拉萨的日子。青海同仁地区的人民在六月举行的“六月节”（军舞节），是反映藏汉人民反对争战，向往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节日。3、藏族节日是藏民族艺术的展示。藏族节日，不管是宗教节日还是民间节日，它们都包含有大量的艺术活动，有的本身就是传统的艺术节，有的还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宏大的艺术博览会，它对于藏族艺术的发源和发展，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作用。
　　
　　论佛教对藏医学的影响
　　
　　斗嘎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试就佛教思想对藏医学的起源、人体形式、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医德等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的影响，进行了介绍，从而揭开宗教蒙在藏医学表面的神秘面纱，展示其科学的真面目。文章说，在桑杰嘉措所著的《藏医史》中记载了藏医药起源的传说，将藏医药和各种疾病的起源都归结为天神创造的，天神先制造了各种疾病，又大发慈悲，制造了医药。但揭去宗教面纱，可以看到藏医起源的真面目。藏医中万物有灵的思想源于本教，本医是藏医的原始形态。藏医始祖辛绕就是在“多本”驱祟禳祓、祈祷酬神及诅咒占卜等巫术的基础上融进了民间流传的疾病诊治经验，创立的一种巫医结合的医学形式。现今发现的《十万医书四部》中，有大量神鬼作祟导致疾病发生的鬼祟病因说，和禳灾酬神的治疗方法。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四部医典》不但吸收了本医的许多医理外，也融进了大量鬼祟致病和禳祈酬神的治疗内容。主要有：1、神祗鬼祓作祟的病困说。在《四部医典》疾病外缘章里有“龙魔病章”、“鬼魅病章”、“狂病章”、“健忘病章”、“星曜病章”等5个章节，在小儿疾病章中还有“小儿鬼病”，综述各鬼祟病章所述病状，主要指各种神志疾病，精神病、神精疾病和心血管疾病，这些疾病一般发病突然，病因不明，发病时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病过又恢复如初，因而藏医对这类病的认识完全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2、诊断学中的吉凶占卜术。切脉和验尿是藏医中科学的诊断方式，但受万物有灵的影响，也有不少迷信的东西，如切脉中“七奇脉”和尿诊中的神龟打卦法。3、治疗中的酬神送鬼禳解术。此外，佛教传入后，佛教思想对藏医也有影响，主要表现在，1、“诸法无我”对病因学的影响。2、宿命论和因果报应论的影响。3、从医目的是为了证得正果。4、将《四部医典》说成是源于佛陀的教诫说。整部书的结构以药王佛与仙人一问一答形成。后来的藏医一语道出真谛：“不说是佛祖教诫，西藏的学者、愚人和中间人都难相信。”总之，佛教对藏医学的影响表现在藏医起源，医德和藏医基础理论和临床诊治等方面，其影响不可谓不深。但藏医学生长在藏文化这一片土壤上，而藏文化和佛教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藏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我们应该看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影响对藏医学所起的客观上的积极作用，除了在观念上以外，佛教寺院曾培养了大批精通医学的僧医，珍藏了大批藏医书籍，为藏医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佛教的影响不能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