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让人尊敬的记者们 尊敬的人

　　最近，《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的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捅了马蜂窝，山西省卫生厅很快称“报道基本不实”，并“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作调查核实”。然而随后《中国经济时报》发出回应声明“对其说法表示怀疑”，并称“掌握了大量证明陕西省疾病中心存在高温暴露疫苗、官商合谋垄断疫苗市场等问题的证据”。
　　我为王克勤的恪尽职守喝彩，但也为他面临的处境捏了一把汗。温家宝总理曾在“两会”期间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这次“疫苗事件”正是我们媒体对总理指示的一次响应，也是相关部门对待舆论监督态度的试金石。
　　无独有偶，前几天接到《时代周报》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因为她的几篇报道，报社收到了某杀毒企业的律师函。对于她这样的资深记者来说，这绝不是头一回，往后也不会少。“报社很支持我，让我先缓缓，看事态发展再说。”
　　对于这种事，《南方周末》的一位老记者曾经和我透露过“秘诀”――手里如果有10分材料，只写出来7分，一定要留5分作为谈判的筹码，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位财经记者曾经揭露西藏走私车问题，引起强烈反弹，正是手中的“5分”让他逃过一劫。
　　吃官司不算郁闷，最让人郁闷的是千辛万苦写的稿被枪毙，有些报道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到最后白干一场。在中国媒体惯用的薪酬制度中，报道没有见报，记者的个人回报并不都能得到保障。
　　所以多数记者都以“做主编”、“做总编”为目标，和“学而优则仕”一个思维方式。这样的现状让人感慨――在西方国家，记者大都是终生职业，可能头发胡子都白了，依然挂着“记者”的头衔，那是他们的体制能够对记者做出保障。一个《成都日报》的朋友曾和我探讨过这个话题，他认为“想做总编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我深以为然，但更理解记者的生存现实。
　　说了这么多，似乎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这几年和南方报系的朋友交流最多，也受他们影响最深，很多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现代计算机》中，和那些关注时政、民生、经济等广博话题的媒体相比，我们天地很小，宽松度却很高。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始终认为，只有理想主义者才适合做媒体，也只有怀揣着理想情结的人才能办出好媒体。哪怕是《现代计算机》所处的这么一个小小行业，我们也该带着媒体人的骄傲，办一份客观、好看的杂志。常常觉得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总有一种情结让我们卖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