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寻觅第三条道路：中日关系的深层思考

　　 　　最近，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低潮。中日之间，历史的恩怨、文化的纠缠、领土的纷争、经济的互融、政治的冷漠，各领域、各层面的问题互相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一个细微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都可能酿成两国间的一场冲突和对抗。
　　 当今，日本在急切追求树立“正常国家”的地位，对于本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心态都要重新调整。中国和平崛起的定位也已非常明确，对历史问题也需要一种现实化的判断。纵观近两年，中日间虽没有大风大浪，民间摩擦却时有发生。中国有齐齐哈尔毒气泄漏事件、珠海嫖娼案、保钓行动、罗刚事件、西安大学生游行等，日本国内则出现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问题、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案等。最近的钓鱼岛争端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一度使两国关系出现紧张，还有台湾问题尚未浮出水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问题依然是中日关系中的死结，也是使两国关系持续冷淡的根源。如何摆脱历史上的中日之间或处于对抗，或处于冷合作这两种关系状态，如何走出这个冰冷的漩涡，中日两国都需要新视角，新思维，客观面对历史与现实，探讨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去觅一条新的道路。
　　 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中日关系，中国在中日关系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合作，避免对抗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举动 从经济利益来分析，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可以认为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中日两国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拥有优势；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合作，促使两国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利用，这就是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根本目的，也是中日合作的重点之所在。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利益是中国的穴位，是中国对日本硬不起来的顾忌之处。从现实立场审视，正确认识经济利益是相互的，不存在中国单方面需要日本，日本在经济上给予中国施舍的情况。中国在处理经济利益时既不能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又不能囿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在处理其它问题时缩手缩脚。
　　
　　 从安全利益方面来看，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诸如恐怖主义、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武器扩散等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很可能相互交织、转化。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从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需要出发，努力扩展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
　　 至于在传统安全方面，对于日本近年来的一些动向不能不引起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比如战前思想的部分“回潮”；主张以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力量日益抬头；《有事法制》在日本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和平宪法》有趋于“空洞化”的危险，以及最近派兵伊拉克等等，在目前中日双方不能达到互信的状况下，关注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会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动向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日本也会对中国这个邻近大国的实力增长表现敏感。在这点上中国应该坚持十六大关于“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基本判断，积极主张中日两国应该以对等、正常、实事求是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发展，避免“你说我是威胁，我说你是威胁”的相互指责。所以，中日在传统安全领域可能而且应该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确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和建立地区性相互安全信任方面，中日两国亟须加强合作和对话。
　　
　　 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思考中日关系，目前中国的实力不能保证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的话语权，当前第一要务是增强自身实力 进入２１世纪，中日关系有合作的一面，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地要过渡到一种竞争的关系中。比如，２００１年日本经济白皮书首次认为日本在亚洲的“雁形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中国无论从基础产业、加工产业还是到高科技产业都已经成为日本的“强敌”，将在世界市场和能源供给等方面与日本展开竞争。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的实力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的时候，但中国还没有达到世界强国的水平，只能是一个世界大国，与日本竞争能否胜出的关键是靠实力说话的。从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比较来看，中国并不乐观，中国的ＧＤＰ可望在２０２０年接近日本，但中国的人均ＧＤＰ要赶上日本至少还需四五十年时间；从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有代表性的指标看，中国最近的数字大体上相当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半叶日本的水平。
　　 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我们现在努力发展经济，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实力上来了，国家实力自然就跟进，还有国防实力也是一项重要指标。根据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在其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日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开始由以第二代为主向第三代发展。其主要思路是在注重引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同时，利用其高技术优势，走出一条自主研发或联合开发的路子。由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９０式主战坦克已约占其坦克总数的２０％，排水量４６００吨的“村雨”级和排水量７２００吨的“宙斯盾”驱逐舰等约占其作战舰艇总数的２５％，与美国联合研制的Ｆ－２战斗支援机以及引进的Ｆ－１５战斗机占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第四个五年防务力量整备计划期间，日军的武器装备采购计划包括：海军采购２５艘舰艇，其中包括两艘新型“宙斯盾”驱逐舰和两艘排水量为１．３５万吨的“直升机航母型”驱逐舰（亦称两栖攻击舰）；空军完成对１２架Ｆ－１５战斗机的现代化改装，采购４７架Ｆ－２战斗支援机和引进４架空中加油机（届时其Ｆ－１５的续航能力将增加为近５０００公里）；陆军采购９１辆９０式主战坦克。到计划完成时，不仅日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高技术含量明显提高，其武器装备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突破，其中空中加油机和直升机航母将使日军在提高远程投送能力和发展进攻性武器方面向前跨进一大步。日军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三军Ｃ４Ｉ系统为基础、以防卫厅Ｃ４Ｉ系统为核心的指挥控制体系，具有全境、全手段立体通信的能力，并且可以对日本超高空、空中、海上、水下进行２４小时不间断监视与监听。
　　
　　 而中国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尚且不高，某些领域甚至处于半机械化状态。目前，中国军队明显属于数量型，质量急需改进。虽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军队整体上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中国国防建设不仅滞后于自身经济建设，而且发展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中国国防的整体实力大于日本，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国防现代化处于滞后状态。
　　 ２０００年，日本通过“９・１１”事件，迅速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规定船只实施补给的范围可以达到印度洋以及澳大利亚等广泛领域。这一切都说明日本争夺世界市场和能源的愿望之迫切，动作之迅速。因此，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战略利益，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将会更加突出，而竞争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应当承认，中国在与日本竞争中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发展综合实力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探索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的新方式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曾说：“外交必须从对方国家的观点注视政治舞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也需要从对方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出发，做到“知彼知己”。日本对二战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中、韩、朝等亚洲受害国的一般观点是相异的，这种历史观的形成，其中有文化、历史与宗教的原因。例如，神道教与武士道背景使得日本人对历史缺乏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无法进行彻底的反思，国家缺乏包容性，民众没意识到自己是“加害者”甚于“受害者”。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二战结束时，美军占领日本以后，虽然以民主化改革措施和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急于把日本纳入西方阵营而对抗中苏的政治性考虑优先于所有问题，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战后处理主要工作的地位，侵略战争的最大牺牲者亚洲各国的要求遭到漠视或排斥。因此，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日本人没有意识到从最大牺牲者那里投来的批判的目光，而得以专心致力于经济的复兴及以后的经济高度成长。而就国民意识的整体状况而言，日本人在战后仍然存在着过低评价中国人、朝鲜人的自治能力和抗战能力的“帝国意识”，存在着对亚洲的优越意识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思想，这是形成妨碍正视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人对亚洲的责任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和受到经济高度成长自信的支撑，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并在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意义上给予正当化的议论也抬头了。
　　
　　 由上可知，日本不可能按中国的要求改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更别提德国式的谢罪之举。中日关系如何面对历史问题，是应当超越历史问题，还是应当自说自话，是否应当坚持历史问题的处理是中日关系走向健康的前提呢？应该肯定，历史问题不能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而为了国家的总体和长远利益，至少目前，一方主动采取超越历史问题是一个选择，毕竟，相互指责谩骂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的赔偿问题与战时中国劳工赔偿均是正常的要求，应给予一定的支持，不能将目前中国民间的正常呼声视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加以压制或予以不加评价的指责，这样容易损伤民间的爱国热情，导致民间情绪的进一步激化与对立，结果反而引起真正的狂热情绪。
　　
　　 从现实的情况出发来思索中日关系，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中日关系处理不当会成为影响国内社会发展的因素
　　
　　 ２１世纪，中国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期。这种巨变伴随着强烈的困难与调整。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功尽弃。中日两国民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冷漠和不满情绪如果不能正确疏导而任其发展下去，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一定的危险。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日本国内一些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中国领导人多次十分正确地强调要“高瞻远瞩”地对待中日关系，大概很大部分意义就在于此。鉴于这样的危险，也鉴于中国在东亚的外部总体安全环境比较严峻，把握和掌控对日关系使之不成为影响中国发展大局的不利因素，努力使中日关系迈向有利于中国国内社会发展的良性轨道，是处理中日关系的明智之举动。
　　 中日之间有着共同经济利益。而且随着中国入世，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来考虑中日关系，中国应避免日美走得过近，力图维持中、美、日三角关系 中日关系还取决于美国因素。从目前的态势看，为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美两国会维持并加强美日同盟，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扶持日本抗衡中国；但美日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日本重振政治军事大国的雄心过于迫切，而且政治上力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步子迈得过大，美国有可能生出戒心，甚至有可能恢复它传统的平衡战略――在中日两国之间搞平衡，令其相互牵制，谁也难以大步前进。这时美国的战略将变为“抑其强而扶其弱”。因此，中日两国的共同处境是：不强大则要受对方排挤，强大则又会遭美国遏制。日本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中美之间则还多了一个社会制度和价值标准的冲突。中国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于中日、中美、日美关系的三边互动更应该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因为“日美同盟”在东亚地区的主导作用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未来处理南海问题都有巨大的制约作用，特别是严重阻碍了中国在军事和区域利益的复兴之路。因而，中国在战略上充分利用日美矛盾，虽暂时达不到“分离日美同盟”的战略目的，但至少不应使日美走得过于亲密，把这种战略构想放在对日关系宏观思考当中去，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但同时还要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日之间的冲突充其量也只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冲突，中美之冲突则有可能热化为战争，因而，中美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关系，而应视为不规则三角关系，中美、中日和日美之距离是不等的。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日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加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一方面，美国需要借助日本钳制中国，影响亚洲，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日本则需要依仗美国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在中日关系上随时打出美国牌，所以日美关系的稳定性经历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可谓牢不可破。如果，我们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想通过强化对日关系来影响美国，不顾一切地与日本接近，这种努力会是很危险的。
　　 总之，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透明，中国常常在对日外交上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姿态。相反，日本国内缺少具有深邃历史眼光的政治人物，政治上的短视使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往往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中日历史认识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在钓鱼岛争端上，日本屡屡破坏双方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多次挑衅，态度强硬，与中方的克制形成极大反差；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台独势力的关系已突破民间界限并呈现升级趋势，令人担忧。这些因素意味着，中日关系虽不至于破裂，却必定充满起伏和矛盾。当然，日本也不乏善良正直的人士，他们为中日友好而奔波，为督促日本政府反省战争而努力，让人感动，但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他们能够对日本政坛和日本舆论发生多大影响，我们并不乐观，正义而理智的呼声在今天的日本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主旋律。中日两国必须为改善关系付出艰辛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中日两国政府、民众之间建立起和平、理性、客观和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气氛。两国媒体也应扮演着重要角色。中日两国的媒体都有责任把追求真相的专业品格放在制造轰动效应的动机之上。两国媒体应当对于那些有助于让对方民众建立友好信任气氛的事实增加报道。为此，双方要加强政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因为没有任何方法比平等的交流更能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