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运转不灵的“机器”] 三台机器相互独立运转

　　“大本营”在德军军语中的习惯用法，一般是指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或领率机构的驻地。本文着重介绍二战时期德国国防军最高领率机构的机构沿革，及其与国防军最高统帅、各军种领率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具体的战役指挥过程和得失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各国的武装力量通常被称作“战争机器”，军队的指挥机构则是这部“机器”的核心。德国(普鲁士)是世界上最先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的国家。其完善的制度和高效率的运作方式，曾被世界各国羡慕并竞相效仿。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被视为楷模样板的指挥体系却成了一部运转不灵的“机器”。在战争初期德军占有各种有利条件的时候尚能勉强运转，战争中后期则故障丛生，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溃灭。笔者将分为四个时期来叙述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兴起与灭亡，并探讨其指挥体系存在的某些弊端。
　　
　　战前时期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开始逐步扩充军备，并于1935年3月宣布“国防自由”而最终突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布伦堡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同时，也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顾名思义，国防军总司令就是德国国防军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说其管辖范围包括德国陆、海、空三军。但在最初，国防军总司令根本无法确定自身在整个国防体制中的位置。因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是帝国总理，另外，国防军总司令的存在必然会剥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一大部分的指挥权限，从而引起三军总司令们的激烈反抗。
　　当时的德国陆、海、空(1935年3月1日正式成立独立空军)三军均有自己的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也就是说拥有完整的指挥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陆、海军均直接向皇帝负责，由皇帝进行战略上的统一指挥，并没有凌驾于各军种以上的军事领率机关。陆军总参谋部在一战后期曾称为“最高统帅部”，实际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海军总参谋部则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因而基本上独立行使着海战指挥权。从历史传统看，陆、海军均不愿意接受国防军总司令及其指挥机关这样一个中间层次。德国空军最初影响力较小，但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利用其在纳粹党内的重要地位和与希特勒的亲密个人关系，迅速扩大了空军的影响力，从而使空军也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国防军总司令分享。
　　布伦堡上台后，即开始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根据他的设想，其领导下的指挥机构具有极大的权威。总体战争的各个领域，如武装战争、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等方面的领导权都要集中在这个机构中。但最初布伦堡的首脑机构，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这个局于1934年2月称为“国防军局”，在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处理涉外事务时，则使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的称呼。为了加强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能力，布伦堡于1934年在国防部的首脑机构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人员主要来自陆军的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布伦堡还计划将来组建包括帝国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和“国防军总参谋部”。
　　然而，随着1938年2月布伦堡被希特勒以其配偶的身份问题为由逼迫辞职，这一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计划也被终止了。布伦堡的计划不乏为自己揽权的因素，但在客观上对德军指挥体制是有很大好处的。基于历史传统和狭隘的军种利益观念，再加上纳粹党对国防军指挥体制的影响，使得国防军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机构的最好机会丧失了。从希特勒亲自执掌国防军最高指挥权起，再也不会有对整个国防军进行有效的统一指挥的尝试了。
　　1938年2月，希特勒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并将国防部与武装部队办公厅(也有译为“防卫厅”的)合并为单一的国防军统帅部(有资料译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希特勒身兼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实际掌握国防军统帅部。凯特尔被任命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希特勒并没有成立类似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一类的特设最高国家机关(苏联国防委员会总揽战争期间党、政、军一切事务，拥有最高权威)，而是由希特勒本人亲自协调军、政两大方面的事务。当时负责纳粹党务、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机构是总理府，这是一个与国防军统帅部平起平坐的机构，同样都直接向希特勒个人负责。作为个人，无论他的能力有多高，都无法协调这两个庞大复杂的机构有效运作。这种情况造成了德国军事指挥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严重的不协调。当然，这也是希特勒为了维护自身独裁统治所必需的“分而治之”的措施。国防军统帅部是隶属于希特勒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实际上，国防军统帅部后来的作用只是作为希特勒个人的参谋机构，其职责是，组织整个战争的实施；协调各军兵种的行动，指导战争的经济准备(这项职责1942年移交施佩尔领导的帝国军事工业部)等。按理说，作为国防军统帅部负责人的凯特尔，应该具有类似过去国防部长的权限。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个人参谋长，离开希特勒他几乎什么事也做不成。国防军统帅部与苏联战时的最高统帅部基本相同，它们的工作机关均为本国的总参谋部。德军的总参谋部称为“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于1938年2月7日组建，在1940年8月8日以前曾称为“国防军指挥局”。指挥参谋部是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个机构，最初由“国防处”和“国防军情报联络处”组成，1939年春又增编了“国防军新闻宣传处”。指挥参谋部的负责人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长”，他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一职务长期由约德尔担任。国防处是指挥参谋部中最重要的部门，相当于苏联总参谋部下属的作战部。国防军情报联络处的作用类似于其他国家总参谋部的情报处。总之，战前和战争初期国防军大本营指挥体制为元首、国防军最高司令，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一各军种总司令部。
　　新的指挥参谋部和国防军统帅部组建起来了，但在它诞生之时起就遭到了陆、海、空军的一致抵制。苏台德危机期间，在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制定对武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时，居然没有国防军统帅部及其指挥参谋部的任何成员参加。对此，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的话代表了陆军的观点：“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这表明陆军根本不把国防军统帅部作为其需要服从的上级机关，相反，陆军却认为自己应成为指导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和陆军一样，海、空军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它们和陆军之间通过联络军官进行必要的协调，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即德军总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三个军种都同希特勒建立了直接联系。结果，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夹在独裁者希特勒 和陆、海、空三军之间的尴尬境地。如果他们顺从希特勒的想法，那么整个国防军统帅部就成了一个“传话筒”，起不到任何参谋作用。如果他们不顺从希特勒的想法，那么他们的意见还要得到陆、海、空三军的认可，否则希特勒只需同三军总司令们进行联系，即可将国防军统帅部(当然也包括指挥参谋部)撇开。
　　这种情况下，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搞不清自己明确的职责和确定自身在整个国防军中的位置。在形势逼迫下，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一次次借用希特勒的权威，成了真正的“传话筒”，在这一方面，希特勒的越级指挥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1939年3月下旬希特勒在没有向国防军统帅部咨询的情况下，就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不能在晚夏之前取得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数天以后才知道这一消息，并将其补充到每年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中。
　　此外，在1939年5月23日关于进攻波兰的准备情况的会商中，由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向希特勒汇报。参加会商的是陆、海军总司令及其参谋人员，凯特尔和指挥参谋部人员均未参加。而且陆军汇报的内容既未同指挥参谋部进行过磋商，也未通报指挥参谋部。综合以上对国防军统帅部和其指挥参谋部的态度，可以认为两者在成立之初就在希特勒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共同挤压下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各军种司令部尤其是陆军总司令部的排挤下，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无法得到充足的指挥资源(包括参谋军官和指挥器材等)，根本不具备工作能力。
　　战前时期，德军也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却面临陆、海、空三军和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共同阻挠。加上凯特尔领导上的软弱，使得国防军统帅部成了无用的中间环节。国防军统帅部能否成为这个中间环节都大有疑问，因为希特勒完全可以绕过它与三军总司令们直接联系。德军就在这种混乱无序的指挥体制下，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
　　
　　波兰、西欧战局时期
　　
　　进攻波兰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没有改变德军指挥体系的状况，德军大本营的指挥系统仍是战争爆发前的杂乱无序的状态。尽管波兰战局和西欧战局以德军迅速胜利而结束，但其中暴露出来的若干缺陷却会在将来带来巨大的隐患。
　　在波兰战局开始时，国防军统帅部首次采用了“指令”的方式，这些指令开始只下达给各军种总司令部。这本来是迈向统一指挥的极好途径，但是后来国防军统帅部将指令直接下达给各军种下属单位，而且数量与日俱增，这使三军总司令们感到很不舒服。在战争爆发当天，戈林说服希特勒取消了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其沦落到参谋咨询机构的角色。这样，指挥参谋部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丧失了国防军指挥机构的权威。在波兰战局后期，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东部的时候，一个小插曲使德军大本营体制上的缺点暴露无遗。9月16日深夜，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克斯特林骑兵上将打电话到国防军统帅部，告知苏联红军即将越过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们大吃一惊，凯特尔和约德尔曾惊恐地问：“进攻谁?”。众所周知，当时苏、德已签署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在波兰的占领区。国防军统帅部对此毫不知情，这使人不禁怀疑德国战争机器与其政治领导机关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协调机制。
　　在波兰战局期问，希特勒开始显示他“事必躬亲”的特点。9月3日，希特勒突然决定乘专列从柏林出发去前线巡视。列车上虽然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但根本无法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指挥系统。指挥参谋部未能获得登上列车的允许。车上除了凯特尔、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以外，军事指挥人员仅限于匆忙从陆军和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些人平时不在一起工作又不属于一个单位，其组成的指挥机构根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希特勒在战局发展的重要时刻离开柏林，脱离其指挥系统，本身就是军事上的一种冒险行为，有可能对战局产生不利影响。但波兰的迅速溃败未给希特勒留下什么值得记取的教训，反而使得他对这种方式更加钟爱。在以后战争岁月里，他不断奔波于各个大本营，或乘飞机、列车到各个前线巡视，乐此不疲。
　　西欧战局开始之前，由于陆军对进攻西欧持消极态度，希特勒将陆军首脑抛在一边，除了定下进攻决定外，还亲自制定行动细节。这时，国防军统帅部得到希特勒的重视。连希特勒举行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陆军代表在1939年12月初以前都没有参加过。陆军同希特勒的矛盾开始加深，同时也意味着陆军同国防军统帅部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希特勒对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之间，总是哪一方顺从就打压另一方，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个人意志影响战争进程的目的。
　　与此相对应，由于希特勒自认为缺乏海、空军知识，从而给了海、空军总司令以较大的独立性，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总是直接与希特勒协商作战事宜。他们的参谋长也上行下效，很多时候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空军总司令的这种作法产生了很多弊端，使海、空军之问缺乏必要的协调和配合。希特勒在海战和空战方面的决定也从不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好像这位参谋长的工作范围只局限于陆军一个军种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陆、海、空三军的作战行动缺乏有效的协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炮制进攻丹麦和挪威的计划的时候，由于需要进行登陆作战，德军将在二战中首次进行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三军联合作战要求有一个联合司令部，以便统一指挥三军的行动。希特勒下令在国防军统帅部内组建一个“特别司令部”，由三大军种各派一人组成，并由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领导。希特勒明确拒绝了戈林由空军组建该司令部并由空军军官领导的要求。戈林恼怒之下，拒绝派空军代表参加特别司令部召开的会议。结果开始几天，只有陆军和海军的2名军官开始在国防军统帅部内工作。早就对陆军总司令部满肚子怨气的国防军统帅部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国防军统帅部不是通过陆军总司令部将任务交给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利用自己组织此次战役的绝对权威，将任务交给了法尔肯霍尔斯特的第21军司令部。第21军司令部进入特别司令部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国防军统帅部不依靠陆军总司令部而仅仅依靠一个军司令部，并且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赋予其全盘指挥权。国防军统帅部甚至越过陆军直接与后备军总司令协作，挑选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正是由于这一情况，陆军总参谋长才得知了进攻丹麦和挪威计划的有关情况。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之间行动的不协调和互相倾轧，简直达到了荒唐的地步。造成这种结果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希特勒，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的争权夺利和狭隘的军种、小集团利益观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行动的指挥机构，成为了日后的“统帅部战场”的 样板。
　　希特勒经常干预具体战役指挥的特点，现在通常被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认为是德军战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作为最高统帅，过多地干预战役指挥固然带来了极大的弊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进攻西欧之前，曼施坦因的天才计划遭到陆军总司令部的打压，其本人被从A集团军群参谋长的位子上贬到新组建的第28军任军长，其绝妙的计划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而无所不管的希特勒却能大胆起用这个计划并强令陆军接受。西欧战局的迅速胜利对德军来说，不仅要看到曼施坦因计划的高明，同时也应该看到希特勒“慧眼识珠”的敏锐性，有时绝对的权威也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德军大本营的指挥体制继承了战前时期的大部分特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司令部与希特勒的关系开始恶化，这对德国以后的作战行动造成了很大损害。而且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本位主义思想日益严重，双方都不放过削弱对方权势的机会。在进攻西欧的作战中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国防军统帅部负责的丹麦、挪威战场(即所谓的统帅部战场)和陆军负责的比利时、荷兰、法国战场。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看起来更象是两个平级的战区司令部。尽管两个战场都是以陆军为主要作战力量，却人为地造成了条块分割，实际上为此后陆军负责东线战场而国防军统帅部负责统帅部战场埋下了伏笔。
　　
　　入侵苏联时期
　　
　　德军在西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希特勒即开始准备其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冒险――进攻苏联。希特勒认识到自己将遇到极其顽强的抵抗，因此他很早就开始了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
　　1940年7月，即法军投降后不到1个月，希特勒就下令陆军总司令部研究对苏作战问题。之所以将任务交给陆军负责而不是交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是因为希特勒清楚地知道这么复杂的任务只有陆军总司令部有能力完成。指挥参谋部只有3个处，而重要的国防处(即总参谋部作战处)在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10月只有12～15名军官。相比之下，陆军总参谋部在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就有12个处，战时陆军总司令部大本营约有1000名军官。于是，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东线战场之外，只能起到参谋咨询作用而无实际的领导权。
　　在1940年12月以前，指挥参谋部的人员，包括参谋长约德尔几乎没有参与过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相反，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却全神贯注于将国防军全部兵力调往西线的计划，并将部分成果纳入到1940年11月12目的国防军统帅部第18号指令中，而该指令的核心内容却是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由此可见，德军大本营指挥机关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有多么严重。这里需要指出是，凯特尔作为实质上的希特勒副官和参谋，却参加了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例如，1940年8月9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其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从这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希特勒通过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实际上是作为希特勒的私人顾问)和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东线作战，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则被排斥在外。甚至陆军总参谋部1940年秋举行东方战局的大型司令部演习时，指挥参谋部也没有被邀请参加。
　　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深刻矛盾负有责任的希特勒，自然很清楚它们之间不能“同槽而食”的脾性。因此，希特勒采取了一个其他国家极少采用的方式，即作为国防军最高领率机关的国防军统帅部和作为军种司令部的陆军总司令部分别负责统帅部战场和东线战场。当时，统帅部战场比较平静，因而更适合指挥能力有限的国防军统帅部。统帅部战场的范围包括除东线战场以外的各个战区，但是也包括由德军和芬兰军队共同对苏作战的芬兰战区。采取这种“分而治之”的体制，虽然对维护希特勒个人的独裁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军事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恶果。首先，国防军统帅部的权威荡然无存。在此之前，至少还保存着作为希特勒和陆军司令部之间中间环节(即国防军统帅部)的这样一种形式。现在，在东线战场指挥体系中，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已没有任何机构了。国防军统帅部真正成为了一个对东线战场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战区司令部，尽管关于东线战场的作战命令仍以其名义下达。
　　其次，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分管不同战区，使得两者缺乏协同。尤其是芬兰战区，同属于对苏作战的战场应该有紧密的作战协同，但却被划归国防军统帅部指挥，负责东线作战的陆军总司令部在作战指挥方面无权过问，使得其与东线主战场之间根本不存在有效的战役协同。这一点在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作战期间表现尤为明显。当时在芬兰有2个德国军组成的“挪威”集团军和1个芬兰军共同对苏作战。他们的指挥官法尔肯霍尔斯特象各军种总司令一样直接接受统帅部指令，比起陆军的集团军司令有更大的独立行动的自由。由于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参与，国防军统帅部对其进行战役战术指挥出现了很大困难。在陆军总参谋部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发动进攻的关键时刻，列宁格勒北面的芬兰战区，德、芬军队的攻势却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两线战场之间争取军事资源。德军是在战略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进行两线作战的。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集中战略资源使用于最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地方。但是，鉴于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糟糕的关系，这点根本无法做到。双方都将自己掌握的军事资源视为己有，同时争夺有限的后备资源，对别人的需求置之不理。其根源还是在于没有统一的战略指挥，而这一点凭希特勒个人是肯定无法做到的。在后勤支援上两家也互不过问。作为统帅部战场的芬兰战区，其后勤本来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1941年10月5日，指挥参谋部却接到了有关芬兰战区的如下任务：保证人员食品和马匹饲料，以及燃油的及时补给；分配简易住房和冬季宿营的取暖物资；利用返回的船只运输矿石；受命在瑞典购买载重汽车，提供构筑野战公路的手段：保障冬服的供给。这些任务对指挥参谋部来说是陌生和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它根本没有人员和机构来完成这些任务，而在陆军那里则有相应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此事。这反映了德军当时指挥体制的严重弊病。
　　体制混乱的德军指挥系统，在战争形势有利的时候尚能勉强应对，一旦丧失了战争初期享有的种种优势之后，其弊病就开始暴露无遗了。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受阻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都认识到需要后撤，因而与坚持不得撤退的希特勒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希特勒干脆撇开了陆军总司令及总参谋长，直接将坚守命令下达到了集团军司令们的手里。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撤职并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因为要向亲任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个人负责，以至于陆军总参谋部作 战处长豪辛格战后说：“作为整个战争实施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随之降到了军种参谋部地位上。”
　　1942年1月1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最重要的处――国防处，即总参作战处被撤消。国防处长被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原隶属他的三个负责作战的工作组长，同时改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海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和“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他们所负责的勤务单位也同时提升为“处”。国防处被一分为三，国防处长成了约德尔的副手。本来陆、海、空军的3个工作组可以在国防处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紧密的协调，现在成了3个平级的“处”而直属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协调程度大大下降，其组织结构更趋松散。希特勒亲任陆军总司令后，德国国防军指挥体制为：元首、国防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一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统帅部除了实施总指挥外，还直接指挥驻挪威、芬兰、巴尔干、北非和西线战场的陆军部队)各军种总司令部。从这里可以看出，受国防军统帅部直接指挥的各战场司令实际上是和各军种总司令处在同一等级上，使统帅部分散了大量精力，不能全力完成战争总指导机关的任务。同时，从指挥参谋部的机构设置、人员数量来看，它也无力承担这么多战区的指挥任务。
　　在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失宠的日子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有所提高。1942年夏季东线攻势的命令，即是全部由指挥参谋部拟制和颁发的，这也是违反常规的。指挥参谋部从一开始就很少参与东线战场的实际指挥，而决定命运的1942年夏季攻势的命令却由不怎么了解实际情况的指挥参谋部来拟制，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实战指挥经验的陆军总参谋部却被晾在一边。笔者不清楚指挥参谋部是否就此事与陆军总参谋部进行过磋商，但从两者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指挥参谋部也要为夏季攻势的惨败负上一定责任。这里也不排除指挥参谋部借机报复陆军总参谋部，趁机争夺东线战场指挥权的可能性。
　　希特勒亲任陆军总司令后，德军指挥体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希特勒作为国防军最高统帅，其对陆军的命令要通过约德尔下达给陆军去执行：而希特勒又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要把给陆军的命令通过约德尔下达给自己去执行，这多少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其中的位置就有些多余了。新任陆军总参谋部长蔡茨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自1942年9月末开始利用对抗约德尔发言权的成绩，成功地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完全排除于东线指挥圈之外。对此，约德尔在战后纽伦堡法庭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元首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不能依靠约德尔将命令下达给身兼陆军总司令的元首自己，于是便靠蔡茨勒去实施。”看来，约德尔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玄妙。这位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在对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态度上，与他的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成功排除指挥参谋部对东线战场的指挥权后，蔡茨勒甚至竭力想取消统帅部战场的领导机构，并恢复陆军在那里的权力，最后因希特勒予以拒绝而作罢。对此，感到恼怒的陆军总参谋长下令禁止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回答指挥参谋部的任何询问。
　　与陆军一样，德国海军和空军都拼命对抗国防军统帅部来争夺指挥权。海军总司令为了获得沿海地区的指挥权，不顾西线、挪威战区司令和指挥参谋部的反对，直接由希特勒批准分割沿海地区指挥权的要求。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1942年12月5日签署了一份补充命令，对沿海附近地区指挥权进行分割：水上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准备工作，均听命于“沿海司令官”即海军军官，他们只接受海军有关机构的命令；陆上防御由陆军指挥官负责。这个命令使得抗登陆作战的海上和陆上准备工作严重脱节，这是德军一系列抗登陆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德军作战消耗的增大，其作战兵员尤其是陆军兵员严重不足。为此，指挥参谋部提出了一个从海、空军抽调多余人员补充陆军的计划。尽管凯特尔将计划中抽调人员的数字打了一半折扣(缩减后的数字为从海军抽调10万或20万人，从空军抽调50万人)，但还是遭到空军总司令部特别是戈林的极力反对。戈林声称要成立自己的空军野战师，配备清一色的空军人员而不允许其人员补充陆军部队。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戈林组建双倍的部队，同时免除了海军这方面的任务。对此，凯特尔立即表示同意，约德尔也同样没有异议。戈林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了20个空军野战师。但这些部队缺乏有陆战经验的指挥官，人员缺乏充分的陆上作战训练和适当的装备，根本无法立刻投入陆战场参加战斗。
　　应当指出，抽调人员补充陆军部队和组建纯空军人员组成的空军野战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缺乏陆战技能和经验的空军人员如果分散补入陆军部队，可以在陆军指挥官和老兵的带领下迅速掌握陆战技能，从而发挥很强的战斗力。空军野战师缺乏这样的基础，使得它们很长时间内无法适应陆战的要求，战斗力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发挥的作用有限。做出这样“小儿科”的决定，首先应归罪于希特勒。他为了照顾戈林的面子而搞平衡，却完全不顾战争的实际需求。其次，戈林的好大喜功和狭隘的军种利益观念也促成了这样一决定。从以上两个事例完全可以看出德国各军种之间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以及国防军统帅部的虚弱无力。
　　1942年秋，国防军大本营指挥体制再次改变。希特勒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陆军总司令直接控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负责除东线以外的各战区的陆上作战)、陆军总参谋部负责东线战场的陆军指挥)、海军总司令部(负责海上作战)和空军总司令部(负责空中作战)。这时，指挥参谋部彻底变成了与陆军总参谋部并列的战区司令部，丧失了其总参谋部的性质。海军总司令部和空军总司令部仍然独立负责着海战和空战的指挥。这样一来，希特勒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根本无法得到统一的咨询。指挥参谋部和三军指挥机关都有自己负责的战场，它们之间互不配合，互相拆台，指挥体制的混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在意大利宣布投降的那段时间，指挥参谋部和陆军总参谋部几乎都无法得到关于对方的确切消息，因而各自强调自己战区的利益。约德尔关于1943年秋季兵力部署的建议，忽略了苏联红军正以优势兵力进攻奥廖尔突出部的形势而过分照顾统帅部战场。蔡茨勒也不顾因意大利投降而在南线出现的危险形势，坚持把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投入东线作战。
　　此外，约德尔在1943年12月14目的日记中抱怨说，陆军总参谋部在未通知指挥参谋部的情况下，从西线的3个空军野战师那里拿走了全部自行火炮。在海、空军各自独立指挥参谋部早已无法过问的情况下，较为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将指挥参谋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合并，这样至少可以使陆战场的东、西线得到 有效协同，避免两者之间的扯皮。但希特勒从政治角度出发，宁愿陆战场处于分离状态，以利于他从中制衡。德军就是在这种令出多门、多头指挥的混乱指挥体制下，迎来了整个大战形势的逆转时期。
　　在日本偷袭珍港后的1942年1月，德、意、日三国成立了，个表面看来象是联合参谋部的“军事委员会”。但它根本就无法成为类似盟军成立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因为其中的德国成员对本国的作战计划知之甚少，根本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研讨。国家元首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三国进行联盟作战的主要形式。日本由于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场，轴心国的联盟作战更多的是德、意之间的配合作战。德军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官”，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工作。“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冯・林特伦步兵上将能够每天参加意军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是一样。这样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协同作战的机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对于其他仆从国，也是通过由指挥参谋部向其派出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高级军官的形式求得协同作战。这样做只能导致和德、意之间一样的结果。
　　德、意双方在战争期间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出现在试图以登陆作战夺取马耳他岛期间。当时，德、意已在罗马组建了有双方代表参加的工作班子并已着手工作。德军选派配有相应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西西里岛集结。但这一作战却因希特勒的反对而没有实施，无果而终。1943年初，凯塞林领导的德军南线总司令部在意大利统帅部内设置了一个由国防军三军军官组成的指挥处，使得地中海战场的德、意军队出现了比较紧密的合作局面。但是，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会晤从未让凯特尔参加，会晤的结果也不向国防军统帅部通报。在这种统帅部战场最高指挥机构都不知情的情况，使得任何形式的合作都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罗马柏林”这个脆弱的联盟由此破裂，也宣告了德、意联盟作战的破产。
　　这一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关键时期。德国国防军指挥体制却更加混乱，各个战场和指挥机构之间的协调还不如波兰、西欧战局时期。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与各军种总司令部尤其是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时，指挥参谋部和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职能和指挥权限划分更不清晰。这一切给德军的作战行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客观上加速了整个战争形势的逆转。
　　
　　两线夹击到最后灭亡
　　
　　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同时，英、美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德国已陷入东、西方夹击的不利境地。
　　在这种濒临灭亡的情况下，德军大本营的指挥体制仍毫无改善。例如在第51号指令的结尾，列了不少于7个相互独立的指挥机构，其中，西线总司令部只列第5位，而这些指挥机构都要向希特勒本人而不是国防军统帅部报告其计划和措施。海军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立性，新任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在所有问题上都只代表本军种利益。以至于在潜艇战领域，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成了一个只履行例行公事的情报收集站，尽管它有自己精通海战的海军军官。空军更是在戈林领导下成了独立王国，对损失惨重的陆军抽调其装备的计划一律加以抵制。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纳粹德国即将走向最后的关头。
　　1945年4月，国防军大本营的指挥体制发生了最后一次变动。24日，希特勒签署命令，将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合并，陆军总司令部从大本营指挥体系中消失了。4月28日，希特勒签署的另一项命令中指出：“陆军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这样，东方战场的指挥权也应移交给国防军统帅部。”德国陆军终于迎来了统一的指挥，但一切都来得太迟了。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最后的指挥体制为，元首、国防军最高司令一国防军统帅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为防止苏军、英美盟军在德国中部切断陆上联系后失去指挥，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建立外围司令部”负责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指令。由邓尼茨领导的北方司令部，对东线和西线的北段，对丹麦、挪威和帝国航空队拥有最高指挥权。由凯塞林领导的南线总司令部，分管东、西线的南段、东南线、意大利和第6航空队。但这两个司令部行使其最高指挥权，必须在以下情况下：要么希特勒本人没有在某一地区内：要么有希特勒的亲笔指令；或者是无法进行通信联系。实际上，这两个司令部基本上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
　　在纳粹德国最后的岁月里，希特勒干预战役指挥更加变本加厉。希特勒曾做出一个规定，凡涉及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问题，都要由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长向其报告后决定。这样，希特勒针对两个总参谋部的不同意见，将决定建立在个人好恶和与自己心意相报的判断上，从而完全丧失了军事指挥的严谨性。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刚刚上陆的关键时刻，由4个摩托化师和装甲师组成的强大反击兵力却未能反击，其原因就在于这4个师属于国防军统帅部预备队。本来，这4个师是西线总司令的预备队，希特勒为了插手指挥而宣布其为国防军统帅部预备队。这样，没有希特勒的命令，这4个师休想挪动半步。
　　希特勒对战役指挥的横加干涉在1945年达到了顶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1945年1月为希特勒拟制的一份指令规定：“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在下列事宜上要对我负责，尽早向我报告。a、做出每一次战役机动的决定；b、师以上单位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在最高指挥机构指令以外的进攻；c、在平静战线上实施的、任何一次超出正常突击活动的、旨在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进攻行动：d、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退却和撤离行动，e、每一个放弃居民地支撑点阵地或要塞的计划。以便我能参与上述决定的做出，使可能做出的相反命令及时下达到先头部队。”从这个指令可以看出，希特勒要直接指挥德军师以上单位几乎所有重要的作战活动。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指挥秩序，只能使大溃退中的德军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的指挥体制，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国防军统帅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缺乏权威，作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关和国防军总参谋部形同虚设
　　在这一点上，国防军的三大军种都要负很大责任，尤其是陆军总参谋部的责任最大。陆军总参谋部对削弱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的地位和权限，极尽其能事。尽管陆军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但这种不顾整体利益、只看到自己军种利益的作法却给国防军带来了巨大灾难。海、空军更是越过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直接和希特勒建立联系。实际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整个大战期间，未发挥其作为总参谋部的积极作用。
　　指挥参谋部与各军种参谋部职能划分不清，三军参谋部互相掣肘，无法形成统一指挥
　　指挥参谋部作为国防军总参谋部，在各军种的排挤下，一直未能在国防军整个体制中找准自身位置。其地位忽上忽下，最后沦落到成了战区司令部的地步。直到整个帝国就要崩溃的时候，才将就要最后溃灭的陆军置于自己指挥之下。即使这样，指挥参谋部仍同海、空军总司令部并列而不是其上级指挥机关。国防军三大军种更是各成体系，互不支持甚至互相拆台。整个国防军指挥体制无法协调一致的运作，形似一盘散沙。
　　希特勒干预具体战役指挥，使国防军指挥体制更为混乱
　　发展到最后，居然连师级作战单位的具体作战行动都要向希特勒本人报告。希特勒干预指挥的另一个方式是不断到前线巡视，并设置了若干靠近前线的大本营，然后不厌其烦的在其间来回穿梭，大大降低了指挥效率。希特勒最大的对手――斯大林却一直呆在设置于莫斯科的大本营，其与前线的联系除了通信以外，主要依靠派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这样一来，指挥效率要比希特勒来回奔波要高得多。希特勒虽然插手具体战役指挥，却未能利用自己的独裁权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指挥体制，这是其指挥体制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创了总参谋部制度的德国，却在二战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杂乱无章的指挥体制，不啻为一种讽刺。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他没有想到的是，国防军大本营混乱的指挥体制却加快了自己和法西斯制度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