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 期待价值权

　　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是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内重要问题。本文阐释了波兹曼《娱乐至死》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人文思想领域诸多大家对消费社会娱乐化问题的反思；结合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探讨了“泛娱乐化”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及其危害；面对消费时代的到来，媒介生态学更应重视人文取向与价值建构，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不断解决技术发展中的人文价值认同与生态学关怀。
　　[关键词]波兹曼；媒介生态学；娱乐化；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019－06
　　李西建(1955－)，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文化理论；
　　张春娟(1975－)，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陕西西安　710062)
　　按照学界的基本看法，把生态学思想引入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领域，并提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的，是多伦多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但使用与阐释这一命题的却是纽约学派的主帅尼尔·波兹曼。自“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这一定义和范式被提出后，它就成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基础分析框架。有感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显示的深刻的文化反省与理论预见，结合消费时代人类生存境况与文化形态的种种变化，本文以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为主旨，结合消费时代“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探讨媒介生态学的另一理论面向及其未来。
　　一、《娱乐至死》与消费时代的娱乐问题
　　《娱乐至死》是波兹曼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重要论著。在书中作者不仅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论述了媒介作为技术性力量在价值的塑造，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诸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媒介作为话语符号在生态学层面的特点等。正如作者指出的：“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今日社会的存在状态和现实情景来讲，作者所提出的“娱乐至死”的观点，给消费时代的“泛娱乐化”现象当头一棒，由此表达了极为深刻的理论预见与人文关怀。在肯定媒介具有多种文化功能与作用的前提下，作者深入分析了媒介的另一种特性，即泛娱乐化的特征。作者说：“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作者进而认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探讨了媒介与环境所构成的多样而复杂的关系，揭示出媒介对环境的诸多影响后，作者在“赫胥黎的警告”一章中重点分析了“娱乐至死”现象，进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这似乎就是娱乐至死的必然规律。波兹曼的分析极为深刻，他十分清醒地看到并预见到了媒介的过度娱乐所具有的危害性，对理解和思考当代文化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来讲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事实上，对消费社会“娱乐化”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反思，亦是当今人文思想领域研究的一突出特征，不少学者对此有过深刻分析。法国人鲍德里亚曾结合消费时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生产和消费——它们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该体系的这一命令以其颠倒的形式——这正是极端诡谲之处——渗入人们的思想，进入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这种形式表现为对需求、个体、音乐、丰盛等进行解放。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品和需求的世界可能是某种全面歇斯底里的世界。在颠倒中身体的所有器官和一切功能都朝着这种症状所描绘的某种巨大范例发生变化。于是，它构建了一种能满足人的无限欲望的娱乐系统。清教徒把自己、把自己整个人看做一种为了上帝最伟大的光荣而奋斗的事业。反之，以同样的方式，消费者把自己看做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做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社会中媒介引导与诱发的作用是极为隐蔽且十分强大的，而大众传媒对身体功用的夸大亦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快感原则。“就像必须遵循自由决定和个人利益——这是劳动者个体自由的正式原则——以便劳动力可以变成对薪水的要求和交换价值一样，必须使个体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并对它进行自恋式投入——这是快感的正式原则——以便欲望的力量可以变成对合理操作的物品／符号的要求。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份、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由此可见，消费时代的资本使用及其实施的基本策略是，让对个体欲望的无限满足和快乐成为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这种“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消费时代娱乐泛化乃至娱乐至死的秘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