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与迷茫|繁忙的反义词
近期的一个统计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11年,欧美的人均年工作时间是1600小时,而中国是2200小时。中国人口为13亿,美国为3亿,通过简单的计算可知中国的总工作时间是美国的6倍。而中国的GDP是4万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美国是我国的2.5倍。算下来,美国的工作效率是我国的15倍!这还未考虑我国GDP中为人所诟病的重复计算问题。难道以移民为主,多种族混杂的美国人比我们中国人优秀15倍吗?显然不是。美国人15倍于我国的工作效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这不禁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究竟在忙什么?
本人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多年,目睹所在单位的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20%。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十分痛心地看到,这种增长依托的是人员、空间和工作时间的增长。或者说,我们的单位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我们的利润率并未提升。相反,随着任务量的增长,既定不变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在的生产规模,反而导致利润率的下滑。二十年前,我们一年研制几个产品,可以从容地做工间操。现在,我们一年研制几千个产品,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而我们的管理模式并没有本质改变,只是通过“码人”、“处罚”、“领导过问”和“加班”来保证节点。
同时,各种认证逐年增多:9000体系、5000体系、职业健康与安全体系、环境体系、保密认证、装备生产许可证、科研生产许可证等,除以上的第三方认证外,还有集团公司发起的安全标准化、6S管理、正向确认,或院里发起的可靠性数据包、质量成熟度模型、一次成功等各种体系、认证或强制推行的管理方法。
这些认证多为舶来品,其初衷本是好的,除了领导政绩外,到底也是国外先进的东西。但在本土化时却不同程度地走了样,特别是打分的体系,平级单位之间即便差了一分,也让领导觉得有失颜面。于是各种形式化、两张皮和攻关活动大行其道,管理成本增加,职工苦不堪言。
任何管理方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没有哪种管理方法能保万年江山。创立了六西格玛管理方法的摩托罗拉尚且被网络新贵谷歌公司以130亿美元收入囊中,更何况我们常常只是做到形似,难以学到那个“神”。
我们很忙,我们什么都做,有的是上级任务,不得不做,有些是为了完成产值,赔本赚吆喝。可是我们看到,谷歌先是把搜索做到了第一,再做其他。我们看到,FACEBOOK是先把社交网络做到第一,再做其他。我们也看到,微软靠视窗操作系统腾飞,苹果靠iPhone再创辉煌。而我们,拿不出一个拳头产品,却仍然在低水平上可怕地自我重复着,如同一个越来越臃肿的胖子,总有走不动的一天。
与此同时,美国在不断地创新,始终引领着世界技术的发展,而德国以其一如既往的严谨认真保持着制造业的世界级口碑,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了“日本制造”在全世界的华丽转身。
经过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我们的差距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系统性的。
第一是体制。寻本溯源,不能不说到体制。当前国有军工企业仍然按事业单位管理,一把手有任职年限规定,且多为本土提拔,而产值,是考核干部的一个主要指标。同时,每年的各项责任令指标也如泰山压顶,疲于应付。这决定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性格,而这一性格成为一切决策的基础。时间已经证明,这种弊病遗毒深远,小到一个企业渐渐失去生命,大到国家民族走上歧途。
近期,国家出台了事业单位改革意见,或许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第二是文化。美国的文化是自由,德国的文化是严谨,日本的文化是服从,我们的文化是中庸。无论何种文化,诚信都应是基础。而放眼神州,毒奶、毒胶囊、地沟油等事件无不折射出我们当下诚信的缺失。诚信的缺失,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这是体系认证两张皮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诚信,不唯是个人素质,更是一种制度。欧美建立了十分成熟的信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诚信将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即使如此,华尔街上仍暴出诚信丑闻,遑论制度不健全的我国了。
国人不乏小聪明,这似乎是外国人所“不及”之处。在日本,清洁工人即使在下雨天也要按操作规程进行洒水作业,列车服务员即使对着空无一人的车厢也要先鞠上一躬,车间工人在经过路口向左看向右看的同时,手臂指向所看的方向,口中念出声音。我国企用技改经费买了上百万美元的德国进口设备,不会用,一年后,德国工程师来了,只看了一眼,就立刻痛心地用西服袖子去擦拭灰尘。这在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且可笑的。我国留学生在日本刷盘子,开始按规定刷八下,后来自作主张地改为七下,再后来是六下、五下,并嘲笑坚持刷八下的日本人死板。可终于有一天,盘子上被发现了脏东西,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而日本人还在继续刷着八下。
第三是舆论。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极度的权力,极度的权力必然导致极度的腐败,而腐败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和社会不公是极为惊人的。这是人大于法的根本原因。在国企里,领导的一个突然的决定就可以改变既定计划,就可以无视人权,恣意安排加班。这是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缩影。
舆论自由是体现监督作用前提。我们可喜地看到,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作用是积极的,我国正在逐步向着舆论自由前进,或者,我希望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