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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真实原因 [西安事变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9-07-23 09:39:56 影响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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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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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摘要: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目前国内外学者意见歧异,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要科学地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索.一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他们实行兵谏,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逼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和平解决 蒋介石 张学良 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经过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张、杨遂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二、致使最终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商谈,

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三、对于西安事变的解决

1、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 我党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17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长谈。24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2、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张、杨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次兵变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性质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12月13日,张杨二将军发表了以“八项主张”为内容的对时局通电,并对蒋介石个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14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为了表示诚意,张杨二将军允许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与蒋会晤,使蒋相信“兵谏”之举无加害之意。24日,

张杨将军、周恩来与宋氏兄妹三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人格担保不再进行剿共的军事行动。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会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他们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3、 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西安事变当天,南京政府立即发布《褫职严办张学良令》,认为张劫持统帅,为维护纲纪须兴兵讨伐。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开始调兵谴将,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战事一触即发。得悉事变消息,宋氏兄妹、孔祥熙奔走呼号,陈说和平解决的主张和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赢得了时间。

20日,宋子文冲破“讨伐派”的阻扰,以私人身份先行赴西安,在蒋、张间做沟通与调解,为蒋介石态度进一步变化起了催化作用,也为日后和谈奠定了基础,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尽管各种因素的初衷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其结果却都加速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第220页.

[2]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J].近代史研究,199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01.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R].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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