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坞]赏析|辛夷坞赏析100字

禅与唐诗人

——柳宗元

盛唐诗人生活时代，佛教不仅已经相当普及，而且已经实现了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兴起了。无论是传统佛教以“空”和轮回解答生死难题，还是禅宗的直指心性，见性成佛，都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参照。因此他们在负重生活之余，也时常扬起心灵的自由风帆，去追求精神的超脱。

说起禅与唐诗人的影响，我首先想起的是柳宗元。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注：袁家耀《柳宗元“好佛”略谈》，《江淮论坛》1995年第3 期。）

被贬永州后，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初到永州，居无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曾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他改贬柳州后，来到提倡“顿悟”的南宗禅的老巢，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

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玄举归幽泉寺序》）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贬永州后，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加上认为自己“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于是，“自肆于山水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势必减少佛教作为宗教对他的麻醉作用。因而，使他在追求超脱时，又不能忘怀政治，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虽有好佛、参禅之举，却无彻底解脱之意，只能徘徊于儒与佛、入世与出世、社会与自然之间。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清冷幽寒的画面

佛家这种讲出世、重自然、追求平静、清幽的境界，对柳宗元的审美趣味影响很大。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却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这种美学观自然体现在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上，于是，反映幽深静寂的图景，便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幽”、“寒”等充满凄冷意味的字句。

2. 宁静淡远的意境

贬谪中的柳宗元，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在青灯梵呗、晨钟暮鼓的氛围中，他暂时忘却了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得到了“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的愉悦与满足，因而，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宁静、淡远的意境。

3. 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

柳宗元的山水诗，虽有许多写无我之境，但更多是写有我之境。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的。读这些山水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这些具有人的品格的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这种感情在《愚溪诗序》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愚溪“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4. 欲求解脱而不能的寂寞情怀

在长期的贬黜生涯中，柳宗元由于对世事的系念难忘，致使佛教的精神药方难以彻底医治他心灵的痛苦，山水的宁静反而引发他寂寞的情怀。他在佛教与山水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与沉迷，却很快被现实的剧痛唤醒。

柳宗元一生好佛，佛禅为柳宗元的山水诗提供了宁静、淡远的意境，而“统合儒释”的思想又使他对社会表现出比对自然更多的关切，因而其山水诗又表现出难耐的寂寞。入世与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这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如身投汨罗的屈原，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灯古佛为伴。他的山水诗留下了“统合儒释”的鲜明印迹，是其“统合儒释”思想鲜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