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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名篇阅读]学案]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国名篇名著

发布时间:2019-08-01 09:23:24 影响了:

            高考名著名篇加试篇目介绍

一、《三国演义》导读

   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又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描写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这些矛盾的互相渗透和转化,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国演义》的成书经过

小说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历史过程。从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因而三国故事在宋代时已颇为流行,而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倾向。金、元时演出的三国剧目至少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到了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部评话从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极为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张飞的形象最活跃、最有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写得也很突出。这都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罗贯中在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这部影响深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在思想上继承了《评话》“拥刘反曹”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作为善的代表进行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书中曹操、刘备对比的描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主要是刘备宽仁待民,曹操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从这些对比描写中明显看出《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观念,也是表现封建时代人们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里还极力宣扬了义气。对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生死不渝写的很突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观念,是封建时代小私有者道德观念的反映。表现了小私有者在受剥削压迫下救困扶危、互相支援、见义勇为、自发反抗的积极品德。历代游侠义士那种讲义气、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的壮烈行为,都是义气的表现。但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往往以个人恩怨作为行动的根据,所以这种道德观念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在《三国演义》里,关羽是被作者当作义气的化身的英雄人物,但由于过分强调了“义” ,则走向了问题的反面,如,华容道释曹操在作者看来是“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的“壮举”,但明显是认敌为友,把个人恩怨放在整体利益之上。再如,关羽被害后,刘备、张飞旦夕号泣,誓死复仇的行为,固然表现出他们重义气、轻富贵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把个人情意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作者从封建立场出发,诬蔑黄巾起义军是“劫掠良民”的“盗贼”。书中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认为三国鼎立、西晋统一是先天命定,完全是一种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孔明火烧藤甲要“损寿”,是因果报应观点。至于孔明借东风,摆八阵图,五丈原禳星,关羽玉泉山显圣等,更充满神怪迷信色彩。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不少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扶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甚至有神机妙算、呼风唤雨的奇异本领,因而成了“聪明智慧”的化身。作者笔下的曹操是一位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是一个残暴奸诈的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因而成了“奸雄”的代名词。但要注意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千百年来关羽成了“义”的代表,不少地方都为他

建了“关帝庙”,作为神来供奉他。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渴慕贤君的理想。

   但《三国演义》在人物刻画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人物的“类型化”。即性格缺少发展,好像曹操生来就奸诈,孔明生来就聪明。这种缺点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史传材料的影响,同时也受某些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特点的影响。在运用想象夸张手法上,有时不免过分,正如鲁迅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在结构上,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精巧。作者以蜀汉为中心,抓住三国矛盾斗争这一主线,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并注意情节的变化、照应、伏笔,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全书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使用通俗浅易文言,做到了简洁明快,雅俗共赏,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二、《红楼梦》导读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鲁迅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

   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通过贾府兴衰历史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族的荒淫腐败,显示出封建社会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的祖先曾随皇帝出过兵,兄弟二人都受封国公爵位。哥哥贾演封宁国公,弟弟贾源封荣国公,两家府第相连,就叫了宁国府和荣国府。到《红楼梦》开篇时,第一代人贾演、贾源早已作古,第二代人贾代化、贾代善也已过世,只有贾代善的妻子史老太君(即贾母)还在。在宁荣二府众多的人物中,贾母的辈分最高。她是贾赦、贾政的生母,贾琏、宝玉、元春姊妹的祖母,林黛玉的外祖母,史湘云的姑奶奶,薛宝钗的远支姨姥姥。这位金陵世族史侯家的千金嫁到贾府已经五十多年,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如今虽年事已高,把家政交给二儿媳王夫人和孙媳妇王熙凤主持,自己只带着孙儿辈寻开心,享清福,但在宁荣二府中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贾母虽不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却是荣国府

的中心人物,府内的日常生活便以贾母为以中心展开着:吃酒、听戏、斗牌、逛庙、打醮、祭祀、说笑话、制灯谜、行酒令┅┅作者对公侯府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使我们真切了解到封建社会末期贵族生活的真实情景。由于贾母的溺爱,贾宝玉得以长期在内帏厮混,也是由于贾母的疼爱,失怙无依的林黛玉从扬州来到荣国府,客观上为宝黛爱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老太太可以心疼地搂着他们“心肝儿肉”地叫,却不能容忍他们越出了“正经礼数”的爱情行为。在她的眼里,一个清白女孩儿想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来,便“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了。所以续作者写她采用王熙凤的“掉包计”,制造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同时也造成了宝钗的婚姻悲剧,是极有可能的。最后,这位享尽人间清福的老妇人,在目睹家产被抄、儿孙入狱的凄惨结局后,随着这个家族的崩溃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贾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贾赦袭了贾代善的爵位分出去另过。贾母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和大儿媳妇邢夫人,而是和二儿子贾政一起过,于是贾政的妻子王夫人便掌了荣国府的内政。贾政夫妇是贾府老辈人中的正人君子,丈夫在外为官清正,妻子在内吃斋念佛。他们一心想按封建道德的标准来培养贾宝玉,期望他能成为贾家百年之基的继承人。为此,贾政不惜下死手痛笞宝玉,王夫人则处心积虑安插下忠于封建道德的袭人监护宝玉,而把涉嫌将宝玉引上邪路的金钏、晴雯、芳官等人痛加责罚,驱除殆尽。但是贾宝玉终于没能按他们的愿望走上“仕途经济”的“正路”。这一对没落家族中道貌岸然的正统派,在家族崩溃时不会得到比别人更好些的结局。后四十回写“复世职政老沐天恩”,让贾政重袭贾赦丢掉的爵位,不符合曹雪芹“为官的家业凋零”的原意。

   贾氏家族的老一辈人,有想入非非的,有昏暴贪淫的,有道貌岸然的。贾家的衰败从他们这一代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靠家大业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面的架子才没倒下来。

   贾氏家族的第四代人可分成两组:一组是已成家并掌了权的贾珍、贾琏兄弟以及入宫当了皇妃的大姐元春;一组是还在少年烂漫之际的宝玉、贾环以及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贾琏的妻子王熙凤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学形象。她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儿,协理宁国府表现出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表现出她的贪婪,毒设相思局表现出她狠毒,正言弹妒意表现出她的威严,在贾母面前她效戏彩斑衣,在贾琏面前却能泼醋大闹,对尤二姐她借剑杀人,对平儿则恩威并施,她克扣了赵

姨娘的月银,却送给花袭人皮袄,与侄儿贾蓉有染,却与侄媳秦氏交厚。她待下人如凶神恶煞,待小姑小叔却又俨然慈嫂,她虽泼辣敢为,却不失大家风范。虽然她每天都在为维持荣国府内的正常秩序而奔忙,实际上她也和两府内其他统治者一样,并不真正关心这座露出裂痕的老屋能支持多久。她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在权力中心维持多久,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当这座赖以存身立命的贾家老屋“忽啦啦似大厦倾”时,她也“昏惨惨似灯将尽”。在已婚的第四代人中,地位比较特殊的是做了皇妃的贾元春。她虽只是一位柔弱女子,却身系贾府安危。一听说进宫陛见,全家人都惶惶不安,听说元春封了妃子,又都洋洋喜气盈腮。省亲场面的豪华热烈掩盖不住她失去人身自由的悲苦,最后在宫内的权力倾轧中命殒身亡,贾府也就此一败涂地。

   贾宝玉是那一时代面目全新的文学形象,也是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由于贾母的溺爱,他得以逃避过早地接受封建主义的教育,长期在内帏厮混,使他避免卷入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利害之争,所以在他身上保持了人性中较为美好的成分,而贾政的近乎迫害的教育方式,又使他本能地产生反抗。于是他憎恶“仕途经济”,讨厌与士大夫峨冠礼服往来,把八股时文称作“饵名钓禄之阶”,而对他身边那些地位比他低下的底层女子,却寄予浓厚的同情,他也在这女性的温柔中得到理解和爱护,所以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超出了才子佳人的模式。贾宝玉不是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蔑视功名利禄、“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林黛玉爱贾宝玉只是为了自己的心,从不曾劝贾宝玉去求什么功名利禄。正是在超脱了世俗偏见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宝黛之间建立起相互爱慕高于其他一切的纯真爱情。这种爱情支持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走得更远,爱情的毁灭使他割断了同封建家族的最后联系。贾宝玉最终弃世出家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实际上表达了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的无情否定。迎、探、惜三姐妹中佼佼者当推探春。这位人称“玫瑰花”的三小姐出场便不凡,“修眉俊眼,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她组织过诗社;她兴利除弊,“精细处不让凤姐”;王夫人受冤屈时,是她站出来代为洗雪;王善保家的肆虐行恶时,又是她回击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红楼梦》众多的女儿形象中,探春的确是一朵又红又香、只是刺戳手的玫瑰花。但

是这位“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少女也有她说不出的烦难。庶出的身份使她承受一种无名的压抑,她甚至憎恶给她带来这种身份的生母赵姨娘。她渴望立一番事业,最后却抛弃家园,远嫁海疆,一帆风雨,飘零生涯。

   二丫头迎春诨名“二木头”,善良懦弱无能,连她屋里的丫环的纷争也管不了,只管抱着一本《太上感应篇》去求超脱。贾府衰败时,她竟成了父亲贾赦的债务抵押品,嫁给残暴寡恩的“中山狼”孙绍祖,倍受凌辱折磨,一年时间就被这条恶狼吞噬,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四小姐惜春自幼失去父恃母爱,养成孤介偏僻的性格。等她长大时,贾府已经彻底衰败了,她落得个削发为尼的下场,伴随着青灯黄卷,沿街乞食化缘,用清冷寂寞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在这一代人中,还应提到三位虽非贾府成员,但和贾府有密切关系的年轻女性。她们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

   林黛玉是大观园内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之一。她本籍苏州,母亲贾敏是贾母的小女儿,是贾赦、贾政的亲妺妺,她本人跟贾宝玉是姑表兄妹。由于母亲早亡(不久父亲也去世),她投奔外祖母来到荣国府。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她多愁善感敏感多疑的“小性儿”,她不能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她执拗地甚至过分地追求自己的尊严,竟达到折磨自己的程度。她对宝玉的爱情也浸透着这种追求的痛苦,不断的猜疑、担心、试探、怄气……简直搅碎了她那颗本来就脆弱的心。在她的这“小性儿”里蕴含着一个少女对人性和爱情的执著追求。黛玉最终是泪尽而逝的,她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她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可以支付了。

   跟林黛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装愚守拙,随分从时”的金陵闺秀薛宝钗。薛宝钗跟贾宝玉是姨表姐弟,宝钗的母亲薛姨妈跟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亲姊妹。这位生在皇商家庭的秀女由于父亲早逝,哥哥不成材,从小儿就承担起帮助母亲料理家计的责任,所以年纪虽小,却谙于世故,很会做人。她工于心计却显得温柔敦厚,心思缜密却表现得豁然大度。贾母让她点戏,她挑老人喜欢的热门戏文,博得贾母欢心;薛蟠带回些南方特产,她挨门儿送到,不露出谁厚谁薄,连赵姨娘也衷心感激;甚至本来心存芥蒂,怀疑她“有心藏奸”的林黛玉后来也把她认作知己。按封建道德标准来审度,薛宝钗几乎没有什么缺点,而且博学有识,是理想的内当家人选,所以当凤姐暂时谢事时,贾府仲裁者便让她协助李纨、探春共同管理荣府事物,表示了他们对这位未来“宝二奶奶”的认可。后来她果

真名正言顺地取得“宝二奶奶”的地位,但是她没有得到宝玉真心诚意的爱情。她的美貌温柔贤淑打动不了封建家族的叛逆贾宝玉,贾宝玉永远也不能成为她所期望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良人。最后宝玉抛下她遁入空门,她也成为封 建包办婚姻的殉葬品。

   史湘云也出身侯门,是贾母的娘家孙女儿。但是她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而且出生不久即父母双亡,寄养叔婶门下,凄凉景况可想而知,但是她生性开朗,爽直豪放,文思敏捷,憨态可掬。划拳时碰得腕上镯子叮当响,喝酒醉卧在芍药裀上任落花撒得满身满头,听见大观园里起诗社争得什么似的,连她的咬舌子“爱哥哥”也叫得那么有趣。她也曾劝宝玉去结交士大夫,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有口无心。跟圆滑世故的薛宝钗和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比起来,史湘云更让人感到亲切好玩儿,易于接近。但是在那个禁锢人性的时代,史湘云也不会有更好些的结局。她虽嫁得如意郞君,婚后生活比较美满,但不久丈夫病故,晚景更为凄凉。   

贾家的第五代人有贾珍的儿子贾蓉,一位少年花花公子,已结婚,前妻秦氏因与公公通奸败露自缢,续娶胡氏。贾琏与凤姐之女巧姐儿,名字是刘姥姥给取的,贾家败落后,巧姐得到刘姥姥救助。早逝的贾珠的儿子贾兰,由寡母李纨苦守长大,做了官,为母亲争得封诰,但李纨已耗干心血,黄泉路近。

   以上是宁荣二府内属于统治者的那一层人物,在偌大的两家府第内还生活着一大群侍妾与丫环。

   鸳鸯是贾母的贴身大丫环,服侍贾母盥漱起居。贾母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她,连打牌行令都需鸳鸯提着些。由于地位特殊,贾琏、王熙凤有些事也得和鸳鸯商量着 办,俨然是半个主子。但被贾赦看中,硬要讨去做妾,虽经贾母阻拦未成,鸳鸯的一生已经断送了。鸳鸯最后选择了死,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清白与尊严。

   平儿是王熙凤的陪房丫头,又是贾琏的通房丫头。陪房丫头即作为陪嫁,随王熙凤一起由王家来到贾家。通房丫头就是肉体被男主人占有的侍妾。她夹在游荡公子贾琏和淫威主母王熙凤之间,小心周旋,侍奉二人,仍不免受气。由于王熙凤掌家奶奶的地位,平儿在处理家常事务上也有一定的权力,但她并不因此而作威作福,能体恤下人,并善于应付各种场面,是王熙凤得力的心腹。  晴雯和袭人都是宝玉房的大丫头,思想与性格却迥然不同。晴雯虽“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性如烈火,敢怒敢为,哪怕因此得罪“主子”,招来大祸也在所不惜。袭人则温顺驯服,甘做奴才,并设身处地为主人着想,惟恐不能克尽职任。

宝玉给她取名“袭人”,暗示她无处不在的温柔侵袭,也是生花妙笔之一。在那个需要奴才并培养奴才的社会里,袭人自然得到主人的赏识,被内定为宝玉的“姨娘”;晴雯则因不甘受人驱使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应了她名字中暗寓的“霁月难逢,彩云易散”的谶言。

   紫鹃本来是贾母的丫环,后来被送给林黛玉。她同这位孤高自傲、动辄爱恼的贵族小姐相处得很好。紫鹃照顾黛玉,不单是婢女服侍小姐,还带有一种对弱者的同情,特别是对黛玉和宝玉的婚姻,她表现出一种婢女少有的热情,甚至不惧因此受到责罚。尤为可贵的是黛玉去世后,她仍珍重情感,谴责宝玉负情(当然是错怪了宝玉)。紫鹃也名如其人,是一朵忠诚和正义化成的紫杜鹃。  

   在这一大群丫环中还有许多令人同情的形象,如含冤受屈投井自尽的金钏儿;因追求自主婚姻而被逐的司棋;┅┅这是一个人人都不配有好运的没落的社会,更何况是生活在这社会最底层,连人身和生命都不由自己做主的婢女。她们的悲惨命运几乎是生来就注定了的,除了袭人那样低眉顺首,甘作奴才者外,但凡在意识和感情上秒微流露出一点“自我”的,必将遭受戕害。  

   《红楼梦》里一共出现四百多位人物,除贾府人物之外还有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贾雨村,打死人不当一回事的呆霸王薛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最后自己送了小命的贾瑞,在老虎牙缝里求食的贾芸,心地善良而又老于世故的村妇刘姥姥,风流倜傥而又冷心冷面的世家子弟柳湘莲,身怀绝技却身不由己的伶人琪官,雪肤月貌水性杨花而终致吃亏丧命的尤二姐,以热血寒光向心上人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尤三姐,具花柳之姿秉风雷之性的夏金桂┅┅几乎是唤出一个人的名字就会在读者面前出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以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观察力和令人叹止的表现力活现出那一时代的众生相,完成了这一组貌人人殊,神个个异的人物群塑。

   曹雪芹令人叹赏的艺术功力不止在于他塑造出这么多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还在于他把这群人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成为共生态的人物群体。在《红楼梦》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出现过许多成功的文学形象,但这些人物多是单线的,往往一个人物的主要行为告一段落才出现下一个人物。《红楼梦》则用日常生活细节这张网把众多人物组织在同一画面上,谁该做什么都预留地步,既不因小失大,让细节遮蔽了人物,又不一枝独秀,使人物脱离环境与背景。以往的人物多从历史中攫取原形,塑造人物时不免加上创作者人为的取舍与加工,带有概念化或类型化

的斧凿痕迹。《红楼梦》则面向现实生活,现实约束了曹雪芹,也成就了曹雪芹,使《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到目前为止还是绝后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

   《红楼梦》 正面描写的只是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但是它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本质。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蹒跚,走过了二千多个年头,到《红楼梦》诞生的年月,它已经走到末期。腐朽的封建社会结构处在全面崩解的前夕,虽经满清开国几代君主励精图治,“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统治阶层中“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他们的子弟早已磨尽了祖辈的筋力和锐气,“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那一时代的人似乎已经感到朽屋将颓的不可挽回的历史结局,于是恣意享乐,如同世界末日到来前的疯狂纵欲,另一些人则为这纵情的享乐付出更多的血泪。这种腐朽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朽败,连同寄附在这制度上的人,所以在我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甚至难以确定应由那一个或那一些人来承当责任,封建社会几乎是在那一时代生存者共同的叹息声中走向崩溃的。曹雪芹感受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彻底朽败,并形诸笔墨,用贾府这面透镜把它表现出来,于是产生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曹雪芹能够真实深刻地通过宁荣二府的兴衰表现那一时代的本质,跟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曹雪芹的祖先本是居住在关外辽阳(一说铁岭)的汉人,在满清军事贵族同明王朝争夺关外统治权的战争中被俘,后编入满洲正白旗,并随清军入关。曹家祖先虽然只是内务府的包衣(家奴),但由于直属皇帝统辖,渐渐地有了“出身”。特别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被选中做了康熙的乳母,祖父曹寅少年时又被选入宫中陪伴康熙读书,曹家同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从曹雪芹曾祖曹玺起,曹家古代连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织造七十年。江宁织造官阶并不高,只是内务府派驻南京管理皇室织造事务的代表(另外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但是由于曹家和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经常向皇帝直接报告江南民生吏治的情况,甚至地方行政长官的奏折有时还得附在曹寅的奏折内呈进。康熙皇帝南巡,四次以织造署作为行宫,住在曹家。曹家为接驾,“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但是这种赫赫扬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兴盛场面很快就烟消火灭。康熙死后,雍正做了皇帝,政局发生剧烈变化。曹家由于历任亏空及曹頫(曹雪芹父)行为不检,失去皇家恩宠,被革职抄家。曹雪芹全家离开江宁返回北京。后来可能又遭一次祸变,

家道彻底败落,城里住不下去了。那时曹雪芹业已成年,困居北京西郊山村,靠卖画和朋友接济度日,居处满目蓬蒿,常常举家食粥。曹雪芹历经当年秦淮繁华的旧家景况和一败涂地的惨痛遭遇,在人生困顿之中,对人生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有了比他人更为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创作《红楼梦》的原始动机。应该说,《红楼梦》的文字饱含了作者的切肤之痛,所以“字字看来都是血”。

   但是《红楼梦》又绝非曹雪芹个人伤怀咏时之作,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成功作品,《红楼梦》 所表现的主题远远超出了曹雪芹“怀金悼玉”的旧旨。可惜的是曹雪芹没能把这部撼世之作写完。高鹗增补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功有过,功大于过,首先,由于有了后四十回而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结构完整、首尾齐全、浑然一体的文学作品; 其次,它写出了全书中心事件、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如黛玉之死、贾家之败、宝玉出家等,从而保持原有矛盾的发展,基本上符合前八十回的倾向;第三,有的情 节描写生动精彩,如潇湘惊梦、黛玉迷性、焚诗稿、魂归离恨天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缺点是安排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原 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宣判,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艺术描写上也较前八十回逊色。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第一位作家,但他却超不脱历史的局限。他是以一块怀才不遇、无力补天的顽石的身份,无可奈何地叹息这座封建大厦朽败倾颓的,所以《红楼梦》实际上是曹雪芹为封建社会唱的一曲挽歌。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找不到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最终还是把这一切归结于宿命,归结于“色”“空”。鲁迅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匠即处在这样的苦痛之中。

三、《呐喊》导读

   在“五四”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鲁迅开始创作的目的和他当初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是一致的。他写下将近三十篇小说,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鲁迅的小说主要反映了旧社会的积弊、国民性弱点、辛亥革命教训等问题,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小说随后结成为《呐喊》和《彷徨》两个短篇集。鲁迅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

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呐喊》收载了鲁迅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发表的十四篇短篇小说,加上一篇自序共十五篇。篇目如下:(1)《呐喊》自序(1922.12)、(2)狂人日记(1918.4)、(3)孔乙己(1919.3)、(4)药(1919.4) 、(5)明天(1920.6) 、(6)一件小事(1920.7) (7)头发的故事(1920.10)、(8)风波(1920.10)、(9)故乡(1921.1) 、(10)阿Q正传(1921.12) (11)端午节(1922.6)、(12)白光(1922.6)、(13)兔和猫(1922.10)、(14)鸭的戏剧(1922.10)、(15)社戏(1922.10)。其中《阿Q正传》是代表作,也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取材方面,“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到了他思想发展的历程,概括起来就是:选择学医,救治病人;弃医从文,救治麻木;悲哀沉默,思想孕育,披挂上阵,呐喊战斗。他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此,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在自序中还谈到《狂人日记》等小说诞生的经过。一次,《新青年》的一位编辑朋友叫金心异(即钱玄同)的向他约稿,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

他们么?”金心异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外十余篇。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使国人得救。谈到《呐喊》的名称,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发表于五四运动前一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 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由于它所表现的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这篇小说是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的特征。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从各个角度向封建社会作出了彻底的批判。还有不少小说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如《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

   鲁迅是第一个真正从农民中站立起来的作家,和过去的才子佳人、草莽英雄小说不同,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如《故乡》《风波》《社戏》《明天》《阿Q正传》等,其中《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世界名篇。这类小说多反映农村在封建统治者压榨剥削下的落后凋蔽,农民的愚昧麻木。主人公“多为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如阿Q、闰土、杨二嫂等,“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都反映了鲁迅对农民的关注以及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愿望,同时也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体现了鲁迅宽广的人文情怀。《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

、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象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成麻木。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逼,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呐喊》到《彷徨》,每一篇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不一样。早在一九二三年,茅盾在评论《呐喊》的时候就说:“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 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小说富于独创性,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这种风格的形成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外古典文学的影响。鲁迅佩服中国传统艺术精深朴素的表现,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现实主义创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外作家创作艺术的时候,他称道“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认为作家需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物的外貌不重要。鲁迅是主张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俱似” 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这些意见有助于对鲁迅自己的作品的理解。

   在涉及自己艺术手法的时候,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不说来》)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拖带和唠叨,并非绝对地排除陪衬。在有些短篇里,他也偶尔写到背景,例如《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水乡夜色,却又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一样。他写的对话往往和动作相呼应,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分和神

情,例如《端午节》里方玄绰听到学校催交学费,向太太发话时的口气;《鸭的喜剧》里爱罗先珂傍晚回来,孩子们抢先报告小鸭吃掉了科斗时的稚态,莫不声态毕现,恰到好处。这些都和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手法有关。作为短篇小说艺术构思的特点,鲁迅把孔乙己的全部行动放到一个酒店小伙计的眼里来描写,《明天》从红鼻子老拱一句话——“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开始,以及《示众》的完全运用画面似的速写构图,则又大抵采取外国文学的长处,经过溶化铸冶而具备了民族的特色。鲁迅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使人觉得他们的确是中国人,真实地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些不同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点上,又表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风神和气质。

   除些之外,鲁迅还善于通过高度的概括,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出不平凡的主题,以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目的。鲁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评论《红楼梦》的时候,曾经称道这部小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甚至认为象《聊斋志异》的写畸人异行,鬼怪狐妖,长处也在“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这才做到了“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鲁迅要求艺术创作给人以新鲜的印象,同时又说明新鲜的意义不在于逞奇猎异,而在于深入生活的本质,因此提出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主张。他自己,在开始创作之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过分析,在许多问题上怀有真知灼见。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又严格地遵守着创作的信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写。” 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锤炼了和深化了他的观察力。这样,他便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概括生活的现实,从常见现象里开掘出内涵的意义,道人之所未道,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内容,表现了动人的思想力量。鲁迅的部分小说之所以给人以“重压之感” ,一方面,固然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艰苦探索的思想痕迹,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这个正在蜕变中的古老民族痛苦经历真实的写照。“重压之感”不但并不意味着消沉,而且往往加深了读者的感受。在鲁迅的作品里,无论是鞭挞还是激励,是唾弃还是期待,他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社会现实的问题。《呐喊》和《彷徨》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整整地写出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封建势力虽然日趋崩溃而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群众灾难深重而尚未普遍觉醒,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充满着怀疑与希望。虽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鲁迅的作品里没有得到反映,但他还是从自己熟悉的生

活出发,对中国革命力量作了深入的巡视和考察。他宣判了封建势力的死刑,揭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要求知识分子摆脱“空虚”和“动摇”,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同时对农民寄予殷切的希望。出现在他小说里的农民即使落后,却仍然在苦难中保持着坚韧的性格,深厚地蕴藏着一种终将爆发的革命的潜力。由于鲁迅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时时自觉地与革命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因而在严峻的现实解剖中不断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和过去时代的任何现实主义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在鲁迅创作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家》导读

   巴金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之一。《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巴金创作成就和风格的优秀作品,它充分显示出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家》的思想内容

   小说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从表面看,高家“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际上,在这个大家族中处处都充满着激烈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闹“避血光”,害死了瑞珏;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战,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除此而外,这个封建大家庭挥霍奢侈的寄生生 活,还造就了一代整日只会挥霍无度,过着穷奢极欲糜烂生活的“败家子”,这在高家“克”字辈人物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如高老太爷最喜欢的五儿子克定,不但嫖、赌、抽大烟、玩小旦样样精通,而且还骗取妻子的金银首饰去当卖,在外面私设公馆,蓄妓取乐。作品在揭露这个封建家庭罪恶的同时,还侧重表现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摧残和迫害。觉新和梅本是青梅竹马、真诚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有了磨擦,就儿戏般地拆散了这对情侣,使梅在痛苦的折磨中悲哀寂寞地离开了人间。瑞珏是在陈姨太之流

闹“血光之灾”的邪说中丧命的,她和梅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被封建礼教摧残的除了梅和瑞珏外,还有在高家做丫头的鸣凤、婉儿等。鸣凤只有17岁,就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死教会”的老恶棍、年已花甲的冯乐山做小,结果这位年仅17岁的少女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湖自尽了。然而,鸣凤的死却没有使这场悲剧完结,丫头婉儿又很快被高家用来替代鸣凤,继续着人生的悲剧。

   作品还表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一代觉醒了的青年同这个罪恶家族的斗争。这些青年受“五四”反封建巨浪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参加宣传革命思想的学生运动,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的战斗,最后,他们真正敲响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丧钟。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 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大家族和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作品还以极大的 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

《家》的艺术成就

   《家》在艺术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和特色。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作品非常善于通过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心理,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 界,从而突出人物性格。如作品写鸣凤投湖时的心理,就非常细腻,是全书极感人的篇章。它将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在即将走向生命尽头时的痛苦、惘然、哀怨、挣扎以及最终绝望,一层层真实细致地剖示出来,使读者从这位被凌辱的少女身上,看到旧制度摧残人性的罪恶,看到这位弱小者生命的宁折不弯。又如,作品写觉 慧在鸣凤死后的内心也极细致,作者还利用梦幻来剖示人物内心的隐秘,笔墨中透露出人物内心极度的悲哀与懊悔。除此之外,作品在塑造梅、觉新等人物时,也非 常注重采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方法来刻画人物。如,正是由于作品细致地写出了梅的内心,才使梅多愁善感的性格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觉新是一位有着“两重人 格的人”,作品多处细致地剖析他的内心,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因受新思想的启发,对现实不满,又受旧思想的羁绊而最终不能或无力抗争的苦闷、矛盾,使人物复 杂的性格得以凸现。

   其次,作品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一般说来,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多、事件多,就需要作家有精心结构的能力。这部小说全书描写的人物多达70人左右;作品所写的事件

也相当多,如闹学潮、梅与觉新的感情悲剧、鸣凤之死、觉民逃婚、瑞珏惨死等诸多事件。尽管作品表现的人多、事件多,但由于采用了单纯明快地讲故事的结构方式,以事件为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便巧妙地把高家内外的各种人物、各种矛盾纠葛,同祖孙两代矛盾冲突这条主线 交织成一体,环绕作品的主题思想,有条不紊地分别展开,使作品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始终保持着庞大而紧凑、严密而不游离于主要情节的结构特点。

   再次,《家》在语言上也同样体现着巴金作品的独特风格,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读者在领略人物命运时,一同体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使作品具有了格外 感人的情感力量。

  《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许多青年因为读了《家》而走向了革命道路。

五、《边城》导读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沈从文先生极著名的一本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边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图,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在这个人生形式里,注入了自己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

   《边城》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 100部作品。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 《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赞美了边民淳朴善良的心灵。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

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它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

   《边城》承袭了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始终对军人和农民有著极深厚的情感, 整本书中,自妓女到有钱的贵妇,无一不是亲切有礼又重情感的,所以在个个人物中,会令人觉得寄予浓厚的喜爱和同情,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细细的品尝著,这股甜美和久未重逢的真、善、美!

        

六、《欧也妮·葛朗台》导读

  《欧也妮·葛朗台》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中的一部杰出作品。是一部影响世界的经典著作,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的丰碑。

   整部小说形象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故事是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丝毫传奇色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而其惨烈的程序却不亚于古典悲剧。

   巴尔扎克的这部代表作,描写了资产阶级暴发户发家的罪恶手段,作品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塑造出葛朗台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吝啬鬼形象。巴尔扎克本人非常珍爱这部小说,称它为“最出色的画稿之一”。一百多年来,这部作品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学美学价值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赞誉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家”。《世界文学史》这样评价这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小说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其

创作的一次飞跃。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故事叙述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震撼着每一位读者,在法兰西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  

   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有位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她爱上了一个破产落魄的亲戚,为了资助他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30万册!作品在当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两年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奖。

  每一句话和每一段落,都要尽量写得简洁。”这是海明威写作的信条之一,这使得他的作品 改编成电影的数量比任何其他一位获奖者都多。当他被宣布为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时,评论界一致称好。“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战胜。”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话,不仅打动了读者,也征服了评论者。

  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提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所以《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在诗歌形式上,《女神》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女神》创作的时代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 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

  《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他在写这诗的前两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注:

《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 。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意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曾说《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

  和《凤凰涅盘》一样,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 揭示出反抗、 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盘》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动起身

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晨安》和《匪徒颂》就是这方面的名诗。而在这些诗篇中,最能表达他对祖国眷恋深情的是《炉中煤》。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词的奔放,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地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信念。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

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分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

年。《凤凰涅盘》中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

对于劳动、对于工农群众的景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象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

《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

虽然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所以如此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内有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影响。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

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 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 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为刘海粟的画《九溪十八涧》题过这样的诗句:“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移用这些句子来说明《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充满叛逆精神的大胆创造,同样是十分贴切的。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

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 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 新

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九、《雷雨》导读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雷雨》一发表,就震动了文坛,而此时的曹禺只有二十二岁,此外,他的四大经典名作《雷雨》、 《日出》、《原野》、《北京人》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原籍湖北潜江。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有很大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剧作家。一九三四年发表四幕剧《雷雨》,剧本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腐烂与罪恶。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死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四幕剧《雷雨》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 、两个舞台背景(周家的客厅,鲁家的住房) 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它写的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周家,同时又写了直接受到掠夺和侮辱的鲁家。《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有的死,有的逃,有的变成了疯子。剧本的这种强烈的悲剧性不只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他们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而且引导观众和读者不得不追溯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这正是《雷雨》这一名剧深刻的思想意义之所在。剧中的人物不多,但作家对主要人物形象都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他的作为社会人的丰富内容,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鲁贵是一个不识羞耻、趋炎附势的奴才,在他和周朴园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所投射

的憎恨是极为鲜明的。性格更为复杂和矛盾的一个人物是繁漪,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显示了曹禺优异的艺术才能。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家曾说:“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注:《〈雷雨〉序》)。作者用力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作家曾说:“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乘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注:《〈雷雨〉序》)强调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同情象繁漪这样人物的内心苦闷,当然都是应该的,但说她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她的心灵是美丽的,则表现了作家在着重控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摧残和损害的同时,对这些人自身的弱点缺乏批判,并且给予了过多的同情。对繁漪是如此,对周萍也是如此,象周萍这样一个具有苍白空虚的懦弱性格、一切都打着他那个家庭出身的烙印的人,作者在他的结局的处理上,显然表现了不应有的同情。周冲的年纪尚小,他生活在飘渺的憧憬和梦幻里,对现实缺乏深切的理解。这个年青人最后的惨死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愿望的对立,同时还暴露了这个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除了精神上、物质上都依附于周家的鲁贵以外,鲁家其余的三个人物都是属于社会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妈和自己的女儿四凤的几乎相同的经历,深刻地说明了在那个社会里这些平凡善良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虽然鲁妈对有钱人怀着仇恨和警惕,但仍旧无法阻止女儿走上她所恐惧的道路。四凤对社会现实是无知的,鲁妈和四凤是那样纯朴,容易受骗,因而她们母女的遭遇与繁漪、周萍不同,就更强烈地引起了人们的同情。鲁大海这个人物虽然写得还不够丰满,但作家对他赋予了很大的热情,这是体现作家社会理想的形象。他粗犷,有力,最后《雷雨》中的那些人都毁灭了,他却走向

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鲁大海的出现给作品的阴郁气氛带来了明朗与希望。

巴金、老舍、曹禺,一般被称为民主主义作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起点出发,经过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进。革命形势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的领导和影响,使他们越来越密切地与人民革命的洪流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诅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同时也严肃地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途径。这些作品以其在艺术上刻苦认真所获得的优秀成就,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哈姆雷特》导读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生于1564年,逝世于1616 年。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1590年——1600年,这十年间,莎士比亚的创作极其丰富,主要为历史剧及喜剧时期。其中《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罗米欧与朱丽叶》等,都是他在这个时期的戏剧中有突出成就的创作。1601年——1607年,为他的创作中期,以悲剧为主。代表作品为《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及《奥赛罗》。其中悲剧《哈姆雷特》代表莎士比亚的最高戏剧成就。

   这部悲剧就其表现的社会内容和哲学内涵来说都是最丰富的。它以精湛的艺术形式,博大的思想 内容表现出主人公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早在12世纪就流传着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英法两国的剧作家都据其情节写过中世纪的血亲复仇为中心的剧本。1601年,莎士比亚将其改编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杰出悲剧,使这一复仇故事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使先进于封建专 制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而当时的英国由于“王位继承权”问题政治斗争非常尖锐,人们的进步思想和社会的腐朽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悲剧《哈姆雷 特》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以古丹麦国的政治斗争暗示英国社会现实的。作者最后以极其悲惨的结局——主要公哈姆雷特之死,终于实现了复仇目的。这部作品不但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现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哈姆特这一形象反映了当时先进分子的人文主义主张。

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十三世纪丹麦的京城艾尔西诺。丹麦国王在花园打盹时突然死去。他的弟弟克劳迪亚斯接替王位,又娶原王妃为妻,前国王的儿子哈姆雷特对父亲的死

因有所怀疑,忧郁过度,终日愁容满面。他听从好友的劝告,半夜跟出现在城堡上的父亲幽亲幽灵相会,终于得知父王是克劳迪亚斯与母亲合谋害死的。为了取得证据,他特地请来了一批戏子,在王宫里演出一出十分相似的杀人剧,将父王当时被杀的经过表现出来。哈姆雷特一看母亲与叔叔的反应,便明白了真相。大臣波洛尼亚斯有个女儿叫奥非莉娅,她仪表出众,清丽纯洁,痴心地爱着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由于父仇未报,故意对奥菲莉娅十分冷淡。狡猾的克劳迪亚斯也 了解到哈姆雷特的真心实意,于是施展计谋。哈姆雷特由于失算,误将躲在幕后听他与奥菲莉娅谈话的波洛尼亚斯刺死,奥菲莉娅承受不了失去恋人和父亲的打击精 神崩溃,失足落水而死。波洛尼亚斯的儿子闻讯从国外赶来,誓死要为父妹报仇。克劳迪亚斯叫他跟哈姆雷特决斗,并且在剑头敷以毒药。那天,皇宫大厅里刀光剑 影,杀气腾腾。间歇时,克劳迪亚斯叫哈姆雷特喝一杯已下了毒的酒,母亲深受良心谴责,一把夺过喝下,当着儿子的面死去。哈姆雷特义愤填膺,挥剑击中对手, 冷不防也被对手暗剑刺伤。顿时毒性发作。哈姆雷特拼足最后的力气将十恶不赦的克劳迪亚斯刺死,为父报了仇,自己也倒下了。   

   《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曾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戏剧主张:“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演变发展的模型。”悲剧《哈姆雷特》正是剧作家这种现实主义戏剧观的生动体现。

   哈姆雷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核心,它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 教会进行斗争的武器。人文主义着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神学,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哈姆雷特对世界和人类抱有巨大的热情和美好的希望。他说: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物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渴望纯 洁的友情和真挚的爱情。他聪明热情、敏感善思、能文能武。他的恋人峨菲利亚说:“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就是这样陨落了!”这样的王子自然得到民众的拥护, 连他的敌人克劳迪斯也承认:“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可是他一接触社会的现实,他所崇拜的父王突然死去,而自己所爱的母亲连为丈夫送葬的鞋子都没有 穿旧,就匆忙嫁给了从前受人耻笑的克劳迪斯。他感

到忧郁:“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经过一番深沉的思考,把个人问题与整个 社会联系起来,发现“时代一切都脱节了”,“丹麦是一座监狱”,“我决心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样为父报仇实际上成了改造社会的一个具体行动。他有意 安排了“戏中戏”以便进一步证实奸王的罪行。当罪行的真相确证以后,便立即行动。但为了寻找正义的手段,他放弃了在奸王祈祷把他杀死的机会,接着又误杀了 波洛涅斯,这样就招来被放逐的命令。最后,他虽然逃了回来,在决斗中杀死了奸王,自己也因中了毒剑而牺牲,“重整乾坤”的责任也落空了。   

   《哈姆雷特》在艺术上也能集中体现作者的创作特色。剧作的生活画面广阔,情节的展开生动、丰富。剧作所反映的生活画面,从皇宫到家庭,从深闺到墓地,从军 士守卫到民众造反,从剧场到比剑场,构成了剧中人物活动的广阔的背景。莎士比亚非常注重情节的安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除复仇的情节之外,还配合诸如爱 情、友情、亲子关系等,对情节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相联系,作者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戏剧场面。如“戏中戏”演出的那一场,是一场 重点戏,又是过渡戏,是哈姆雷特的思想和行动的转折点。   

   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他的戏剧语言丰富多彩,富有诗意。他的剧作主要是用自由的无韵诗体写成,还有民间歌谣,其人物的语言也变化多端。   

   刻画哈姆雷特时,多次运用独白,诗体与散文交相使用,哲理与抒情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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