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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的心得感悟精选

发布时间:2021-11-22 16:30:50 影响了:

为了弘扬千年运河的两岸城市文化,讲好运河变迁的故事,特举行了《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的直播活动。以下是职场范文网小编和大家分享有关《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的心得感悟精选相关参考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参阅。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心得体会 篇1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在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古老的大运河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百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今天跟随我们的记者感受一下运河人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

   大运河景县段全长73.2公里,自南向北流经5个乡镇47个自然村,其中,留智庙镇的白草洼村和安陵镇的华家口村与大运河历史渊源尤为深厚。相传,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北巡游玩,途径白草洼;隋大业十二年,秦琼、程咬金大战白草洼;公元744年,诗人李白也曾到安陵访道士盖寰,并作了一首题为《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篆临别留赠》的诗。清朝时,康熙皇帝南巡船途经我县境内,填词一阙,其词刻碑于董子祠内;乾隆帝南巡也曾驻扎在我县城北,特为开福寺赐匾书“无量福田”四字,并咏诗二首等等。这些历朝历代的名人,通过运河的蜿蜒流淌为我县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拓宽和修缮,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京杭大运河景县段一直承担着繁重的航运任务,长达1367年。漕运的繁荣,带动了运河沿岸码头的兴盛,安陵镇华家口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李凤林介绍:华家口一路向北都是货场,运输的货物有豆子、高粱、牲口,有时也拉人。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华家口码头昔日的繁华。虽然大运河带来了交通便利,但是它也会发怒,吞噬来往船只。为了解决水位落差的问题,运河在形成时就设计了很多弯道,在华家口村就转了一个大弯。景县文广新局局长李树旺介绍:弯道的一个目的是控水,缓解水流,另一个目的为了河道船只运输安全。

   弯道的设计保证了航运的安全,但是转弯处的坝体却经受着不小的冲击。历史上,大运河华家口段经常决堤,村庄被淹,庄稼被毁,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影响了作为当时运输大动脉的航运,直到清宣统3年,华家口夯土坝的修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夯土坝是清末时期,时任知县王为人领着老百姓修建的,采用的工艺是特制的黄土,把它蒸熬了,再用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运来的那种糯米熬成浆,把它和成泥,然后一层一层的筑起来的。”李书旺说:“筑起来之后,它的坚硬度是很强的,当时的检验标准成功不成功,就是50米外强弓拉满射箭,射在坝体上的弹回来,不再留任何痕迹,说明这个工艺是特别成功的。”如今,我们敲打坝体,声音如打到洪钟上,坚硬度依然完好。

   自华家口夯土坝建好后的上百年时间里,华家口段再也没有发生过决堤。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而华家口村的夯土险工作为遗产点也名列其中。

   谈起华家口村的运河情缘,75岁村民李凤林深有感触,他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断流之前,华家口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拉过船,从天津拉船一直到山东临清。李凤林还为我们哼唱起当年的船工号子。

   余音绕耳的船工号子不仅喊出了运河精气神儿,也见证了运河千年的繁荣与沧桑,以及运河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白草洼和华家口还是有名的抗战村,全村上下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参战,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充分展现了运河人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

   悠悠运河水,浓浓赤子情。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其宽厚的胸怀,滋润了运河沿岸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漫长悠远的历史文化。如今,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程的实施,全县上下正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运河精神,乘势而上,鼓足干劲,为运河沿岸穿新衣、描新容,共同迎接这条流动千年的中华文脉的辉煌与复兴。华家口村党支部书记闫学军表示:今后将大力发展华家口村的旅游业,计划建运河文化博物馆,恢复从前的三教寺,把运河文化利用好,传承好,保护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华家口,让村民们更加富裕。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心得体会 篇2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起源十分悠久,从最初作为水路运输线到如今成为连接海河两岸的经济文化带,甚至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文化时期,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保存这一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建设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与深远的时代意义。同时,大运河的开发建设直接影响我国河流沿岸的城市化建设、各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进展,因此,通过回顾运河的发展历史,遵循其发展的特定规律,从中寻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思路,有益于其在新的阶段发挥更大的价值,推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精神品质。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沿革

   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工程历时约一千八百多年,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兴建,经过朝代更迭直到13世纪末才正式完工,其是世界上最早开凿的、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相较于欧洲国家最早人工运河完工时间早了两千余年,深刻体现了古代人民对于发展航运、改造生活环境的智慧和强大的意志。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简述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了解大运河在历朝历代的建造版图和主要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和淮河区域就出现了人为开凿的运河,史书中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486年由吴国宰相伍子胥带领吴国百姓开凿的邗江,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与他国征战。公元前360年开始修建鸿沟,最终形成了联结多条河道的水路交通网,极大推动了当时各国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后来在汉朝陆续新建了汴渠、白沟、平虏渠等运渠,形成了大运河初步的轮廓。

   隋炀帝时期,为了向都城洛阳运送丰富的江南地带的物资,同时控制华北区域的军事力量,公元603年开始凿建永济渠,后又开凿了约一千多公里的通济渠,之后于公元610年开始了江南运河的河道工程,之间历时二十余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隋运河系统。唐宋两代基本沿用隋运河的航运系统,并且使其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促进了沿河地带的商业发展。

   元代以来,由于运河年久失修致使多处地段不能进行航运,阻碍了物资的运送。为了使运河直接从淮北经山东进入华北区域来缩短运输里程,改造了江南淮北的多处地带,并最终使得京杭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历经明清两代,我国劳动人民在改善河道淤塞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运河均进行了局部的修缮。但近现代以来,由于战争因素导致河道被毁严重,直到解放以后,经重新整治和管理河道又获得了新生。

   大运河的现状及其文化带的建设意义

   京杭大运河目前存在部分河段水质较差甚至干涸的现象,且由于流经区域极度广泛,运河流经城市地段受到保护和重视,因而河堤建设保存较好,然而流经村庄田野等地由于无人修缮管理导致河堤的严重破坏,甚至成为垃圾孕育的场所,严重污染了水源,破坏了当地水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仅如此,缺乏监管也导致河道附近的古文物遗存被荒废破坏,凝结着人类珍贵的知识结晶和辛勤付出的杰作逐渐消逝埋没于岁月的长河。

   大运河在古代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国间的密切融合,时至今日又具有了新的特殊使命。在当代,大运河的文化建设正契合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对于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能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以外,加强对运河的建设与监管,对于古文物建筑遗址的保护及其文化内涵的弘扬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有益于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外,京杭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对于促进河岸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融、带动沿岸区域经济效益的增长及促进全球贸易合作的密切关系都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思路

   首先,应当重视运河遗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保护留存的珍贵建筑。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6月22日正式申遗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然而遗址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为此需要加强对京杭运河的全面认识与研究,制定有关运河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并进一步加强各地区间的协调与各部门的合理分工管辖,来从各个方面为保护运河文物和传承运河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京杭运河自兴建以来以丰富的水资源养育了沿岸地区的人民,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如今依然可以利用交织的航线推动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要将其与河流两岸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可建立一些文化创意小镇,进一步优化独具特色的城镇体系,使民众充分享受运河带来的便利与其对周边产业的益处。

   再次,可深入挖掘运河的文化内涵,利用其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打造养生旅游度假基地,对此可根据河段的特色和优势进行建设和规划,比如山东临清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厚重的运河历史,可在当地建设博物馆、运河古街等项目。另外,在水源充足、绿化优美、气候适宜的地区可开发建设温泉旅游景点和休闲度假区,既扩建和维护了运河的生态环境区域,又助于弘扬悠久的运河历史和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从而提升国民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最后,可积极打造融合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多元特色文化产业,构建集生态、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链,以绿色生态为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和多元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积极促进农业、林业、水利建设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形成产业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

   另外,可依托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建设项目,积极发掘京杭运河的全球性战略意义,借此提升其在世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以国际视野打造“世界运河文化之都”,建设极具标志性的运河文化景观,聚焦社会热点,使大运河的文化和历史传播得更为深远。

   目前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所以必将以更为长远的目光从整体上提升其发展层次和水平。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应当明确各河段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变迁,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址的基础上加强对运河文化和历史的传播和弘扬,积极开拓和建设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元文化產业和旅游业,使运河持续不断地造福人民,将其绵延不绝的文化精神传扬给华夏儿女。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心得体会 篇3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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