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古蜀国王 古蜀国王

　　 　　一座大型多棺合葬墓、一座罕见的古蜀国船棺墓，在沉睡了2400多年后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同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同列为四川古蜀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可是，该墓葬到底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墓地，还是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
　　
　　奇迹终于出现
　　
　　在2000年7月29日深夜，在成都市商业街58号一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分别在工地的北部和东北部发现了两段大乌木，为了继续施工，工人们找来斧头等工具，想砍断乌木。然而，令人惊讶是：砍开的乌木并非是实心的圆木，里面装满了色彩亮丽的漆器。
　　凌晨5点多钟，施工负责人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四川省委基建处。事关重大，有关人员立即采取了安全保卫措施。
　　7月30日上午，一位成都市政协委员听说发现了巨大的乌木，意识到可能是大型船棺，于是把这一情况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所获悉后，迅即派人前往工地，将取出的部分随葬器物运回保护，并组织以蒋成副所长为领队的12人发掘队伍，展开抢救性发掘工作。
　　时值盛夏酷暑，考古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发掘工作严格按考古田野发掘规程进行，先在工程范围内进行了全面钻探，根据钻探的情况再行统一布方发掘。
　　最初进场时整个工地因修建地下室已开挖至距地表约4米深处，基本已到达墓葬的顶部，4具棺木也已露头。由于开始没有意识到该墓葬是一个多棺合葬墓，所以当初只是根据露出的四具木棺进行布方发掘，但是随着发掘的逐步进行，考古队员们的疑问也多起来：每个探方发掘下去之后，在木棺周围均未找到较清楚的墓坑边，这是为什么？
　　8月10日，根据现场发掘情况，在所发现船棺的东、西两侧均发现有生土带，而在南、北两面则未见生土，于是考古队员们分析推测，所发现的墓葬有可能是一个巨型大墓坑，里面合葬着多具棺木。
　　随着发掘面积的不断扩大，经过3个月艰苦细致的发掘工作后，奇迹终于出现了：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大型多棺合葬墓。一座罕见的大型战国船棺墓，在沉睡了2400多年后终于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从而也证明了考古队员们当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船棺墓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规模宏大，墓葬形制独特，整个墓葬可分为墓坑和地面建筑两部分。墓坑长约30.5米、宽约20.3米，残深约2.5米，面积约620平方米，墓向为240度。墓坑内的填土从上往下可分为三层，填土均为较纯净的青膏泥土，土质紧密，粘性大，各棺木周围都满填这种青膏泥，因此棺木及棺中随葬的漆木器等均保存较好。墓坑底部有15排排列整齐的枕木，枕木直径大小基本一致。在枕木之上排列着船棺、匣形棺等葬具，现存17具，其中大型棺木4具，小型棺木13具，所有葬具的方向都和墓坑一致，平行排列放置于墓坑之中，从填土的情况表明所有的棺木都是一次性有序放置于墓坑内的。
　　
　　2000多年前就被盗掘的宏大墓葬
　　
　　墓葬曾多次遭到严重的盗掘和破坏，其破坏时间下限至少在汉代，我们推测整个墓坑若不遭破坏，葬具总量应超过35具以上。
　　在墓坑中部偏南有一大型的长方形方木，整个墓葬基本上以此方木为界，将墓坑分成了前后两部分。
　　墓坑后半部分，即方木以北棺木的放置情况比较清楚，主要放置的是大型棺木。其中包括第1、2、12号3具棺木，此外根据墓坑内棺木两侧残留的立柱判断在1号棺和12号棺之间还另有4具大型棺木，但已遭破坏；但在大型棺木的两侧还放置有小型棺木。
　　方木以南的墓坑前半部分，由于破坏较严重，只保存有几具小型棺木，从现存情况来看，这一位置并没放置大型棺木，只有一例除外，即第13号棺，它分布在方木以东的墓坑东侧。
　　在墓坑中部，方木与大型棺木之间、枕木之上又放置有8根条形的小型方木，这些方木大多前压在大型方木之下，后正好抵住棺木，且排列整齐，间距有规律，估计也与墓葬的结构有关，但其中多被砍断。
　　墓葬的地面建筑现总长约38.5米，宽约20.5米，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它应是在墓坑填完土之后，再行开挖基槽，铺设地伏后开始起建的。该建筑主要在墓坑周围残存了一些具有一定分布形状和规律的基槽和木质构件，如中空的柱础、上带榫头的条形地伏等（这些地伏应当属于建筑的墙基部分）。
　　该建筑的前部处于墓坑的正南边，基槽及地伏呈长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在其东西两侧还另有各长约3.5米、宽约2.5米的两室，即建筑的边厢（由于场地有限，西部未能发掘出来）；地伏放置于事先挖好的基槽底部。在建筑的南部还发现一木质柱础，编号为1号柱础，其由一圆木四周经过简单的加工，中部凿一圆孔而成，其下再放置一木板用以承重。
　　建筑的后部正好位于整个墓坑的上部，范围与之也基本一致，其条形地伏分布在墓坑的周边，但只在沿东侧一线有发现，而在墓坑的北、西两侧由于发掘场地有限以及墓葬遭到破坏，没有发现地伏；在墓坑东侧发现的地伏与建筑前部分最东侧的地伏连为一体，也是事先挖好基槽，再放置进去的，其北端还继续往前延伸，同样也因为场地有限，尚无法发掘。
　　另外在墓坑外东侧还发现2―4号柱础，与1号柱础相似，但规格要大一些，基本呈直线分布于墓坑的东侧，应该还是属于建筑的柱础。其中只有3号柱础保存较为完好，2号柱础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已被挖掉（该柱础尚保存在发掘工地），4号柱础也已在汉代以前遭到破坏，但还残留有基础坑和垫板，垫板上仍能见到柱础的压痕。
　　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规模宏大的墓葬结构极为讲究。在长宽各达二、三十米的大坑内并列陈放众多船棺、独木棺葬具，其中长达10米以上、最大直径1.7米的用整木凿成的船棺等葬具，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体现了其独具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艺技术。
　　
　　神奇的楠木船棺
　　
　　墓中葬具的材质，其树种经过鉴定均是桢楠，都由棺盖和棺身两部分组成。其中第1、2、8～14号等9具棺木为船棺，即“船形棺”，其做法是将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在剩余的三分之二挖空中心部分，刳凿而成，形似独木舟；船仓即为棺室，内壁加工极为规整，但棺的外侧大都只是稍作加工，在棺的前端由底部向上斜削，略为上翘，犹如船头，在其两侧各凿有一个半圆形的孔，孔身斜穿至棺面上；棺盖也以同样的方法制成，形制与棺身一样，棺盖与棺身上下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船棺中有5具为小型船棺，4具为大型船棺，两者形制相同。
　　其余的8具均为长方形独木棺，其棺身和棺盖也分别由一块整木加工而成，但其形制与船棺大相径庭，体积也相对较小。其中的第3～7号棺又可称为长方形棺，其棺身系整木挖空制成，四角有把手且与棺连为一体，平底棺的两侧稍有弧度；棺盖也系整木做成，四角仍有把手，盖背略弧，与棺身有子母榫相扣。另外的第15～17号棺可称为匣形棺，比长方形独木棺还要小一些，形似一个木匣，故称匣形棺。其制作极为简单，棺身也是由一块整木刳凿而成,只是棺两端另外各有两块挡板通过子母榫口与棺身相接。棺盖为一木板，平盖在棺身之上，大小与棺口一致。
　　所存17具木棺多数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被盗，但还是有多达7具以上的葬具保存相对完好。船棺中除了第9、11号两棺专置随葬品，以及第12、13号两具棺因为破坏严重没有发现人骨外，其它的5具棺都发现有人骨，且都是一棺葬一人，其中第1、10号棺也因扰乱严重而使其葬式不详，剩下的第8号棺没有被盗过，可以明确为二次葬，还有第2、14号棺虽被盗过，但棺内并没有受到多严重的扰动，仍能从骨骼上判断其葬式为二次葬，也可称为捡骨葬。这几具棺中的骨骼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但均有头骨。船棺中没有发现有一次葬，与此相反的是，在8具长方形独木棺中除了第6、7、17号棺因破坏严重也没有发现人骨外，其余的5具棺都是一次葬，均为仰身直肢葬。
　　
　　丰富的遗存随葬器物
　　
　　在9具船棺中出土的随葬器物相当丰富，种类有有陶、铜、漆、竹木器等。
　　陶器类型有双耳瓮、平底罐、圜底釜、圈足豆、尖底盏、器盖等。从出土的情况看，器盖和双耳瓮、平底罐是配套使用的，它们数量相对其它器物要多。在每个双耳瓮中还发现有不少的粮食和果核等。出土的所有陶器均为夹细砂灰陶，陶器的制法为泥条盘筑再加上慢轮修整，在很多器物上尤其是双耳瓮、平底罐以及器盖的内外壁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慢轮修整的痕迹。陶器纹饰很简单，有绳纹、篮纹和弦纹，其中绳纹主要分布在圜底釜上，篮纹主要在双耳瓮上。很多陶器象双耳瓮、器盖等器型比较特别，也没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很有可能是专为这座墓葬烧制的。
　　由于被盗和破坏的原因，墓中所出铜器相对其它随葬器物数量要少，种类也不多，也没有发现大型的铜器，其中有几件还是专做随葬明器使用的兵器，而非实用器，其制作稍显简单、粗糙。器型有矛、戈、斤、削刀以及印章等，有的铜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
　　与陶器和铜器相比，出土的漆木器要精美许多，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好。器形有耳杯、盘、盒、簋、案、基座、梳子、以及众多的漆木器构件等。另外随葬器物中还常见有竹编器，如席、筐、篮、篓等。而在8具独木棺中无论是长方形棺还是匣形棺，则只随葬陶、铜器，不出漆木器。陶器中也没有船棺中出土的双耳瓮和平底罐，且陶器数量也不多，器型有瓮、尖底盏、圜底釜、圈足豆、器盖等；铜器更少，仅有1件带钩和1件削刀。
　　漆器均为木胎漆器，黑漆底朱绘纹样，彩绘的方法均为漆绘，绘画方法多是单线勾勒再加平涂，但大部分器物只在器表外侧髹漆，很少也在器内侧髹漆的。纹饰也同样如此，其种类主要是成组的走龙纹和变形龙纹两种。绘画的技法基本是单线勾勒加平涂，有的漆、木器上还有许多刻划符号，这主要分布在一些器物的构件上。漆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和乐器，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器。除了漆器外，也有不少的未髹漆木器，其中有梳子以及一些不知名木器杂件等。
　　商业街船棺墓葬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成熟的中国艺术与杰出的科技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杰作。根据很多古文献的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到了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最为兴盛。产品也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甚至连朝鲜半岛也有发现。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漆器，根据上面的烙印文字，就知道是成都制造的。
　　船棺墓葬中随葬漆器的发现表明：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的漆器制作工艺已经非常发达，甚至可以和同时期楚国出土的漆器相比美，把该地区漆器工艺的发达时间提早了二、三百年。
　　
　　寻觅扑朔迷离的古蜀国王
　　
　　早在商代后期，成都已形成广汉三星堆古城之后，即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甚至都邑，以后也一直是川西平原最重要的城市。
　　开明王朝时期的成都城到底在哪里，目前只能推测大概。传说蜀王曾在北城墙的七宝楼眺望武担山。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在传说中埋藏蜀王妃的武担山之南，两者相去不远，定有联系，故不能排除从商业街墓葬遗址直到武担山的广阔区域，在先秦时期很可能就是蜀开明王朝在成都城外的一处重要墓地。
　　在以往发现的所有从早期到晚期的船棺墓葬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可以明确葬式的材料中没有一例是属于二次葬（或称捡骨葬。葬式作为古代各族群中极为重要的一种风俗传统，一般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但在商业街墓葬的船棺中能明确葬式的却只有二次葬，只有八具殉葬（或陪葬）的独木棺是属于一次葬。作为一大型合葬墓，其墓中葬具又皆是一次性葬入坑内的，这说明该墓葬有可能属于一次大规模的迁葬，作为一个古蜀国王族的家族墓地，这就意味着它的形成肯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背景。
　　商业街船棺墓葬准确的下葬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而这正好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晚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路史・余论》卷一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此二文均记载了开明九世自郫邑徙治成都一事。虽然在《水经注・江水》：“南安县（今乐山）......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以及《寰宇记》卷七二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县境），徙治成都”文中关于开明故治有不同的说法，但都提到了开明时期迁都成都这一事实。《华阳国志・蜀志》中还记载，开明王朝自建立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凡王蜀十二世”。自此计算开明九世迁都的时间应该是在其后期，约当战国早期偏晚阶段，而这个时间正好与商业街船棺墓葬下葬的年代是相吻合的，再加上该墓葬其特殊的性质，这是否又意味着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迁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