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日本人五台山

　　应该承认，清、日建交至甲午战争这二十余年间，在这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不论知己与知彼，国人皆让东邻著了先鞭。尤其知彼二字，更是瞠乎其后。日本要“有事”于中国，必作前期准备；准备工作须秘密进行，则派往中国之间谍必多，间谍来华，必以经商、旅行为借口；间谍回国须写报告，事后倘作公布，则其名必一变而称“游记”；现在所知明治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游记数以千计。于是，《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云：“如果把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
　　这些为侵略中国而来华“侦探”的人以当时日本中坚一代的思维方式看遍中国，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被誉为世界三圣之一的伟人，曾建筑过长达万里的长城，曾出现过无数位英雄和诗人，但对于这些，现在的人们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的香味中悠悠沉睡”。他们带回国的信息令日本信心十足肆无忌惮地攻打这个“虚弱”的国家。这些人身负军事和外交重任，笔下的游记明显露出日本政府对他国的野心，如《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说是游记，实际上是1874－1876年间日本人曾根俊虎来中国大陆刺探军事情报的一部实地“勘探记”。常出现“若与清国交战，攻占盛京时可先取此北陵”之类的句子。曾根俊虎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均详细记载该地的风土人情，城池大小、山川形势等。这部“勘探记”对于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价值可想而知。
　　至此可说，对曾根俊虎及以其为代表的旅华日本人的心志，我们已略窥其奥。那么，再去读他们数十百年前写的中国游记，有何益，又有何趣?
　　 益与趣决不嫌少。譬如，曾根俊虎撰《北中国纪行》，将之作为军事情报来读固然味同嚼蜡，但是文字却成为了解清代各地状况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不妨将之看做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社会的风情画――书中所述住店行路的情形，官场往来的仪节，时人交际的风俗，实在是历历如绘；而其书记载各地物价、气温及地形图，稍作整理，也不失为可贵的史料。因此，虽其人已矣，世界大变，他的书终有一读的价值。
　　此外，“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是一套丛书，第一批面世的几册，除了曾根之书，还有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野孤山，芥川龙之介、竹添进一郎等。比如中野孤山写了1913年从上海溯扬子江而上，穿越三峡，深入四川腹地，直至昆仑山麓，对沿途的逐一考察。对城市、小镇乃至山川，都详细记载其历史沿革，地理形势，物产、人情风俗等。因为它所记录的一些景象或情况，因历史变迁(如三峡水库的建成)，在这些地区已经难得一见。这为我们研究长江流域人文景观和自然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至7月前来中国游览，先后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长沙、洛阳、天津、北京等地。《中国游记》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该书不仅涉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而且对风景名胜、戏剧、风俗，甚至对其时中日局势都有详细的描写。在此旅行中，他拜见了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知名人士，并留下了谈话记录，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
　　竹添进一郎撰《栈云峡雨日记》，摹山范水，涉笔成趣，不容轻易错过。《栈云峡雨日记》一书记录了竹添进一郎一行三人1876年5月2日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进入关中，横跨秦岭栈道进入四川，顺流下长江，过三峡，8月21日抵上海的旅程。这部游记，有日记有诗作，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生动优美，有评论认为，“简直可以跟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媲美”。
　　西陵峡一节，竹添进一郎写道：“(长江)两岸层嶂复岭，屏矗墉围，若路穷不可行。才一转，忽复通舟。舟疾如箭，山逆舟而来，愈来愈妙有秀润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诡异者，有静深萧远者。盖兄行巫峡而奴视瞿塘。”如此清丽的文字，即置于国人写的三峡游记，怕也毫无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