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论点摘编（５则）]

　　 　　21世纪西藏藏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次旺俊美发表在《西藏研究》200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研究和思考了西藏藏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文章说藏学从目前所涉及到的学科和发展趋势看，涵盖面很广，可统称为西藏的社会科学。传统藏学研究源远流长，古代社会形成的大小五明是传统藏学的范畴，为推动西藏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藏学大部分在宗教的框架之内，对与此无关的经济、社会是很漠视的。以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为标志，藏学研究开始获得新生。半个世纪以来，西藏的社会科学获得空前发展，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大小五明的范围，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回首50年的历程，有两条经验值得总结。首先，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先进的社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密不可分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不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和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政策支持；其次，藏学研究要关注政治领域中的斗争，关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藏学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超出纯学术的范围，因此藏学研究工作者也必须肩负起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保持西藏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的责任，任何违背西藏人民迫切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研究都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国支援西藏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藏学研究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目前，西藏的稳定与繁荣都需要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实现西藏的“十五”规划，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撑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奋进，还需要科学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来支持和推进实施，因此，加强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就成为西藏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但是要真正担负起新世纪所赋予的重任，亟等解决以下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西藏藏学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研究方法相对陈旧和落后。2、由于历史的惯性，藏学研究中存在重传统、轻现实；重精神文化，轻物质文化；而精神领域又存在重史学、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3、人才断层情况严重。真正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胜任重大项目主持工作的人员不多，藏学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均嫌不足。4、有学风和文风不正问题。5、研究工作与西藏区内有关机构联系不够，与区外联系更加薄弱。对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的对策是：1、进一步端正科研的指导思想；2、藏学研究必须注意运用科学的方法；3、积极促进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完善；4、必须加强全国藏学研究的横向联合和交流；5、改善科研手段。
　　
　　藏传佛教信众宗教经济负担的历史与现状
　　
　　穆赤・云登嘉措发表在《西藏研究》200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研究了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经济负担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自吐蕃传入西藏以后，其僧人化缘为生的方式有所变化，僧侣为政府所供养，这为当时的佛寺少，僧人少，民间施舍少所决定。《贤者喜宴》中记载，“二百五十名僧人每年每月由官府提供供养，供给佛教宗师青稞七十五克，并以众多衣服作为利益之根，即每人每年一套衣服，香料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四册，墨三锭，充足的食盐”，这是吐蕃王朝的财力所能承受的。赤松德赞时期，官府将属民赐予寺庙，并确立三户养僧制。赤热巴巾时代，僧侣人数剧增，为解决供养困难的矛盾，赤热巴巾开始给寺庙和佛堂划拨土地、草场和牲畜，作为寺庙固定的经济收入，至此，上层僧侣演变为占有寺院庄园的农奴主阶级，僧人供养制向寺院经济转化。元朝以后，历代中央政权为了达到统治西藏的目的，都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给宗教以大力扶持，寺院经济日益雄厚，成为整个藏族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诸于信教群众身上的经济负担由间接逐渐演变为直接，其负担表现也由布施、摊派、无偿劳役变为地租剥削、商业剥削、***剥削和名目繁多的宗教剥削。文章还例举了十三世达赖为甘丹寺化缘等许多事例。从现实看，文章说80年代以后，寺庙一座座开放，僧人逐渐增加，宗教负担也明显增加。目前，宗教负担的种类主要是这样几种：1、新建、修复在“文化革命”中被毁、被损的宗教设施的费用。例如果洛州某寺整修大经堂，国家补助7万元，群众捐助近16万元。2、宗教活动所需费用。藏传佛教各种法事活动名目繁多，耗资每每成千上万，这些费用大多由当地群众供给。家中法事请僧人念经7日，除吃喝外，每人还要送一只羊。3、活佛转世及坐床庆典费用。例如某活佛坐床费用50多万元，其中较大部分由信众承担，该寺当时还收到布施140多万元。4、僧人平时的生活费用。据调查，各寺自养自给率只有20－30％，其余部分由僧人家庭和信教群众承担。5、到拉萨、塔尔寺等圣地朝佛费用。据统计，多时一年到拉萨朝佛达200多万人次，朝佛者往往耗尽所有积蓄。对于如何减轻信教群众负担的对策，文章提出了“四控制”、“一鼓励”和“两加强”的意见。1、控制僧员；2、控制宗教设施建设规模；3、控制活佛转世费用及坐床庆典规模；4；控制大型宗教活动的次数和规模；5、鼓励寺院自养；6；加强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
　　
　　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
　　
　　蒲文成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说，信仰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藏族信仰文化随着藏族社会几十年的巨大变革，各种变化已日趋明显。1、群众的信仰观念趋于淡化。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社会的能力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致富、脱贫置业、奔小康的愿望强烈，重来世，轻现实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人生的着眼点转向对现实幸福的追求。当然现实生活的新的矛盾也带给人们新的精神上的困惑，信仰淡化趋势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2、藏传佛教的政治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上的藏传佛教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宗教思想力量，而且还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一支政治力量，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宗教成为信教群众个人的私事，教团组织变成由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团体，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信徒的道德行为规范方面。3、信仰表现程度趋于弱化。这主要表现在寺庙的数量与规模、僧尼的人数与质量，教职人员的总体减少，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的自然下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4、寺院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藏传佛教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50年代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废除了封建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寺院只允许有一定的房产和生活用畜，小块草场、经济林和菜园，各寺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寺养寺活动，僧人观念上也发生了变化，将出世思想与入世行为结合起来。5、信仰的外化形式日益贴近世俗社会。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减少，宗教活动的方式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减轻了信徒的负担，也有利于教职人员集中更多的精力研习、修持。6、藏族信仰文化日趋开放。信仰文化成为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文化向世界各地不断扩展，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佛学院，藏密成了世界宗教研究的热点。
　　
　　中国相关西藏互联网的发展特点及趋势
　　
　　李涛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二期上的文章认为，互联网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重要作用，对藏学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文章介绍了相关西藏互联网站的兴起，开始主要是一些西藏文化爱好者、旅游单位制作的有关西藏旅游的网页附挂在大型网站上。可以说，早期国内西藏网以个人民间为主。公办西藏网大概兴起于90年代末，主要由西藏的或与西藏相关的有关政府、文艺团体、新闻媒体、学校、医院等创办，这类西藏网由于资金保证，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内容日臻完善，使国内相关西藏网站得到了迅猛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于相关西藏互联网的现状，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至少有上百个网站和上万个相关网页，主要集中在拉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上海等地，形成一定态势。国外也有不少，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挪威、奥地利、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等。既有国外科研机构、文艺团体创建的学术文化网，也有国外藏传佛教界办的宗教网。国内外的西藏网主要以文字为表现手法，有汉文、藏文、英文等。国内西藏网的主要特点是，相关西藏网起步晚，但发展快，大多数西藏网网页上访率高。从内容上看，目前相关西藏网以旅游、艺术、经贸和综合网为主。由于西藏的独特魅力，西藏网与同类地区的民族网相比发展更快。文章指出几年来西藏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国内仍以汉文为主，英文较少，藏文还处于开发阶段；西藏网的内容还有待规范和拓展；各网站水平参差不齐，网站技术还有待提高等。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是，1、中国相关西藏网正在由盲目、自发阶段向正规专业化方向发展；2、西藏网将会由非赢利阶段向赢利阶段过渡；3、中国相关西藏网正处于从网络信息借用传统媒体信息阶段向自登信息阶段过渡。总之互联网正在西藏相关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论“雍仲”符号的文化现象
　　
　　夏格旺堆和白伦・占堆发表在《西藏研究》2002年第一期上的文章研究了雍仲的文化现象。文章认为，雍仲符号并非哪个民族所独有。据王克林先生研究，雍仲符号既不是刻划在陶器上被遗失了的汉字，也不是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花纹，更不是来自佛教的吉祥标志，是出自中亚和东亚一些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上的一种彩绘符号，称为陶符。藏族文化中大约在早期金属时代就出现了雍仲符号。1、岩画中的雍仲符号，主要集中在西部阿里和北部那曲一带，其基本造型特征为型制上表现规模化，以十字为其图案的母题，四端笔划或内挑（右转）和外挑（左转），年代上属于岩画的早中期遗物。2、吐蕃时期遗物中的雍仲符号。如夏拉康石碑碑座上的雍仲和林芝第穆摩崖石刻上的雍仲。对于藏族文化中雍仲符号的象征意义，文章介绍了学界的七种观点，分别是，汉字中的一个“万”字；寓意为佛教轮回说的一个表象；被遗失了的在六千年马家窑彩陶文化陶器上的一个汉字；一个种族的图腾符号――族徽；萨满教灵魂不灭观念或祖先崇拜的艺术表象；从太阳图案演变的，是太阳崇拜的产物；生殖器崇拜表象等。文章对此一一作了分析，并介绍说，迄今为止藏民族对这一符号最为传统的解释，即认为该符号附寓着“恒常不变”、“坚固长存”以及“吉祥万德”，这一内涵自本教对其作出某种界定之后起，无论其称呼、文字、写法及寓意都以某种非常规的载体所流传，而这一非常规的载体就是古代藏族社会中占有相当核心地位的本教的各种仪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