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多,大豆少,棉花软来大豆硬_中国棉花或重演大豆危机的预警及对策

　　2004年大豆危机的爆发，让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损失惨重，并导致我国大豆产业的步步沦陷；而从我国大幅上涨且震荡的棉价、棉花进口数量大幅增长以及我国缺少棉价主导权等方面来看，我国棉花危机的发生亦渐显端倪。文章故在剖析“棉花危机”初显的原因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棉花危机深层爆发的可能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The crisis of soybean broke out in 2004, which made the soybean processing enterprises of China lose seriously. Furthermore, the soybean industry of China was enemy-occupied step by step after that crisis. The cotton price of China has risen and shaken sharply recently, and foreign dependence degree of cotton is higher than before. Cotton industry of China is short of pricing power. So the crisis of cotton is upcoming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auses analysis, the authors offer some suggestions.
　　
　　一、大豆危机事件回放
　　
　　2003年9月，美国农业部（USDA）将2003/2004年度美国大豆产量下调至 26 亿蒲式耳，库存量则下调至 1.35 亿蒲式耳，二者均达自1996/97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受USDA报告影响，国际金融资本迅速介入美豆炒作，导致美豆价格大幅上涨。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美豆期货指数收盘价在2003年7月31日到2004年11月8日期间，从 512.4 美分/蒲式耳上涨至 999.3 美分/蒲式耳，涨幅达 95.02%，又快速回落至 510.3 美分/蒲式耳，大豆原料价格如此大起大落，让高价位进口原料的中国大豆压榨企业损失惨重，大豆危机由此爆发。
　　在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同时，国际一些大公司通过投资等形式不断增强对中国大豆加工能力的控制，试图掌控中国大豆产业链，让其拥有定价权的转基因大豆完全挤占中国大豆市场，从而攫取更大利润。而且，外资把对大豆供给、加工环节的控制进一步渗透到下游的饲料养殖业，最终甚至可能威胁到的油、奶、肉等必需品的供给上。
　　
　　二、大豆危机在我国棉花品种上重演的担忧
　　
　　1. 棉价大幅上涨且震荡明显，不利纺织行业平稳发展
　　据中国棉花协会数据，2010全年我国328级棉花均价为19 446 元/t，较上年上涨了 51.55%。棉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其波动特征亦十分明显。自2010年9月中旬始，国内棉价每天都保持着数百元以上的涨幅，9月27日涨幅达 611 元/t，11月11日，国内328级棉花价格涨至顶峰 31 302 元/t，但11月12日 ― 12月1日，棉价又连续下跌，11月16日跌幅达 1 070 元/t。
　　棉价的大幅上涨且震荡剧烈，不利于我国纺织企业尤其棉纺织企业的稳定发展。棉花原料成本占据棉纺织业生产成本的 70% 以上，棉花成本控制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棉纺织业的赢利水平，“成也棉花，败也棉花”。因此企业家们对原料市场的关注，远超过对棉纺织业自身技术发展和产品附加值提升的重视力度。同时，棉价的上涨，明显削弱了我国纺织下游面料、服装、家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加快了纺织企业订单流向越南、孟加拉国等竞争对手国的趋势。从长期来看，这势必损害我国纺织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2. 棉花进口数量大幅增长，进口来源单一化明显
　　据中国海关统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年均进口棉花 250 万t左右。2010年我国棉花进口量为 283.62 万t，同比增长了 85.85%，进口量与国内生产量之间的比例为 47.51%，较2009年 23.93% 的比例上升近 1 倍。在2010年我国棉花进口来源国中，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分别为美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巴西；棉花从其进口的占比分别为 35.56%、30.57%、12.17%、7.22%、3.10%。鉴于原料生产和品质情况，我国棉花进口来源中有 66% 以上集中在美印两国；但正因为此，高度集中的进口市场使得我国纺织企业在原料进价谈判上明显被动，进口数量亦受制于人。例如，自2010年4月19日起，印度一度暂停棉花的出口，从而进一步催涨了国际棉价；而且，印度暂停棉花出口的时间点也正是我国纺织企业用棉需求增大、新棉播种的时期。
　　3. 我国缺少棉花价格主导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产量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在棉花价格方面却缺少话语主导权，而作为棉花最大出口国的美国，却掌控着国际棉花的定价权。
　　美国对国际棉价的掌控，首先体现在，美棉价格有着以期货交易为主的定价体系，纽约的洲际期货交易所（ICE）是全球棉花最重要的定价中心，ICE的棉花会员来自棉花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参与套期保值的比例较高，其价格成为国际棉花现货价格变化的十分重要的参考。
　　其次，美国农业部编写的《世界农产品供需报告》已成为包括棉花在内的世界农产品重要风向标，棉花任何数值的变化都会引起种植者、流通商、纺织企业及投资者的决策调整。
　　再次，ICE期棉交易价格、英国考特鲁克（Cotlook）公司发布的国际棉价指数、国际棉花进口报价与结算等等都采用的是美元计价，从而使得国际棉花价格间接受到为美国国内自身利益服务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导致我国棉花危机初显端倪的原因
　　
　　国内棉花危机渐显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棉花的供给不断下降，难以满足纺织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供需矛盾的存在又为棉花投机炒作提供了基础，从而导致棉价的大幅上涨、棉价的频繁波动以及进口的明显增加。
　　1. 棉花供给减少
　　首先在棉花供给方面。自2008至2010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连续 3 年下降。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植棉面积为 485 万公顷，同比下降了 2.1%；总产量为 597 万t，同比下降了 6.3%，面积与产量均为“十一五”期间的最低值。
　　较粮食作物而言，种棉耗时及成本均高于粮食作物。目前我国棉花的种植还主要以人工为主，机械化程度低，从而大大占用了农民的时间。而粮食作物时间耗费主要是集中在播种和收割期，而且农民在小麦播种和收割之间的时段内，还可获得外出打工收入。在目前“用工荒、招工难”的背景下，种棉的机会成本则显得更高。
　　其次，在政策方支持方面，国家更倾向于粮食生产。例如2011年，我国粮食直补金额即达 151 亿元，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并将粮食直补与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和交售商品粮数量挂钩，再次提高了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以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促进农民种粮收益稳步增长和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再次，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则进一步加剧了粮棉之间的矛盾。据国土资源部已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257 亿亩，较2001年的 19.14 亿亩，减少了 0.88 亿亩。
　　此外，棉花价格的大幅波动，棉花收储体制的不足，亦使我国棉农的售棉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2. 棉花需求快速增长
　　在我国棉花产量下降的同时，国内纺织行业对棉花的需求却在大幅增加。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指主营业务收入500 万元及以上企业）纱线和棉布产量分别为 2 716.91 万t、383.45 亿m，较2006年分别增长了 57.75%、62.83%。
　　此外，我国棉制服装对外出口同样增长显著，据中国海关数据，2010年我国纺织全行业出口棉制服装为 148.44 亿件，同比增长了 11.68%。而棉纺织企业数的大幅增加，则是棉纺织产能大幅增长的直接体现，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棉纺织企业的户数为 12 245 户，较2006年增长了 71.38%。
　　棉花供需之间的矛盾，与大豆危机爆发时的情况相近：一方面，受生产能力和运输瓶颈制约，东北大豆供给受限，另一方面国内食用油及禽畜肉类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沿海城市的大豆压榨产能不断扩大，导致对进口大豆依赖程度不断增大。又因为我国丧失大豆定价权，从而最终导致了我国大豆产业的沦陷。
　　
　　四、棉花危机深层爆发的可能后果
　　
　　棉花危机的初现，以及与大豆危机爆发的相近原因，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棉花危机未来或将更深层次发生的担忧：一是，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进一步萎缩，产量大幅减产；二是，我国中小棉花加工企业遭逐渐淘汰，一定规模的棉花加工企业则被外资（如路易达孚、嘉吉等）控股，棉花的流通渠道以消费美棉、印棉为主，国内棉花产业的国内外地位均被进一步弱化；三是，在进口市场上的棉花资源被美印垄断供给的情况下，棉价可能被进一步抬升，纺织企业原料成本随之大增，产业链中纱线、服装、家纺的涉棉产品的利润主要被上游棉花环节掠去；四是，由于我国缺少棉花定价能力，且进口量和生产量的比重大幅提高，外棉价格的上涨最终传导至国内终端消费者，从而对我国居民的衣着消费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五是，居民衣着消费承压的同时，在我国宏观经济层面，棉价的上涨亦对我国构成原料成本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和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其他大宗商品共同增大了我国的经济调控难度。
　　
　　五、避免我国棉花重蹈大豆危机的政策建议
　　
　　1. 凭借棉花品种研发技术，提高单产及种植面积
　　大豆危机之所以在中国爆发，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凭借其生物科技优势，研发出了转基因大豆品种，中国则同样应更加重视棉花技术的研发，借助科技化解棉花危机。
　　目前我国的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取得了较好的产出效果，但因抗虫棉当前仅对棉铃虫和红铃虫有较好抗性，对其他害虫（如盲蝽等）抵抗效果不明显，故加快对其他类型转基因棉花的研究，如兼有抗虫、抗病、耐盐碱的棉花品种。而且，棉花技术的突破一方面可以提高棉花单产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拓棉花的种植面积。例如“中棉所44”号品种的试植成功，即提供了使用盐碱地种植棉花的新思路，从而缓解棉花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此外，中国同样可以凭借自身在棉花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考虑技术出口，利用非洲、中亚的宜棉产地种植棉花，然后从这些产区进口，从而可以打破当前棉花供给被美印垄断的格局，避免棉价被操控的后果，有力保证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同时也可促进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提升。
　　2. 改善棉花补贴体制，提高棉农收入水平
　　美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优势，与美国政府在“依法治农”的原则指导下，出台一系列的棉花补贴法律制度密切相关。据美国的《2008年粮食、环境保育与能源法案》，当前美国对棉花的补贴形式主要包括直接补贴、反周期支付补贴、市场营销援助贷款、棉花竞争力保护计划等，涉及到美棉生产、销售、出口多个环节。虽然WTO于2005年12月已规定美国将从2006年8月1日取消棉花出口补贴，但是美国事实上并未遵从WTO决定，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并在WTO农业谈判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为其棉花销售消减国际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却在补贴其国内农业。总体上来看，美国棉花支持体系的核心在于保障棉农收入，根本目标在于提高棉花的国际竞争力。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棉花支持体系则相对弱势很多：目前我国农发行的贷款支持主要是棉花收购和加工环节，棉农的实际获益很少。在棉花进口环节，我国自2005年5月对棉花进口征收滑准税，但实践表明，滑准税虽然对稳定国内市价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保护棉农收益方面却有限，同时也削弱了国内纺织企业的竞争力，压缩了内外棉价差额所带来的利润空间。2007年中央财政拿出 5 亿元进行棉花良种补贴，整体上起到较好的示范性与引导性，2007年我国棉花产量达 760 万t，同比增长了 12.9%，增幅明显。
　　在汲取美棉补贴政策以及我国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棉花补贴政策同样应以保障农民收入为核心，通过设立目标价格补贴或收入损失补贴等方式，保证农民植棉积极性；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区域和范围，增加良种补贴额度，避免政策执行中违规操作的情况；同时不断完善投入要素的补贴政策，以降低棉农的植棉成本。
　　3. 发展健康的期棉市场，赢得期棉定价权
　　在实现棉花单产提高、进口来源多元化、农民植棉积极性提高等基本面的支持下，我国还将进一步优化期棉市场格局，促其健康发展，为棉花上下游实体经济服务。
　　棉花期货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其价格是以基础资产价格为中心的；但在我国棉花价格体系中，却是棉花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起着更大的主导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当前我国棉花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比例较低，存在着大量非理性的短期投机行为；同时，大量投机的存在又影响了涉棉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效果，进一步加大企业对期货市场保值功能的怀疑，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期价波动剧烈，并与现价背离。
　　目前，ICE期货交易所参与棉花期货交易的涉棉企业套期保值比例一般在 35% ～ 40% 左右；而我国涉棉企业参与郑商所期货交易法人开户的仅占我国涉棉企业总数的20% 左右。故建议：期货交易所一方面完善期货监管制度，避免游资在期棉市场上的兴风作浪；另一方面，保证棉花交割品种的质量要求，保证仓单的流动性，提高企业参与套保意愿和防范逼仓风险。
　　同时，我国与棉花相关的统计及预测部门则应当加强棉花种植面积、产量、供需等数据的研究，提高其准确度及权威性，正确引导期棉市场的各类投资主体，努力消除在争夺期棉定价过程中的信息劣势局面。
　　
　　参考文献
　　[1] 段宏江. 大豆危机：“走不出去”的困局[J]. 中国经贸，2010（4）：72.
　　[2] 王延琴，杨伟华，许红霞，等. 我国棉花生产成本与收益调查及分析[J]. 中国棉花，2010，37（11）：9.
　　[3] 丁博. 大宗商品定价权与经济安全[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
　　[4] 潘苏，谭砚文. 主要棉花生产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J]. 世界农业，2007（12）：30.
　　[5] 沙安勤，卞卫东，赵斌，等. 棉花良种推广补贴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棉花，2009，36（5）：37 �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