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省农牧业格局形成的历史谈当今农业结构调整】农牧业

　　摘要：农牧业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当地自然条件，诸如地理位置、气温、降水、积温等因素而形成的，也是人类几千年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选择。仅就甘肃农牧区形成的历史成因、发展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以供当今农业结构调整的启示与参考。
　　关键词：农牧业；格局；形成；历史；可持续发展
　　
　　甘肃地处我国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东部农耕区向西部草原区的过渡地带，具有宜农宜牧的经济优势。甘肃农牧业经济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人类几千年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理性选择。
　　
　　1甘肃农牧业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决定人们选择的客观因素包括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原始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要素；内生因素包括人口状况、物质技术成果、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精神文化状况等；外生变量主要是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的影响。古代社会之间缺乏交往，决定社会状况的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分析人们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如何”选择，是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基本方法。
　　甘肃深居西北内陆，处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省内地势高亢，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而且海拔一般在1 000～3 000m之间。四周群山环绕，远离海洋，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明显具有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特征。年降水主要集中于夏季，夏季降水占总降水量的50%～70%。其他季节降水较少，春季占17%～21%。全年平均降水量大致在50～800cm之间，以区域平均年降水量作指标来衡量干湿程度，全省属于干旱区。
　　由于受地理位置、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影响，甘肃处在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交汇处，自然条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东部季风农业气候大区特点是较为湿润，陇东，陇南和甘南高原地区年降水量可达500～800mm，陇中地区在200～600mm之间，季风气候明显，雨热同季时间长，气候生产潜力较高，从植被分布来看，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向草原地带过渡。陇东、陇中黄土高原适应发展农牧业生产。西北干旱农业气候大区的特点是光热资源丰富，但降水稀少，干旱显著，河西地区灌溉不足200mm，走廊西部不足40mm，基本上无灌溉就无耕作业。因此，祁连山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河西绿洲适宜发展灌溉农业。自然环境决定甘肃具有宜农宜牧，农牧兼营的经济发展优势。
　　
　　2甘肃农牧业区格局形成是人们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理性选择
　　
　　道格拉斯・诺思说过：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史前甘肃的气候比较温暖，草木丰盛，河流纵横，土质肥沃，松软易耕，为甘肃先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甘肃成为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文化遗址中充分证明：甘肃陇中黄土高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古代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秦汉以前，“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1]。西戎民族在此驻牧，以畜牧业为生，终岁迁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北地与天水、陇西、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2]乌孙、月氏、匈奴遍布河西走廊绿洲，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当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时，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3]可见畜牧业是当时甘肃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陇山成为当时我国事实上的农牧分界线[4]。
　　甘肃农业开发始于西汉，汉武帝打败北方劲敌匈奴，收复河西之后，为了稳固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完成“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开发河西的政策，开始了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及35县，派遣大批军队戍边屯田和移民实边屯田。《史记・平准书》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都实行了屯田，共“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屯田北达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西至敦煌，其中规模最大的屯田区是河西屯田。西汉王朝对河西的开发，使肥沃的绿洲成为农耕区，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推广，使河西灌溉农业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形成了陇东、陇中为畜牧区，河西为农耕区的格局，我国农牧分界线也由陇山一线退到了甘新交界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气候转入了寒冷期。据竺可桢、徐中舒等前辈研究，这个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代低1～1.5０ ℃，寒冷高峰时低2～3 ℃，由于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甘肃达到近5 000年最干旱时期。古时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这种持续气温的偏低，必然会使原来一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耕地无法再种植而抛荒，农业生产量降低，到晋朝时北方农作物已开始由稻向麦转换。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就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大量农民抛荒内迁，西晋时甘肃在不包括少数民族的情况下，各郡县的人口只有380 996人[5]就是一个明证。干旱寒冷的气候则驱使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向南寻找适宜生存的地区，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内迁运动在甘肃大地上演。少数民族先后在甘肃建立各种地方政权，依据他们的生存方式，将甘肃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畜牧业的生产上，前凉、北凉、西凉、南凉等政权，均以发展本地畜牧业经济为重要的立国强兵的支撑点。尤其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太武帝多次视察河西，为了发挥“河西水草美”的自然优势，以及百姓“勤于稼穑，多畜牧”[6]的传统，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的“牧地”――畜牧业基地，建立了巨型牧场，加强了对国营畜牧业生产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许多官吏，专管畜牧之事，并且不断地进行考课，实行赏罚，使河西畜牧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进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7]的盛况。为了减轻河西草场的承载能力，北魏实行“徙牧”政策，“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8]不仅使河西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也使河西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甘肃国营畜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私营畜牧业也同样发达。凉州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北)有麴、游两家豪族，以经营畜牧业而富甲一方，以致当地民谚云：“麴与游，牛羊不数头。”[9]牛羊之多，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凉州(今甘肃武威)民间养马兴盛，后秦弘始年间，凉州主簿说：如果让3 000余家每户输1匹马，可以“朝下夕办”。[10]可见民间养马业的普遍。甘肃畜牧业的发展在北魏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200万匹马、近100万匹骆驼以及难以数计的牛羊，乃是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最高记录，在整个古代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甘肃形成了以畜牧业为，河西残存少量农业的基本格局。
　　甘肃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发展思路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隋初，为了稳定对西北的统治，隋文帝借鉴汉魏以来在甘肃屯田的经验，下诏屯田，命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贺娄子干上书提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11]可见人们已经意识到屯田是一种临时性的，带有战时经济特色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指出甘肃土旷人稀，农牧兼营的特点。由此，隋王朝在农耕地区，大力推行和巩固均田制，积极兴修水利，使得“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织”；对少数民族则“各令遂性”，尊重其以牧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生活，不强迫他们弃牧为农，“使得任情畜牧”。唐朝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思想就更加明确。唐代前期突厥、吐谷浑、回纥等少数民族迁居甘肃，唐政府采取了“顺其土俗”的处置办法，让他们继续从事畜牧业。除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外，国营畜牧业――官牧在甘肃也得到蓬勃发展。唐在甘肃东部的陇东泾、宁等州设有牧场，很快又扩展到陇西、天水、平凉、金城，幅员千里的广阔地域上，共分为八坊四十八监，还开垦土地一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种，以供饲料。由于精心管理，陇右官牧蓬勃发展，牧马竟达七十万六千匹之多。由于牧马数量激增，又分出八监安置到河西地区，使河西成为唐朝的又一良种军马基地。玄宗时规定，“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役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12]以优惠政策刺激民间养马业的发展。许多朝廷贵族、官僚也纷纷在陇右兴办私人牧场，牧畜数量相当大。民间畜牧业的发达，促进了甘肃畜牧业的发展，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耕畜。
　　农业也开始了又一轮的开垦高潮，为了稳定唐朝在西北的统治，解决戍边军队军需供给问题，唐在甘肃宜农的地区发展屯田，大力推广和巩固均田制，积极兴修水利，保证了重要军事物质的供给。唐玄宗时期，全国诸军州屯田共992屯，河陇就有326屯，约占总数的1/3。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收入共191万石，其中河西26万石，陇右44万石，约占总数的36%，当时河西仅有人口17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居全国领先地位。天宝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13]甘肃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这不能不说是屯田的巨大成就。
　　由于隋唐政权采取农牧并重，各得其所政策，使统治者在甘肃并不盲目套用中原地区的经济模式，而是依据甘肃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人口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采取因地制宜，农牧并举的综合性经济开发政策，为甘肃农牧业生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出现了“开屯田，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14]“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5]的壮观景象。甘肃经济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唐朝以后甘肃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败。经济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北宋初年到清末长达八、九百年时间里，我国气候经历了2000年来的第3个寒冷干旱时期。其中17世纪最为寒冷，形成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气温下降的最低谷。由于寒冷与干旱同期，西北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9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17%；9～14世纪增加到27%；15～17世纪上升到43%；18世纪则为46%，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流域性干旱。降水稀少，气候寒冷干燥，对于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生长的农业来说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农作物歉收，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二是安史之乱后，盘踞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河陇及河西地区，将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广到陇原大地。甘肃成为宋王朝与西夏、金、元主要对峙地带，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致使甘肃的经济落后南方。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写到：“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16]
　　西夏、金、元统治时期，由于注重畜牧业发展，把农业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失修，从而形成了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如元朝颁布的劝农政令，未能在西北实行。畜牧业在此其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河西等地“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黄金华文集》卷43《马氏世谱》记载马祖常的祖先“尝纵观山川形势，而乐临洮土壤之丰厚，……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宋仁宗皇�二年(1050)，宋军攻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缴获羊100万只，橐驼20万峰，牛500头。[17]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军在兰州(今甘肃兰州)东部地区看到“牛羊驼畜，充满川谷”。[18]陇东高原泾原一带(今甘肃泾川、镇原)“沿边熟户蕃部比诸路最多，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19]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激增，甘肃开始了大面积开荒。明朝统治者大力倡导屯田，鼓励其文武百官以垦田开荒为政绩，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垦田面积的扩大。洪武六年，明中央政府命令：“临洮、岷州、宁夏、洮州、西宁、兰州、庄浪、河州、甘肃、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军士屯田，每岁所收，谷种外余粮请以十分之二上仓，以给士卒之城守者”[20]。嘉靖八年(1529年)，明廷命古浪、永昌、甘州、肃州、山丹等卫所“委官统领所管步兵，给以牛种农器，垦辟屯田。水地三年之后起科，山地永不征赋，其将领垦田百�以上者奖励擢用”[21]。后杨博巡抚甘肃，“请复河西屯田，分�龙首渠故道，听民��，宽以十年以后征租，贷以牛具谷种，人垦田万余顷”[22]。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吏、广大农民开垦农田的积极性，甘肃屯田数竟高达45 993顷，在全国首屈一指。清王朝建立之后，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除了继续实行军屯外，实行了招民垦荒，从外省及全省其他州县有计划、有组织地移民甘肃，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绿营兵及旗户进行垦荒种田，毁林开荒。仅河西甘州、凉州、肃州、安西四地开垦土地达4 834 521亩。1724～1862年的138年间，耕地由211万余公顷增加到233．90万余公顷，增长了10．42％，到雍乾之际，甘肃屯田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农耕文化最终在甘肃定于一尊，建立了单一的种植农业系统，陇东、陇西、河西全部变为农耕区，甘肃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
　　与此相反，甘肃的官牧业开始衰退，牧场大幅度萎缩，甚至荒废。清代河西的官牧业不仅比不上前代规模，而且还有所倒退。这主要是由于内蒙古、新疆等边远地区的统一和国家边防线的西移，清政府将官牧场移到了天山北路，河西变成了内地。官牧在河西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河西官牧开始衰落，甘肃只剩下甘南草原与祁连山区两块畜牧基地。明清两代随着牧政的衰落与官牧场的转移，使得甘肃官牧呈现衰退之势，严重影响了甘肃牧业的发展。
　　甘肃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亦农亦牧是其最佳的经济模式。然而，历史上对甘肃的开发是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的农业开发，汉民族的生存方式是以定居的农业经济为根本的经济模式。明清对甘肃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宜林宜牧的土壤被开垦，为了保证合理的收获量，农作物不能过度密植，株与株之间要留大量空隙，难以发挥阻滞风沙的功效。加之农作物在秋季要收割，来春再重新播种，一年中约有一半的时间地面是完全裸露。而此时正是西北风沙最盛之时，空旷的农田无任何植被来阻滞风沙，迫使森林、草原面积不断萎缩，以至于消失，农牧业比例彻底失调，土壤沙漠化加剧。
　　
　　3甘肃农牧业格局形成历史对当今农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当前，我们迎来了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此次西部大开发不同以往以扩大农业耕地面积的开发，是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来恢复植被、改善生态，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开发。
　　总结甘肃开发的历史经济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坚持把草食畜牧业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来培育。我省目前农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是：区域布局上，自求平衡，结构雷同；生产结构上，畜牧业比重过小；畜牧业内部结构中，草食畜比重过低等一系列问题。改造和重塑现有的农业结构，首先要从调整种植业入手，通过大力开展人工种草，扶持开发草产品，形成较为合理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使农业内部各业比例趋于合理。
　　第一、发展高效节水生态农业。推广以农田节水为主的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合理的灌溉模式，以水定耕地规模、定产业发展方向，调整工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分配上下游水资源，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综合应用各种节水技术，如引进抗旱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扩大节水作物种植面积、推广地膜覆盖、保水剂、滴灌、限额灌溉、小畦灌溉和工程节水技术，完善灌溉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减少农业耗水，建设高效节水生态农业。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草畜产业开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草畜产业，退耕还草，压缩粮食作物，扩大经济作物和饲草料比重，逐步提高草畜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天然草场应封育休牧还草，积极发展人工草场和半人工改良草场。退耕还草为河西发展草产业提供了空前的政策机遇，草畜产业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成为支柱产业，迫切需要扶持畜产品加工龙头产业，缓解生产养殖规模与市场容量的矛盾，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草畜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是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的可靠途径。
　　第三，建立“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农业耦合系统”。我国著名草业专家任继周先生根据在黄土高原的庆阳黄土高原沟壑区，定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和景泰的黄土高原引黄灌溉区等地的实验，提出了在黄土高原区施行草地农业系统的宏观设想。利用黄土高原处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扼欧亚大陆桥要冲的区位优势，建立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开放型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农业耦合系统”。在这一耦合系统中，黄土高原应在谷物生产基本自给的基础上，以饲料生产为主，引入河西走廊的精饲料，青藏高原的家畜，建成肉类奶类食品业，皮毛业和饲料业鼎足三立的支柱产业，带动其他行业的协调发展，发展成为我国强大的外向型巨型畜牧业基地[2３]。
　　
　　参考文献
　　[1] 《汉书・地理志》.
　　[2] 《汉书・地理志》.
　　[3] 《史记・匈奴列传》.
　　[4] 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6页.
　　[5] 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98页.
　　[6] 《隋书》卷29《地理志》.
　　[7] 《魏书》卷110《食货志》.
　　[8] 《魏书》卷110《食货志》.
　　[9] 《晋书》卷89《麴允传》.
　　[10]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11] 《资治通鉴》卷176.
　　[12] 《新唐书oo兵志》.
　　[13]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
　　[14] 《通鉴》卷223.
　　[15] 《资治通鉴》卷216.
　　[16]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二年三月己亥.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庚申.
　　[19]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7《乞令团结秦凤泾原蕃部》.
　　[20] 《明宗武正德实录》卷38.
　　[21] 佚名：明会典[M]卷202.18.
　　[22] 佚名：甘州府志[M]卷13.
　　[2３]任继周.黄土高原农业路在建立草地农业系统[G].甘肃省2003年学术年会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9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