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能救多少杨晓霞？:杨晓霞

　　我想讲这件事，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各类媒介上还在那么频繁地报道着各种各样的需要救助者，大报小报上还在一遍遍地呼唤着人们的爱心。　　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行刘女士给我讲述的一件事。这件事把她搅得几个月内心不得安宁。她向我讲完了以后，我同样陷入一种难以平息的内心矛盾之中。
　　刘女士讲述的故事
　　那是去年9月底的事了。那时我闲着没事，兼着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就是特别忙时约你打个下手。可是邻居小马把这看成是很了不起的事。有一天，他很谨慎地问我，他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W君想和我认识认识，顺便想向我反映点情况。他那种急切的口气让我觉得他要请我帮他好大的忙，我连忙解释说，我只是个理论版的特约记者，小马坚持说这没有关系，我就答应了。
　　两天后的中午，我看到窗外有一个陌生人在我住的楼前徘徊。后来小马把他领到了我的家，我才知道他就是W君，他怕来早了打扰我的写作，就在外面等了那么久。他们把一个记者的差使看得那么神圣，这让我受宠若惊，也有一点感动。接下来，他们表情肃穆地开始向我讲起小石。
　　小石既不是小马的亲友，也不是W君的的亲友，他是W君的老师的孩子，是一个才22岁、却已有10年白血病病史的小伙子。小石在12岁那年被发现患了白血病，从此，小石的一家人就开始了
　　漫长的艰难的与这顽疾的抗争。小石的父母都是学校里的普通教师，他们没有多少钱来付所需的高额医疗费用，但他们尽了自己所能尽的一切努力，想到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办法。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小石的父母并没有因此慢待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学生，他们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的奔波中从没有缺过一次课，甚至不曾迟到一次……w君说，我们非常为我们的老师感动，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救这个孩子。现在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据说只有换骨髓才行，但是做这种手术要几十万元的手术费！刘记者，最近我们从报纸上看了杨晓霞的事情，觉得有了希望，你要能在报纸上给写一篇，这孩子就有救了！
　　后来，小马搞了辆车，把我拉到小石的父母家去采访，又带我去医院看望小石，并为他拍照。与小石的那次见面让我终生难忘——他躺在严格隔离的玻璃罩里，面色苍白，头发一把把地在掉。可是他的神志极为清醒，情绪乐观。他非常平静地向我讲述与他同病房的和他得同样病的人是怎样一个个死去的，说“我这样就不错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这样近地目睹一个人在走向死亡，这感觉特别难受，很长时间了，我甚至希望能把他忘掉……特别是后来，主治他的医生告诉我说，现在小石的病情已是晚期，即使换骨髓也没用了，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但是我还是开始写关于小石的文章，而且写得非常投入。两天后，我把文章写好了，送到了报社周末版。过了几天我在食堂碰到周末版的一个编辑，又打听这稿子，那位编辑很含糊地说看到稿子了，“现在这类稿子特别多”。
　　再往后，我离开了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杂志社。我再也没有听到这稿子的音讯。我想编辑肯定是不想用它了。但是我该怎么跟小马、W君和小石的父母解释呢？开始他们老给我打电话问这事，我就把人家怎么说的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后非常冷淡地说：“发不出来算了，咱们也不懂社会上的那些路子。”
　　后来，他们就不再理我了。我打电话找不到他们，我打传呼机他们不回。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小马来的一个电话，说小石的父母托他向我要回小石的照片和录音。我急忙问小石怎么样了，小马避而不答。我猜想恐怕小石已经不在人世了！
　　本来我与小石素不相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把我扯了进去。但是这些日子我无法摆脱这件事。一个人死了，而且是你眼看着死的。他在临死前向你呼过救，可是你没救成……我特别难受的是小石的父母的态度，就像是我骗了他们一样。他们当初强忍眼泪那么殷切地为我提供一切材料，现在是不是觉得被涮了？是不是觉得煤体所做的一切都是骗局，都是不可信的？
　　——直到今天，我无法摆脱这件事，我无法面对小石的父母，无法面对自己的职业，也无法面对自己……
　　重讲杨晓霞的故事
　　听完刘女士的故事，我一时无言以对。我可以安慰刘女士说，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他的死没有你的责任。可是——他死了。为什么他就死了，杨晓霞就活了？媒体救了杨晓霞，为什么没有救小石？媒体本身究竟有多大作用呢？它应该是起什么作用的？它能够救所有的人吗？
　　我去采访了救治杨晓霞的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他们那里，我又重听了一遍杨晓霞的故事。
　　杨晓霞的得救的确是靠了媒体的宣传。在北京的媒体开始报道杨晓霞之前，杨晓霞的父亲已经带着她在山东跑了很多医院，在当地也搞过小型的募捐。但是，他们一家欠下的债务仍在一天天增加，晓霞的病情仍在一天天加重。他们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到了北京，找到他们的一位老乡——德州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老邢。老邢是位复员军人，他说：“只有去找解放军了！”就这样找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了外二科。但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当时也没有办法控制晓霞的病，眼看她的两手在发黑溃烂，连脸上也开始出现了黑色斑块。出于对晓霞的同情，外二科的护士们自发地为她捐了一些钱，可是谁都明白，这点钱（大约2000元）是救不了晓霞的命的。
　　当时，杨晓霞的父亲已经绝望了。他已经花完了他能得到和借到的所有的钱，准备就带晓霞回家了。这时，老邢想到了新闻媒介。他找到了他认识的一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沈峥嵘，希望能通过报纸对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表示感谢。1995年1月15日，沈峥嵘的报道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篇幅不大，但这是北京第一篇关于杨晓霞的报道。
　　接着，是北京电视台介入了这件事。2月4日，正是春节的大年初五。从这一天起，北京电视台连续八天连续报道杨晓霞的事。报道震撼了北京人的心，也震动了北京的新闻界。2月6日，光是《北京青年报》就从不同方向赶来了不同部口的4名记者。到了2月中旬以后，各方面的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军区总医院，有北京的、外地的、香港的；有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杂志。根据北京军区总医院所留下的记录，参与过杨晓霞报道的媒体共达70多家，除了北京最著名的各大新闻机构，还包括有（中国律师报》《中国特产报》《北京邮报》《天文爱好者杂志》乃至“济南列车段新闻信息中心”这样不知名的媒体，至于转载过杨晓霞消息的新闻媒体，那更是无法统计。在采访的高峰期时，每天医院要接待十几位记者。据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庄副政委回忆说，当时为了保证晓霞能得到良好的隔离和休息，曾经几次和拼命要往病房里钻的记者吵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