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摘 要]“**”结束后，抓经济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到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郑重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认为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政治路线乃至思想路线。随后，此议题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与会代表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应该肯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是为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没有那两年的筚路蓝缕，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关键词]中央工作会议；工作重点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9-0029-04
　　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转入以经济为重心的轨道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这一进程就已经开始。［1］正如邓小平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2］本文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历程做一番细致考察，以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一、抓经济的共识
　　“**”之后，当时主政的华国锋提出的治国方略是“抓纲治国”。“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3］“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4］可见，华国锋虽然没有脱离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其力抓经济的意图非常明显。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国锋在会上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5］
　　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参加中共中央常委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8月，党的十一大明确宣告“**”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党中央决定，由李先念、余秋里负责，重新修订1975年整顿时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2月，《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经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接着又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按照这个《纲要》，20世纪的最后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头8年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为后15年的发展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3月10日，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华国锋、邓小平都到会讲了话。邓小平说:“这次庄严的大会批准了一个庄严的规划。大的方针基本上理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关键是这个问题。讲政治，最根本的一条政治，叫实现我们的八年规划，实现二十三年规划。这是最根本的政治。”［6］尽管这个规划和设想有比较多的“洋冒进”的味道，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现代化建设已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
　　为了实现十年规划纲要的既定目标，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团出国参观访问，了解国外的大生产经验和技术设备情况。如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澳门，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5国。访问反馈回来的信息强化了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促使高层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开至9月9日，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讨论了引进、改革和计划等问题。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7］邓力群在北京大学作的《讲讲我的学习体会》中对李先念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而客观的评价：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主要的就是李先念副主席的总结发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讲话，包括着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很多意见，内容非常丰富，讲的是有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方针问题，一些大政策问题。华国锋主席说，这个文件也将是十一月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文件”［8］。
　　与务虚会议精神相衔接，9月5日至10月22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第一次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9］
　　可见，党内高层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已达成共识，国务院务虚会虽然受“高速度”气氛的影响，但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迈出了大胆探索的重要一步，对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何时转移的确定
　　“**”结束后，抓经济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工作重点的转移是早晚的事。这样，何时转移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了这个问题：“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就当前而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10］10月，邓小平在广州讨论1977年中央军委全会的主题报告《抓纲治军、准备打仗》时将“纲”的问题进一步点透。“看起来，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坚决赞成，积极组织研究如何驳“以阶级斗争为纲”，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用毛主席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讲党的工作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把这两者区分开，用这个区分来冲淡以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区分呢？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强调的是具体工作路线，军队的具体工作路线就是要整顿，要搞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要准备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