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挎枪【在围场骑马挎枪】

　　母亲坐着一辆大车去围场。赶车的是个老大爷，受命来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坐在他车上的，却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她面色白净，目光和蔼，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米黄色棉袄里，头上戴着一顶说不出哪支军队戴过的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飞翔时展开的两扇翅膀；尤其还带着枪，是队伍上相当一级军官才用的那种盒子枪，装在腰间用宽大的武装带勒紧的木匣子里。枪把上系着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老人家猜不出我母亲的年纪，也不知道她的来历，但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当官的人。他好奇地逗我母亲，说这位大姐，鬼子和汉奸都打跑了，你去围场打什么呢?母亲扑哧一笑说，我去打国民党。
　　围场是口外的一个县，过去叫木兰围场，说起来悦耳动听，是大清康熙和乾隆帝们打猎的地方。当时承德还不叫承德，叫热河，但一点儿也不热，特别在盛夏，凉风习习，层林叠翠，让人感到心醉神迷。住在北京的皇帝特意派来工匠，雕梁画栋，在山窝窝里建起一座避暑山庄。天热的时候，骑马坐轿，带着大臣和嫔妃们逶迤而来。可热河没有颐和园和昆明湖那样的游玩场所，他们又不辞劳苦，往北走一二百里，终于找到一片有树林和草场，而且有獐子、麂子和兔子的山地，连忙兴师动众，用栅栏围起来，当骑马射猎的天堂。
　　母亲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末去围场的。坐在大车上放眼望去，树木凋零，树叶草黄，山石嶙峋，再也看不见的栅栏围着的不是野兽，而是活生生的人。原来这片土地早在十四年前就被日本人占领，为巩固殖民统治，他们强行围民并屯，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逼迫老百姓拔掉庄稼种大烟，久而久之，导致许多人吸烟成瘾，生产力低下，偌大的一片土地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原本水草丰美的家园渐渐荒芜。加上这里夏短冬长，寒冷的日子里白雪皑皑，从河套刮来的风像一群群野兽在旷野上疯狂追逐和撕咬，发出阵阵凄厉的吼声。
　　大车载着母亲颠了三天三夜。让她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途中投宿，赶车的大爷领着她走进一间茅草屋。正在烤火的女人白光一闪，吓得慌忙躲了起来，原来竟穷得没穿裤子。吃饭的时候，男主人端出一碗黑乎乎的东西，一问，是头年采下来腌好的榆树叶。
　　母亲那年三十七岁，化名黄代芳来围场工作。但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十七岁从事地下斗争，十八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二十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二十六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一九三八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二十九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当她一九四一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途经新疆回到延安，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杳无音信。当时都以为她受不了这打击，会像有的人那样疯掉，她却非但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她想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她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
　　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员莫名其妙死亡，普遍怀疑有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眼睁睁死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原来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太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剧烈的战争到来，损失将不可设想。
　　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都知道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都没有几个，谁敢让她轻易离开?所以，只好请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部长说，先任同志，根据上级通知，大规模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地方情况复杂，兵荒马乱的，你一个老同志，女同志，还是留在军区机关吧。母亲明白领导的好意，强调说，她要求下地方，正是因为更大规模的战争马上要打起来。届时部队的给养，大量转往后方的伤病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省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到那么多伤员从战场活着抬下来，却死在了医院，谁不着急心痛啊!
　　军区没有留住母亲，她带着介绍信到热河分局报到。热河分局组织部对她的到来早有准备，为难地对她说，老首长啊，你是经过长征的人，又是……噢噢……可我们的庙太小，真没办法安排。又说，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分区的管辖范围，只有围场缺个县委副书记，可那儿太荒凉，太艰苦，职务又偏低，谁忍心让你去呢?还是等等吧。母亲听出对方没说出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快地说，还等什么?既然围场需要人，我就去围场。我是来分区工作的，又不是来当官的。说完让分局开了介绍信，马不停蹄地往围场赶。
　　这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发生的事。当时抗战刚结束八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正陷入僵局，两党两军必有一战已成为共识。像母亲这种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早明白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早晚要打起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射出去。
　　围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和平接收的新解放区。所谓和平接收，就是日伪军被赶走了，八路军干部带着小股部队来接管。由于没费一枪一弹，日伪培植起来的势力毫发无损，一些劣迹未除的旧军人、旧警察和流氓地痞，被直接转为县支队和区小队战士。国共两党没有开战时，许多人在暗中潜伏，静观其变。待局势明朗了，他们的枪口对准谁就很难说了。还有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常常闯下山来抢钱抢粮。来无影去无踪，闹得人心惶惶。这种种不安定因素，决定了县委的工作极复杂危险，说不定哪天便会遭到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