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_“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秦兆阳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篇论述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文。我在试图评论关仁山的小说创作时，眼前顿时跳出了这个题目。仔细想来，仍然觉得这是评论或概括关仁山小说最好的题目。既然如此，我冒昧地借用一回秦老先生这个伟大的题目。
　　关仁山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感的作家。他成名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年代，与何申、谈歌并称为河北“三驾马车”。关仁山在90年代中期引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非偶然——势不可挡的先锋文学大潮已经退去，9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空场也已过去。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被所有的国人所感知，这时，是关仁山等作家首先表达了这一变化，特别是乡土中国的变化。《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船祭》、《破产》、《年前年后》、《多彩的乡村》、《大厂》、《天下荒年》等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此后，关仁山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了《天高地厚》、《白纸门》、《官员生活》、《麦河》、《信任》等长篇小说。特别是《麦河》的出版，这是一个转折点，使关仁山的创作有了巨大超越和发展，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声誉。当然，这是关仁山经年积累的结果，丰富的创作也使关仁山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一、对乡土中国的持久关注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当下生活和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种创作才充满了魅力。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他自己说：“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是我创作路上的一盏灯，是我生命中的重要养分。我愿意为这个时代鼓与呼。”“说到底，还是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这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即兴乱弹，这是关仁山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特别是长篇小说《麦河》，几乎与生活同步。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密切关注和热情，写出《麦河》是不可能的。
　　《麦河》是表现当下乡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面对这个政策麦河两岸的鹦鹉村发生的人与事。实行土地流转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小说描绘了北中国乡村的风情画或浮世绘。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曾经强调过的乡村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但是，乡村中国又不是一部自然发展史，现代性对乡村的改变又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乡村就处在传统／现代的夹缝中——面对过去，乡村流连往返充满怀恋；面对未来，乡村跃跃欲试又四顾茫然。这种情形，我们在《麦河》的阅读中又一次经验。有趣的是，《麦河》的叙述者是由一个“瞎子”承担的。三哥白立国是个唱大鼓的民间艺人，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麦河和鹦鹉村的人与事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是鹦鹉村的当事人、参与者和见证者。三哥虽然是个瞎子，但他心地善良，处事达观，与人为善和宽容积极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鹦鹉村的精神象征。但作为一个残疾人，他的行动能力和处理外部事务的局限，决定了他难以主宰鹦鹉村的命运。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唱乐亭大鼓。但是这个极受当地农民欢迎的地方曲艺，能够改变鹦鹉村贫困的现实和未来的命运吗。因此，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是曹双羊。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乡村“能人”，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曾经和黑道的人用真刀真枪震慑过黑石沟的地痞丁汉，也曾经为了合股开矿出让了自己的情人桃儿。这是一个不安分、性格及其复杂的人物，也是我们常见的乡村内心有“狠劲”的人物。他是当上“麦河集团”的老总以后重新回到鹦鹉村土地上的。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所谓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也有的地区将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其要点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麦河》中桃儿这个人物我们在《九月还乡》中似乎接触过；她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卖淫女，但做过此类营生的人并非都是坏人。桃儿自从回到鹦鹉村，自从和瞎子三哥“好上”以后，我们再看到的桃儿和我们寻常见到的好姑娘并没有不同。她性情刚烈，但多情重义。她不仅爱三哥，而且最终治好了三哥的眼疾使他重见光明。这里当然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自从莫泊桑的《羊脂球》之后，妓女的形象大变。这当然不是作家的“从善如流”或庸俗的“跟进”。事实上妓女也是人，只是“妓女”的命名使她们必须进入“另册”，她们在本质上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吗?未必。桃儿的形象应该说比九月丰满丰富得多。如果说九月是一个从妓女到圣母的形象，那么桃儿就是一个冀北普通的乡村女性。这个变化可以说，关仁山在塑造乡村女性形象方面有了很大的超越。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实错”的过程，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双羊、三哥、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我们拭目以待。
　　二、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努力
　　通过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观察和分析，我曾提出了“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是缘于大量的小说创作对过去被我们忽略、甚至批判乃至抛弃的文化资源，重新得到关注并注入了新的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有关，一方面与作家对本土文化新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诱导下，我们的文学焦虑不安，在急于获得西方承认的心理诉求下，只能“跟着说”。这个结果伤害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于是，从本土文化寻找文学资源就成为作家自觉的意识并逐渐形成潮流。关仁山的《白纸门》就是在这一潮流中意识和特点鲜明的作品，也是他试图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努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