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写作流变研析]

　　北村以先锋派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1992年皈依***后，其创作发生重大转型，将神性主题引入到作品创作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小说打扫干净，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进去。”（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钟山》1993年第6期）而这“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北村对人的生存或精神困境的展示，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与追问，以及他为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所寻找的一位共同的救赎者——神（基督）。虽然北村在其***写作中积极实践着神性书写，但是在不同阶段，北村对***文化的理解和艺术表现不同。因此，本文试图在研究北村***写作的基础上，分析出北村三个不同创作阶段及其特点，体现北村***写作所经历的一个流变过程，由此展现北村在当代文坛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一.神性的极力书写
　　在***看来，世人生来就有罪性。根据《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从而引发人类的原罪。因此，亚当的后裔——人类，在罪孽的深渊中不能自拔，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获救。由于受到***这种原罪思想的影响，北村在其早期的***写作中，着力表现充满罪孽与苦难的人生，勾画出在丧失神性的时代情境中人们徒劳挣扎并走向死亡的末世图景。在此时的北村看来，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不具备拯救的能力，只有神才是唯一的救赎者，而对神性的信仰才是人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
　　孔丘（《消失的人类》）在商业竞争和世俗的生活中，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强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弄不明白“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迷乱的灵魂在现实的困惑中无法求得解脱，因而肉体的存在也就失去固有的价值。事业无法拯救迷乱的人们。
　　金钱和权力能帮助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吗？小说《施洗的河》里主人公刘浪凭自己狐狸般的狡猾在黑道上游刃有余。金钱、权力、女人，他一样不缺。可是他始终被笼罩在一种恐惧的阴影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尼采说：“艺术拯救人生”。然而北村却用他的小说残酷地证明艺术的脆弱。《最后的艺术家》中，诗人谢安遁入语词，去结构什么“真理”，但在写完最后一首诗歌《0》后，陷入失语的恐惧；艺术家杜林把跟他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人召集一块欣赏她们自己的照片；画家柴进认为“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这畜生是有意义的。”猪是他唯一的朋友，然而他最后却被他的“朋友”踩死了。
　　世界是黯淡的，爱情是美好的。人可以超越许多东西，唯独无法超越爱情。那么爱情将会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吗？玛卓(《玛卓的爱情》)“诗意的栖居”在理想的爱情美梦中，直到她发现“至清”的爱情与无趣的现实生活相比是极为虚无的时候，玛卓伴着纷扬的情书自尽于车轮之下；刘敦煌和美娴（《强暴》)是顺义街公认的“珠联璧合”的恩爱夫妻，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堕落的丈夫发现被嫖的女人竟然是自甘当妓的妻子。在北村的小说中爱情是那么的不堪一击，甚至没有任何的外力干预下，自己就突然地毁灭。
　　当一切外在事物失去拯救的能力时，人类自身的道德力量和理性的自我约束又能否有用呢？《最后的艺术家》中的杜林在刚开始堕落时对自己的丑行有过深刻的厌恶，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内装满了垃圾，也有过深切的恐惧，觉得自己的内脏都可怕地腐烂了。然而尽管如此，杜林还是沉迷鱼于那种堕落的快感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此时，道德上的愧疚感和自责的能力在欲望化的时代和金钱的诱惑面前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事业、金钱、权力无法让人感到幸福，艺术、爱情也轰然倒塌，甚至连人本性上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无能为力。处在苦难中的人们只能发出这样的呼求：有谁能救我？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边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北村：《周渔的喊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这时北村站在神的国度里，指出了人类的救赎之路：“圣经不但说‘在世间有苦难’，又说‘在主里有平安’这就是我的小说对苦难得以摆脱的途径所作的解答。救赎是唯一的道路，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因此，当人们在罪孽中受难，并发出深渊中的呼求时，北村把无法自救的人推入神的怀抱，让***指引人们脱离苦难。在小说《我的十种职业》和《被占领的卢西娜》中，北村使主人公在忏悔和改邪归正后卸下灵魂上沉重的负罪感，安然离去，让人物摆脱那种“死了也是一把有罪的灰”的罪恶感。基督不仅要解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肉体生命。《施洗的河》中，在刘浪生命陷入绝境时，恍惚中，他看到传道士作为上帝和神的使者降临到他身旁，给他带来了神谕，并指明了获救的坦途。而最终接受传道士精神上第二次洗礼的刘浪，在开口向主祈祷后变成了一只温顺的上帝的“羔羊”。
　　在北村***写作的这一阶段，北村对神性进行极力的书写，认为神的力量十分强大，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无用无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北村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似乎陷入“苦难—信—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将苦难的作祟者解释为“神性的丧失”，处在罪孽和苦难深渊的人们只有向神皈依，才能获得灵魂或肉体上的救赎。而正是因此，北村小说被蒙上了为福音传播和布道工具的嫌疑。
　　二.信仰的迷茫与思考
　　北村在创造其独特的神性书写模式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着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因此，他告别了信主之初的基督福音式的写作，从1999年开始，进入创作的第二阶段，继而在《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中描绘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而此时，北村的***写作时隐时现，体现了北村在信仰历程中的迷茫。
　　如果说《周渔的喊叫》延续着作家上个阶段的思想和创作模式，作家依然认为爱情是无能和无可依赖的，那么《长征》则是北村在思索中为爱情重新下的一个定义。
　　《长征》中土匪头子陶红得知妻子吴清德与自己的好友吴清风之间产生了爱情后，一怒之下投靠了红军，并以丈夫和红军连长的双重身份报复了吴清德吴清风二人——吴清德被逼裸体示众，吴清风被陶红打烂了下身，成了废人。不久陶红带着吴清德随红军开始了长征，而吴清风为了见心爱的人吴清德一面，拖着伤病之身追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