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和现代的思考 传统经济的思考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

李根蟠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的讨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史坛引人注目的事情。国内外许多学者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讨论。我的发言仅对‚中国经济史论坛‛有关讨论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并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

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臶，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

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

3[3]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

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１８００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

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

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12[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二、对‚再评价‛中两个争论焦点的评议

围绕对清代经济发展的评估，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类不同的意见。一类对清代经济发展估计较高，认为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姑称之为‚高峰论‛14[1]。‚高峰论‛的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以下4点：1、经济总量（体现在人口、垦田、亩产、总产等方面）空前增长；

2、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有所提高（但在这个问题上，清代经济发展高峰论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详后）；3、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民用日用品的长途贩运兴盛、大商帮出现等）；4、无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另一些学者对‚高峰‛论提出质疑，他们当中观点也有差异，或认为清代经济停滞（这主要是就劳动生产率立论，并不否认其他方面有所发展）15[2]，或认为清代经济发展迟缓（相对于西欧和前代）16[3]；或承认清代经济有较大发展（如经济总量增长、土地利用率提

高、商品经济发展等），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在劳动生产率、农牧关系、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约因素，不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落后于西欧，而且发展势头和速度也逊于秦汉和唐宋17[4]。这类观点，姑以‚制约论‛概括之。

讨论中不同观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不同；二是对清代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不同，或对劳动生产率概念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理解不同；三是对清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认识的不同。以下就前两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18[5]。

（一）关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

关于‚发展‛标准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它是讨论黄宗智学术思想时的主要话题之一；第二阶段，它是判断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的重要前提。不同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强调劳动生产率。黄宗智认为明清以至近代的中国经济是一种‚过密化‛类型的经济，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在黄宗智看来，判别‚增长‛与否看总产量的增减，判别‚发展‛与否看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后者以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报酬为其指标。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条件下的增长。黄宗智的观点获得庞卓恒支持和高度评价19[6]。有的学者虽不同意把劳动生产率简单归结为单位工作日的边际报酬，但肯定劳动生产率对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姜锡东认为，‚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时，首要的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农业总产量）只能放在第二位。‛‚比较劳动生产率时，必须既看人均产值或产量，又看决定动生产率水平的各种具体要素，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并具体化为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人均产值三条标准。20[7]

第二种强调资源配臵。在讨论中，黄宗智上述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被认为是变相的停滞论。吴承明回顾了西方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概念的变迁与分合，指出学界实际上并没有关于‚发展‛的统一定义。他提出衡量发展的标准应包括生产关系的进化和生

产力的进步；后者则表现为资源配臵的合理化。资源配臵合理不合理，是优化还是劣化这在历史上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国富，二是民富。国富是综合国力，国家的总供给能力，可以从人口和土地的宏观数据来推测，属宏观经济范畴。民富则属微观经济范畴，主要从亩产和家计即家庭消费上体现出来。21[8]

第三种兼顾资源配臵利用和劳动生产率。李根蟠认为，强调以劳动生产率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是有意义的，但不要把它绝对化。他用人类学的材料说明：劳动者单位劳动时间收获的多少，不但与劳动手段优劣有关，而且与他所能占有的自然资源的丰啬有关。因而，衡量经济的发展与否不能不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积累相联系，不能不考虑比‚工作日报酬‛更多的因素。他把农业的各种要素——人的劳动、农业环境、农业生物等（古人概括为‚天、地、人、稼‛）视为农业资源（劳动力资源、光热资源、水土资源、生物资源等等），提出可以农业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及其效率来衡量农业的发展程度。后来拓展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22[9]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发展‛，如何正确选择衡量‚发展‛的标准呢？这里谈谈我最近的一些思考。

‚发展‛是现在非常时髦的话题，但这个词却不见于《四库全书》等古籍，它是近代才出现的。它原是一个哲学概念，表示事物的上升状态（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等），运用到经济领域则是表示经济的上升运动。二战后出现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从那时到现在，‚发展‛观几经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与增长没有区别，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发展和增长的概念分开了，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结构变迁，或者说，增长是量的扩展，发展是质的变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不但包括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而且要考虑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是否协调，于是有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形成以人

为本的综合发展概念。并由发展经济学衍生出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哲学等。由此可见，‚发展‛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发展的23[10]。这种变化，不但反映了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进运动本质的认识，也包含了对经济与社会前进运动的目标选择和价值取向，并非纯客观的东西。但应该承认人们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不是完全否定原有的认识，而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不管发展观怎么变，经济增长都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衡量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古人有言：‚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24[11]。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是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上述说法正确把握住传统经济的关键。而且土地和人口是古代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所以历代正史都有人口数和垦田数的记载。这实际上包含了以人口和垦田的盈缩衡量经济良窳和国力强弱的思想，可以视为一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这在当时是很合理的。我们现在研究传统经济状况仍然要把人口和垦田数作为重要指标。不过，历史的航船驶入近代以后，现实的运动和人们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黄宗智说：‚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25[12]，我看是有道理的。封建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是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滞的，劳动生产率明显和持续的提高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时代的事情。劳动生产率的明确概念也只能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历史上的经济运动新的视角，使我们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传统经济的发展，如果不作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仍然以人口垦田等量的扩张为主要的指标，是说不过去的。提出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是对经济前进运动本质认识的一种进步。现在，历史的航船又从二十世纪驶进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发展观发生了新的革命性变化，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不与资源、环境、社会相协调，不能不把近期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例如，以前人们用GDP或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现在人们认识到它不能反映财富分配、资源损耗、环境变迁等情况，现实生活已经暴露了这种衡

量标准的弊端，从而提出‚绿色GDP‛、‚科学发展观‛等新概念。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历史上的经济运动更新的视角，使我们的认识进入一个更新的层次。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上经济发展，如果不作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关系的分析，把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仅仅局限于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了

（二）关于劳动生产率

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中国传统农业土地生产率很高，而且直到清前期，土地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劳动生产率在战国秦汉时期有较大的提高，以后长期发展缓慢，以至下降。这种看法为多数学者所认同。至于从缓慢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或认为在唐代，或认为在宋代。一些学者在‚再评价‛时仍然坚持这种观点27[14]，但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突破它。在1993年的讨论中，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光看人均粮食产量，而是把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考虑进去，清代劳动生产率就不是下降的而是上升的。不过，当时还没有具体论证。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第一编第五章中，作者李伯重第一次以江南为例试图用实证材料系统论证清代农户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观点。他淡化农具和畜力的因素，强调‚合理的经营规模和合理的劳动分工‛的意义，认为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大田生产夫妇并作；清代农家经营才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和‚男耕女织‛的最佳劳动分工。而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以‚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在生产技术上他强调稻麦复种只是到了清代才有真正的发展，并对清代江南的水稻亩产作出较高的估计。据他的计算，清代前中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比明代后期有大幅度的提高。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学者，或质疑其理论支柱是否牢靠，或对其具体计算提出异议。李根蟠指出：‚人耕十亩‛只是明清江南小农在不使用牛耕的条件理想的耕作规模，如果使用牛耕，这种规模就谈不上‚佳‛了，而且，它是按人口和耕地比例计算的大体的平均数，由于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清代江南许多农户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人耕十亩‛的水平，以此计算，肯定会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误差。我国自战国起即已形成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并延续至近代，清代江南耕织结合可能比26[13]。

明代紧密，但也只是程度的差别。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不同的模式，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难以令人认同。28[15]曹树基指出，在《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李伯重和郭松义的对粮食产量的计算相差很大，而郭的计算更为可信。‚既然亩产量没有增加或没有明显的增加，作者所称‘农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无本之木……。‛29[16]夏明方也指出李伯重对江南农户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中的失误，并认为这些失误‚对他的理论应该说是致命的‛30[17]。

与李伯重强调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同，吴承明、方行倾向于对劳动生产率作‚淡化‛处理。如前所述，吴承明提出的经济‚发展‛标准并不包含‚劳动生产率‛在内，他论述清代经济的发展也避开了劳动生产率问题。方行对李伯重的计算有所保留，谨慎地表示：‚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难以作出判断。‛他认为农业生产总体经济效益是由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三者的统一所构成。三者中何为重点，根据不同国情而异。清代人多地少，农产品供应紧张，广大农民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提高粮食亩产量、增加有效供给上，不能要求农业劳动生率也有大的提高。他又指出：‚粮食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比，具有一种天然的缺陷。农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率’。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中存在着强大的自然生产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靠天吃饭’。在传统经济中，不论是粮食劳动生产率，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都不是完全意义的劳动生产率。‛宋代粮食劳动生产率可能比清代高，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生产率的差异，因为清代开垦的多为贫瘠土地。劳动生产率严格讲应该指劳动者个人智力、体力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但我们现在实际上把各种要素（如工具、土地、自然条件等）的生产率都包括进去，相当于西方所讲的综合生产率。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生产率主要是用于工业的概念，用于农业时很大程度

上包含了自然生产率。鉴于‚劳动生产率‛概念的不确定性，今后可以考虑不使用它。31[18]方行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同时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劳动生产率‛概念的内涵，尤其是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在衡量经济发展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

正如方行所指出的，马克思说过：‚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32[19]他甚至把农业劳动中一定的‚自然生产率‛称之为‚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33[20]。但马克思也说过：‚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

34[21]并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如果撇开资本这种独特的形式，

这里讲的正是工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率‛并非仅仅存在于农业之中。马克思指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5[22]显然不是单指农业，甚至主要不是指农业。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自然条件作用固然很大；工业生产虽然不直接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但其原料直接间接均来自自然，自然条件同样发生作用。所以不应用自然生产率把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开，而应该研究在劳动生产率中自然生产率与社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的不同表现。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在《资本论》里，劳动生产率是用单位产品所凝结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而劳动量既包括活劳动，也包括过去劳动（或称物化劳动）。无论自然生产率还是社会生产率，都表现为生产同样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量上，但它们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影响各不相同。自然生产率主要影响活劳动的投入：

自然条件优越，投入较少的活劳动可以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反之亦然；但过去劳动没有相应的变化。社会生产率则对活劳动和过去劳动都有影响：社会生产率提高，活劳动减少，过去劳动增加，活劳动的减少大于过去劳动的增加，反之亦然。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36[23]因而，可以用凝结在产品中的活劳动和过去劳动的比例，用一定的活劳动所能承载的过去劳动的量，来衡量劳动的社会生产率。马克思说：‚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工人劳动是活劳动，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物化劳动）。马克思又指出，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一些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生产工具、生产设施等），另一些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劳动对象、加工的原料等）37[24]。例如，使用拖拉机耕田，可以节省活劳动，同样劳动力就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这里，增加的拖拉机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增加的土地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显然，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联系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的增加中，第一类最为关键。决定劳动生产率的社会诸因素，如‚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都会最终体现为工具的改进和设施的完善。正是这一部分物化劳动的增加，导致了活劳动以至总劳动的减少，构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区分劳动生产率中的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生产率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消耗，却不能增加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的积累，不能增强导致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自然生产率可以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却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没有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光靠优厚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的积累，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自然条件的开发利用毕竟要通过人的劳动，毕竟要使用一定的工具38[25]，这种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从而自然条件利用价值的发掘和所起作用的大小，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而异。在文化初期，主要利用对象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可以进一步利用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39[26]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比较低，相当程度上‚靠天吃饭‛。现代大工业由于使用了自行操纵的机器，把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了生产过程，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40[27]在劳动生产率中，占居主导地位、真正能够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本质，代表其发展方向并促进社会进步的是社会生产率而不是自然生产率。

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劳动生产率的演变是绕不过去的。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地主制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领主制，根本原因就是前者创造了比后者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在风雷激荡的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根本原因也是前者创造了比后者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也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41[28]。因此，在对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劳动生产率是淡化不得的；在对历史上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中，工具、设施等生产资料的状况又是淡化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