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需求大于供给 [近期通货膨胀是供给方面成本推进型]

作者：陈越

改革 1995年01期

　　1992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与此同时，价格总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由1992年的5.4%，上升到1993年的13.2%和1994年上半年的19.8%。尽管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期通货膨胀与过去曾经发生的通货膨胀有着很大的区别。为此，对近期通货膨胀问题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以避免在认识上的偏差，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加快发展。

　　一、通货膨胀的原因：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

　　一些学者将近期通货膨胀归结于多种因素①。虽然这种多因素分析对于人们认识当前通货膨胀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却没有识别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因而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选择提供明确的依据。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辨明引起近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在需求方面，还是在供给方面。很显然，对于这两种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应有不同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大多都伴随着以社会商品全面短缺为特征的总需求过度膨胀。所以，对于这次通货膨胀，不少学者往往寻求并强调需求方面的原因。如樊纲十分肯定地认为，近期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结果，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②。当然，需求拉动确实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但作为推动近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就很值得怀疑了。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并没有表明存在着持续的过度需求，相反却表现为越来越明显的需求不足。

　　表1中的数据表明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情况。1993年上半年，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1%，物资销售额大幅度增长，生产资料市场上一度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大幅度上扬。但1993年7月份以后，生产资料市场上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需求不足，3～4季度物资系统生产资料销售额增长明显回落，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已为负增长，到1994年上半年名义增长率甚至也为负值。即使考虑到1994年上半年物资系统销售的市场占有率从上年同期的32.9%大幅度下降到16.4%，但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额，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也只增长4%左右。然而，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并没有因为物资需求不足而相应下降，尽管涨幅有所回落，但一直到1994年5月才开始小幅下跌。在消费品市场上，1993年各季度社会商品零售额，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都增长10%左右，供求基本保持平衡。即使是在1993年上半年工业高速增长和投资急剧扩张时，90%以上的消费品仍保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到1994年上半年消费品市场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在轻工业产值增长20.1%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额，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只增长4.6%。然而，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却从1993年年初开始逐月上升，1994年上半年高达19.8%。

　　市场需求增长与价格上涨（%）（与上年同期相比）

　　年度 19931994

　　月份 1～3 4～6 7～9 10～12 1～6

　　县及县以上物资供销企业销售额 40.9 55.6 27.2 11.7

　　-43.0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28.9 40.2 40.6 29.3 1.6

　　社会商品零售额

　　16.3 26.9 23.9 26.925.3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 * 9.1 12.4 14.8 15.819.8

　　1994年上半年数据为全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幅度。

　　* *1993年季度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涨幅为3个月度涨幅的算术平均值。

　　在1993年上半年，生产资料市场上似乎大量的过度需求拉动了价格水平的上升，但是为什么在1993年7月份以后需求不足趋于严重时，价格仍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在消费品市场上，为什么1993年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会逐月上升？1994年上半年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时，为什么价格还会继续大幅度上升？十分显然，近期通货膨胀与需求方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联系。需求拉动因素，即使存在，也是短暂的，至多是在1993年上半年，因而不是主要的。因此，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所反映的只可能是供给方面推动的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推动力量：持续的还是孤立的

　　供给方面的通货膨胀一般表现为由成本推进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但问题在于，在供给方面，什么力量推动了生产经营成本，这种推动力量是持续的，还是来源于一个孤立的事件。

　　一种典型由持续力量推动的通货膨胀是通过工资成本推进而引起的价格水平的不断上涨。但是近期通货膨胀并不属于这种工资成本推进型。一方面，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正处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时期。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与西方国家相比，工资成本比重依然很小，因而尽管个人收入增长较快，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增长28%和35%，但还不可能构成推动成本上升的主要力量。况且，一部分个人收入的提高并不加大生产经营成本，而表现为国家财富的转移，在国有企业经常表现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在非国有企业则更多地表现为税金减免和逃税行为。

　　事实上，推动通货膨胀的力量主要来自近年来重大改革措施。汇率并轨和赋税的结构性调整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对价格水平的上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大力度的价格改革。1993年价格改革对价格上涨的影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0%左右[①b]，考虑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实际上很可能超过80%[②b]。1993年以来，价格改革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出台的措施在力度上和集中程度上都是空前的。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开了大部分钢铁产品价格、部分统配煤炭价格和统配水泥的出厂价格；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电力价格、原油价格和原木价格；90%以上的县市陆续放开了粮油销售价格，结束了长期由国家统管粮油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价格改革大多集中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基础产业部门。这些产业部门的产品价格一直偏低并长期由国家严格控制，因而人为地造成普遍性的短缺。调整价格，特别是放开价格，使相当一部分短缺得到释放，从而引起基础产业部门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时间大多集中在1993年上半年，特别是在2季度。毫无疑问，基础产业部门产品价格的上升会推动整个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过原材料、燃料、电力、运输等成本的上升依次推进，最先带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然后逐步影响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只有价格改革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1993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率先大幅度上涨，随后尽管市场销售走势趋于平缓，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仍逐月上升，于1994年1季度达到最高点20.1%。

　　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次价格改革十分类似于70年代在一些西方国家发生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过程中，也是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供给方面以成本推进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于是在大量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方国家，石油产品及各种燃料价格最先大幅度上涨，紧接着通过燃料、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引起了几乎所有产品价格的上涨。

　　同样与石油危机相类似，这次价格改革并不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推动力量，而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石油输出国组织虽然仍继续为提高价格而努力，但连续地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后来没有再发生在一年内石油价格上涨3倍的情况，甚至连1倍的上涨都没有。同样，价格改革当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不会再有1993年上半年的规模和力度。目前由国家直接控制价格的产品，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只剩下5.9%，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也只有18.7%，从而进一步放开价格的范围已经很小。

　　三、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政策

　　大量的事实表明，近期通货膨胀是供给方面成本推进型的，主要是由于一个孤立的事件价格改革而引发的，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有着很大的区别。同时，近期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有一些显著的特征，甚至未必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就不能拘泥于过去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而应更多地注重于近期通货膨胀的性质以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否则将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限制性货币政策用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十分有效的，但对于供给方面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就不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由供给方面成本推进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上升并不反映过度需求的存在，而可能伴随着供求基本平衡，甚至需求相对不足。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通过紧缩总需求，从长期看是能够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在短期内却很难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会明显加重就业方面的压力。这是因为，控制信贷规模和投资规模，不会立即减缓成本推进的速度，但却直接制约了生产增长。1993年3季度宏观紧缩过程中，工业生产增长迅速下滑，由6月份的30.2%，逐月下降到7月份的25.1%，8月份的23.4%，9月份的19.1%和10月份的16.4%，而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却从2季度月平均12.4%，上升到3季度月平均14.8%。1993年4季度放松银根后，工业增长速度才有所回升。1994年1～2月，银行信贷控制再度偏紧，工业生产增长18.2%，为1994年上半年的最低点，而1季度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却达到20.1%，为这次通货膨胀的最高点。

　　不论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必然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因为如果没有货币供给增长的支持，价格总水平是不可能涨上去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近期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的过量供应，那么就有些过于表面化了。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根本就不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是在成本推进的压力下实现的。事实已经证明，一些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尝试并没有阻止近期通货膨胀的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3月以来，在银行信贷规模有很大扩张的同时，工业增长速度稳步上升，而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开始回落。当然，这并不是表明价格涨幅的回落是由于放松银根的结果，但却说明了货币控制的松与紧对近期通货膨胀的走势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事实上，1994年2季度价格涨幅的回落主要是由于成本推进的力量正在减弱。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大力度的价格改革只是一次性的，因而不可能持续地推动成本的上升。价格改革引起的比价关系调整虽然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成本推进的影响无疑会逐渐变小。在石油危机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起初在石油价格的带动下，1974年美国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幅度高达11%，为50年代以来首次达到2位数，然而随着成本推进力量的逐步减弱，1975年就回落到9.1%，1976年继续下降到5.8%，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可以有理由预计1994年通货膨胀走势将趋平稳，价格水平涨幅将会逐渐回落。

　　针对近期通货膨胀的这种特殊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谨慎地选择。如果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抑制需求，如果是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控制工资收入，但现实是价格改革引发的通货膨胀，则不能不要改革，更不能将已经放开的价格和市场又重新控制起来。尽管1994年7月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略有反弹，达到21.4%，但主要是由于受6月份粮食购销价格调整以及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的影响，并不表明价格总水平涨幅逐渐回落的走势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当前成本推进力量已经减弱的情况下，需要保持一定的容忍态度，根本就没有必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管理甚至冻结物价。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过于注重抑制总需求，而需要转变为强调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为目标，继续适度地扩大信贷规模和投资规模，以缓解目前的需求相对不足和市场销售平淡。当然，也不宜采取大力度的扩张性政策，进一步刺激通货膨胀。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滞后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价格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先导，只有价格由市场决定，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比价关系，才能有利于金融、财税、外贸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巩固和完善，才可能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虽然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价格信号，但通货膨胀中比价关系的不断调整，已经大大纠正了过去扭曲的价格信号。1993年采掘工业价格上涨46.5%，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40.4%，加工工业价格只上涨22.7%。价格信号的改善进而优化了资源配置。1994年上半年能源、运输、通信和原材料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42.9%，明显高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37.5%的增长幅度，扭转了多年来基础产业部门投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不能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只是需要注意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时间不宜过于集中。

　　在近期通货膨胀中，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注重城乡关系的改善，尤其是要保护农民利益。1993年以来，消费品价格中上涨最快的主要是粮油、肉蛋、鲜菜等农产品价格，从而引起城镇居民用于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大量增加，致使一部分城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此，各级政府纷纷采取了一些限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即使是在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仍不利于农产品价格的长期稳定。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根本在于提高农产品供给，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在于保护农民利益，而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随着全面的成本推进，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分别上涨14.1%和18.4%，进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成本。这就意味着，如果农产品价格不能相应提高，就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论是菜蓝子工程，还是其他保障农产品供给的措施，首先要考虑到农民通过种粮、种菜能够增加收入，否则再好的措施也不会起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的力度还需要更大一些。至于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一部分城镇职工，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相应调整工资和退休金的方式给领取固定货币收入者一定的补偿。在当前通货膨胀中，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相应增加城镇低收阶层的收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

　　注释：

　　①杨圣明：《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对策》，《财贸经济》，1994年第6期。

　　②樊纲：《快速增长与宏观稳定》，《中国改革》，1994年第4期。

　　③李京文：《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总体认识》，《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21日。

　　④温桂芳：《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几个问题》，《财贸经济》，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