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文化自信范文精选
发布时间：2021-08-23 10:29:38 影响了： 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以下是职场范文网为您整理的范文，希望你喜欢。
筑牢文化自信范文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上海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持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增强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新华网）
文化自信与奋发向上成正比。一个人越有文化自信底蕴，奋发向上的动力就越大。文化自信的人，即使山重水复，也能柳暗花明。若把奋发向上比作一条龙，离开文化自信“点睛”，奋发向上龙依然不会飞翔。也就是说，只有筑牢文化自信之基，才能提升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只强调奋发向上，不筑牢文化之基，奋发向上就是空话。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奋发向上的“春天”。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按照毛泽东所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有选择地把我国的古代文化细嚼慢咽，沁入心田。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作为自己的“文化粮食”，补自己“精神之钙”，把古代文化独特的精神和学术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伦理文化、制度文化等有机结合起来，就会强身健体起到能力提高作用，锤炼诚信、刚毅、大气的人格品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没了文化自信之基，也就没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源泉，甚至自暴自弃，让美好的发展机遇与自己擦肩而过。
同时，文化自信需要和当代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公民达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高峰，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胜境，国家也就能呈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景观。只有人人敬畏价值观，人人维护价值观，人人践行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中国化”，凝聚民心，不断推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始终走在国际的前列。
无疑，只有奋发向上和文化自信“一体化”，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只有文化自信的人，才能弄懂奋发向上的内涵与外延，发展也才不会跑偏。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人的“标配”时，他就是一个有用人。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就是，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用文化自信提升奋发向上动力这样的问题上，方可培养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只有如此之人，才能红遍中国、闯出国门、雄踞世界、赢得未来。正如刘云山所云：“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用好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引导师生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信念，保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自信。”
有人曾云：“文化养心、养责、养格局。”我们必须牢牢扼住文化自信的喉咙，才能够真正提升奋发向上的动力。从团体到个人，都应该严格秉承文化自信的基本脉络，真正才能够沐浴到奋发向上的阳光雨露，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筑牢文化自信范文2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政策。我们的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都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肩负的守正创新的责任，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管发文件而不管检查落实的官僚主义，只管热热闹闹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实效的形式主义，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守正，既要求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守正的坚定性，也要求要有政策观念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领域是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领域。知识分子由于职业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最看重的是“自我创造”，最倾心的追求是“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又不能任凭错误思潮在这种正当要求掩盖下沉渣泛起。“左”掩盖下的右，和右掩盖下的“左”，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罕见。这要考验领导者的水平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工作，而是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知识分子，满足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又要正确引领，对错误思潮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斗争。“宽”与“严”、“紧”与“松”，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多种矛盾结成的“扣”，要使这个“扣”不变成“死结”，必须讲究领导艺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缺乏灵活性，则妨碍发挥思想创造性，无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放任自流，让各种错误思潮自由传播，就会危及文化安全，从而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观点应该提倡“双百”方针。对在课堂上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现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为少数人炒作的热词。面对几十、几百人的课堂本无密可言。课堂本不是教员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对学生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如果有的学生对教员的讲课内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师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学校反应。教师有教师的权利，学生也有学生的权利。如果说，不管大是大非，学生只有一律照单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要求极不合理。“告密”“告密者”历来为人所不齿，这个称号最容易丑化学生，并最容易激发对所谓纵容学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尔的哲学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说贩卖臭鸡蛋的小贩完全不提臭鸡蛋而从头到脚编排顾客的不是。用“告密”“告密者”称呼反映问题的学生，而有些评论者也以谴责学生和学校来凸显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高校教师是“高危职业”“人人自危”，给人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实在令人生疑。我真诚希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风清气正的教风和学风。老师认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尊师重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要守正，还要创新。关于文化创新的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六字箴言：继承、借鉴、创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讲的是文学艺术，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文化创新必须基于继承和传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筑大楼，在文化废墟上不可能创新和发展文化。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固本培元，则根深叶茂;浚源疏河，则源远流长。我们只要懂得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会信心百倍。因为我们的祖先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在历代传承中得到创新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碰到拦路虎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回答，封建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的东西也要分析。我们只要读读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痛斥官吏，为百姓鸣不平;黄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为“独夫”，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在哲学的创新中，这种误解更多。有些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会冲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合理性，特别在中国哲学领域最忌讳最厌烦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例如，它们不愿意承认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中包含某些唯心主义成分。因为它们有个传统看法，如果承认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对它的否定。王阳明的“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致良知就是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回复本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回归本心的途径。冯友兰先生也说，宋明理学中有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错误，按列宁的标准阳明心学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继承中国儒学道德伦理特性，强调“除私去蔽”“回归本心”，反对私欲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这对道德培养、道德自律有积极意义。现在的“阳明心学热”，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代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太重，轻视道德修养，宣传“阳明心学”有正心诚意补错纠偏之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强调的回归本心，向内用力不同，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自己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回归本心发现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与培养，并且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我看来这是对“阳明心学”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附会和类比。这是一项重要而极具学术性的工作。
要创新，必须反对文化民粹主义。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主张“东方文化优秀”论，更不会搞“中国中心”论。我们不会重复明清曾经发生过拒绝西方文明的无奈和错误。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还将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们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批判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有价值的。
当然，在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会文化需求与人的营养需要一样，都是吸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因素。当中国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时，在汉代开始印度佛教传入并在唐代达到高潮。儒学入世情结深，佛教的传入有其社会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阶层，比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们所接纳。到近代，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技术，西学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与中国封建制度难以契合。在中国解决道路和根本制度问题之前，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旧的制度，寻找一条新道路，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尽管别的什么主义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长。社会需要是文化吸收的过滤器，不经过社会这个过滤器，文化的传播只能是暂时的，更不用说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生根发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随着中国道路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要守正创新必须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守正，因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这个原则，守正无从谈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又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文化的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脱离人民，自拉自唱，终究走不出房门，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微信群里相互点赞。
文化上无知、无助，这是一些人对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作用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化的个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化产品。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关于哲学所说的话适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存在于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斗争生活中，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只是这个“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并非人人可见、人人能见。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正在于他们有善于思维的哲学头脑，有善于捕捉生活之美的审美眼光。他们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发现别人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伟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思想文学艺术的通灵宝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从根本立场和价值观上决定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低，事实上，人民同样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虽然不是传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占有最突出的主导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种传统的工艺、手艺，给人类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瑰宝。他们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绣工、织工手艺人。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隐藏于天下名山中的许多寺庙建筑、江南园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牢记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留下的经典，我们同样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底层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工技艺人。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画外，还有作为国宝的青铜和各种名窑瓷器，一般没有人知道制作者是谁。在人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构成人类的文化。而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是民间的高手名匠，只要读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高手在民间”，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时决不应该忘记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守正创新当然包括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掌握新媒体，而是拱手让出这个重要阵地，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上海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持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增强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新华网）
文化自信与奋发向上成正比。一个人越有文化自信底蕴，奋发向上的动力就越大。文化自信的人，即使山重水复，也能柳暗花明。若把奋发向上比作一条龙，离开文化自信“点睛”，奋发向上龙依然不会飞翔。也就是说，只有筑牢文化自信之基，才能提升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只强调奋发向上，不筑牢文化之基，奋发向上就是空话。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奋发向上的“春天”。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按照毛泽东所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有选择地把我国的古代文化细嚼慢咽，沁入心田。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作为自己的“文化粮食”，补自己“精神之钙”，把古代文化独特的精神和学术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伦理文化、制度文化等有机结合起来，就会强身健体起到能力提高作用，锤炼诚信、刚毅、大气的人格品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没了文化自信之基，也就没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源泉，甚至自暴自弃，让美好的发展机遇与自己擦肩而过。
同时，文化自信需要和当代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公民达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高峰，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胜境，国家也就能呈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景观。只有人人敬畏价值观，人人维护价值观，人人践行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中国化”，凝聚民心，不断推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始终走在国际的前列。
无疑，只有奋发向上和文化自信“一体化”，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只有文化自信的人，才能弄懂奋发向上的内涵与外延，发展也才不会跑偏。当文化自信成为一个人的“标配”时，他就是一个有用人。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就是，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用文化自信提升奋发向上动力这样的问题上，方可培养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国家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只有如此之人，才能红遍中国、闯出国门、雄踞世界、赢得未来。正如刘云山所云：“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用好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引导师生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信念，保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自信。”
有人曾云：“文化养心、养责、养格局。”我们必须牢牢扼住文化自信的喉咙，才能够真正提升奋发向上的动力。从团体到个人，都应该严格秉承文化自信的基本脉络，真正才能够沐浴到奋发向上的阳光雨露，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筑牢文化自信范文2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政策。我们的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都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肩负的守正创新的责任，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管发文件而不管检查落实的官僚主义，只管热热闹闹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实效的形式主义，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守正，既要求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守正的坚定性，也要求要有政策观念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领域是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领域。知识分子由于职业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最看重的是“自我创造”，最倾心的追求是“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又不能任凭错误思潮在这种正当要求掩盖下沉渣泛起。“左”掩盖下的右，和右掩盖下的“左”，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罕见。这要考验领导者的水平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工作，而是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知识分子，满足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又要正确引领，对错误思潮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斗争。“宽”与“严”、“紧”与“松”，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多种矛盾结成的“扣”，要使这个“扣”不变成“死结”，必须讲究领导艺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缺乏灵活性，则妨碍发挥思想创造性，无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放任自流，让各种错误思潮自由传播，就会危及文化安全，从而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观点应该提倡“双百”方针。对在课堂上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现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为少数人炒作的热词。面对几十、几百人的课堂本无密可言。课堂本不是教员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对学生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如果有的学生对教员的讲课内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师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学校反应。教师有教师的权利，学生也有学生的权利。如果说，不管大是大非，学生只有一律照单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要求极不合理。“告密”“告密者”历来为人所不齿，这个称号最容易丑化学生，并最容易激发对所谓纵容学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尔的哲学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说贩卖臭鸡蛋的小贩完全不提臭鸡蛋而从头到脚编排顾客的不是。用“告密”“告密者”称呼反映问题的学生，而有些评论者也以谴责学生和学校来凸显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高校教师是“高危职业”“人人自危”，给人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实在令人生疑。我真诚希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风清气正的教风和学风。老师认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尊师重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要守正，还要创新。关于文化创新的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六字箴言：继承、借鉴、创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讲的是文学艺术，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文化创新必须基于继承和传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筑大楼，在文化废墟上不可能创新和发展文化。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固本培元，则根深叶茂;浚源疏河，则源远流长。我们只要懂得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会信心百倍。因为我们的祖先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在历代传承中得到创新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碰到拦路虎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回答，封建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的东西也要分析。我们只要读读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痛斥官吏，为百姓鸣不平;黄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为“独夫”，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在哲学的创新中，这种误解更多。有些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会冲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合理性，特别在中国哲学领域最忌讳最厌烦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例如，它们不愿意承认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中包含某些唯心主义成分。因为它们有个传统看法，如果承认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对它的否定。王阳明的“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致良知就是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回复本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回归本心的途径。冯友兰先生也说，宋明理学中有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错误，按列宁的标准阳明心学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继承中国儒学道德伦理特性，强调“除私去蔽”“回归本心”，反对私欲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这对道德培养、道德自律有积极意义。现在的“阳明心学热”，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代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太重，轻视道德修养，宣传“阳明心学”有正心诚意补错纠偏之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强调的回归本心，向内用力不同，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自己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回归本心发现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与培养，并且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我看来这是对“阳明心学”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附会和类比。这是一项重要而极具学术性的工作。
要创新，必须反对文化民粹主义。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主张“东方文化优秀”论，更不会搞“中国中心”论。我们不会重复明清曾经发生过拒绝西方文明的无奈和错误。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还将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们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批判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有价值的。
当然，在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会文化需求与人的营养需要一样，都是吸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因素。当中国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时，在汉代开始印度佛教传入并在唐代达到高潮。儒学入世情结深，佛教的传入有其社会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阶层，比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们所接纳。到近代，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技术，西学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与中国封建制度难以契合。在中国解决道路和根本制度问题之前，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旧的制度，寻找一条新道路，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尽管别的什么主义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长。社会需要是文化吸收的过滤器，不经过社会这个过滤器，文化的传播只能是暂时的，更不用说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生根发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随着中国道路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要守正创新必须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守正，因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这个原则，守正无从谈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又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文化的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脱离人民，自拉自唱，终究走不出房门，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微信群里相互点赞。
文化上无知、无助，这是一些人对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作用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化的个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化产品。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关于哲学所说的话适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存在于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斗争生活中，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只是这个“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并非人人可见、人人能见。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正在于他们有善于思维的哲学头脑，有善于捕捉生活之美的审美眼光。他们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发现别人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伟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思想文学艺术的通灵宝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从根本立场和价值观上决定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低，事实上，人民同样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虽然不是传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占有最突出的主导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种传统的工艺、手艺，给人类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瑰宝。他们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绣工、织工手艺人。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隐藏于天下名山中的许多寺庙建筑、江南园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牢记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留下的经典，我们同样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底层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工技艺人。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画外，还有作为国宝的青铜和各种名窑瓷器，一般没有人知道制作者是谁。在人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构成人类的文化。而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是民间的高手名匠，只要读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高手在民间”，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时决不应该忘记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守正创新当然包括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掌握新媒体，而是拱手让出这个重要阵地，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