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３０年文化遗产华丽转身】 平遥古城优秀文化遗产申请报告

　　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为什么会是平遥? 　　中国2000年以上的古城镇大约有2000多个，1982年以来我国分3批共批准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0个，但是只有平遥完好地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县城的风貌，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古城，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原型。
　　这是一个奇迹。
　　
　　一、古城之殇
　　
　　“走进平遥，就如同走进一座大型的历史博物馆。”位于晋中平原的平遥，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自公元前221年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这里就一直是县治所在地。今天的古城以明清风貌为特色，保护基本完好的明代城墙是平遥最为珍贵之处。平遥古城相传为西周大将尹吉甫所筑，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1370)在旧城垣基础上重筑扩建，并逐步完善为砖城。城池周长6163米，墙高10-12米，上有垛口、敌楼、角楼、奎星楼和瓮城等建筑，形成一个封闭的城池。这座古城墙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据说这象征孔子的三千子弟及七十二贤人，可谓“文武之道”。
　　平遥古城还是一座完全按照中国汉民族传统城市规划思想和布局程式修建的县城。在封闭的城池里，以市楼为中心，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经纬交织在一起，它们功能分明，布局井井有条。城内古居民宅全是清一色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轴线明确，左右对称，特别是砖砌窑洞式的民宅更是具有很浓的乡土气息。城池内还建有一些大小庙宇，老式铺面亦是鳞次栉比，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明清时期市井繁华的风貌。
　　平遥虽然有悠久的建城史，但它并没有显赫的身世，就算与临近的太原、大同相比，它也可以说并不起眼。其古城风貌是明代以来的遗留，它的规模和历史作用也无法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都城相提并论。作为一个系统的防御工程，平遥古城在冷兵器时代的少数几次战争中基本没有发挥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平遥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中一座名气不大的小县城。
　　
　　但是改革开放成为一条巨大的分水岭，600多岁的平遥古城因此改变了命运。
　　改革开放之前的平遥古城原貌已经遭到极大破坏。到1948年，6座城楼被拆毁，在旧址上建起碉堡；4座角楼被拆，夷为平地；72座敌楼残存有三……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历史上作为防御性建筑的平遥城墙，从文物的角度予以关注。1965年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平遥城墙为省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维修经费得不到保证，城墙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1969年，“深挖洞”之风盛行，在城墙下滥筑防空洞，导致了1977年特大洪水袭击后的大面积塌方，墙身坍塌达34处之多，合计坍塌长度950米。至1973年拆、改了上门洞、瓮城，还新辟东、南、北门。1978年，拆断北墙墙体15米，下筑排水道。此期间，墙头添建水塔、岗楼，埋设电线杆，墙根积肥、沤粪，倾倒垃圾，盗砖窃土，杂乱无章。城外护城濠大部淤塞，原建石桥早已覆没。
　　我们一向把平遥和丽江两个古城并列，同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古城。保护基本完好的明代城墙是平遥最为珍贵之处。今天已经成为“文物”的城墙，见证了中国古城由卫所变成文物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沧桑巨变。
　　在冷兵器时代，城墙无疑是国家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城墙的防御功能对一个城市是起决定作用的，城墙的坚固与否，不只体现着王权的威仪，更直接关系到社稷的安危。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古代城墙的防御作用已大为减弱。特别是186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充分暴露了古老的城墙已无法抵御西方现代武器的攻击。迫于外国的压力和交通的发展，从19D0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一波拆毁古城的浪潮。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铁路接轨进城，京师永定门以西的城墙被拆除，从此北京城墙不断被毁坏。1901年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下令拆除天津城墙，从那时起，600年前天津卫城的历史面貌只能从文献和文物遗迹中寻踪。辛亥革命的蓬勃发展，各地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拆城墙、筑马路、修桥梁的革新活动；民国建立后又兴起“实业救国”、发展工商，上海、宁波、杭州、长沙等很多古城决定拆除城墙。比如1913年，杭州开始有计划地拆除了旗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城墙，改建道路。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南京明城墙内城自清末开始，随着城区的扩大和交通发展的需要，又陆续增开了十一道城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城市带来史无前例的摧毁性灾难，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名胜、建筑、城垣、要塞毁于战火。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对历史古城的价值和作用缺乏全面认识，很多古城墙和城内古建筑被拆毁一空，大多数城市已丧失了原来的古城风貌。北京城墙被拆；南京明城墙被拆；苏州古城墙被拆；随后，拆城之风蔓延到济南、长沙、天津、上海、扬州……
　　“城”。指都邑四周防御的城墙。“城”都没有了，“古城”岂不是名存实亡?
　　所以平遥古城的保存完整，是相对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等古都和名城面貌整体毁坏而言的。浩劫之中，它因为自己的不起眼而幸存下来。
　　
　　二、“刀下留城”
　　
　　对于历史文物特别是建筑群，常常被视为种过去统治的象征和代表，而遭到破坏和摧毁。在改朝换代中，大多把前朝建设的建筑和城市加以毁灭性破坏，称为“革故鼎新”。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金灭北宋、辽灭金、元灭辽，那时的汴梁、中都、南京都遭到彻底的破坏。据统计在漫长的都城建设史中，仅有两个朝代沿用了前朝的宫殿：唐继承了隋的长安皇宫，清继承明的北京皇宫。就在40多年前开始的浩劫中，中国一代人都参与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很多古城遗产再次遭到浩劫。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欧洲罗马帝国摧毁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沿途破坏掠烧，所过之处全成瓦砾废墟。罗马帝国的辉煌与伟大今天只能从古罗马的“废墟”残垣中发现。
　　近代产业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忙于发展生产，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既缺乏认识也无力顾及。因此，一批古建筑及其环境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毁灭。今天英国许多作为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历史建筑已所剩无几，古城风貌也荡然无存。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末有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世俗建筑被拆除，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道路的要求。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物建筑的破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不少城市格局和建筑特色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宽马路、克隆的标志性建筑、各式各样的建筑复制品，城市优秀传 统文化和城市生态遭受破坏。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人们担忧，千年古城正慢慢失去记。
　　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谈到他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观感时意味深长地说：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开，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日本的西村幸夫在谈到对上海的印象时说，我觉得上海的建筑都像一个个客人，彼此没有互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忠告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见了的危险”。她说，在中国是高楼林立，洋味十足，可她看到的欧洲却是一派“古老”的景象。
　　欧洲的“古老”是精心保护的结果。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文物古迹保护才成为国际潮流，并通过国家立法乃至国际纲领文件确定下来，从30年代到80年代相继通过了《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内罗毕建议》、《马丘比丘宪章》、《华盛顿宪章》，最终提出：保护历史城镇与地区意味着对这种地区的保护、保存、修复、发展，以及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采取的各种步骤；城市的保护必须纳入城市发展政策与规划之中；新的功能和作用应该与历史地区的特征相适应。今天我们到欧洲可以看到，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开罗、伊斯坦布尔，各自保存着一个完整的、大规模的、有历史特色的中世纪旧城。在这里，一个城市不但有现在而且还有过去，这种过去不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过去，而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
　　这股潮流终于来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兼收并蓄，在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的参照中，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在重视历史环境保护的国际潮流影响之下，保护历史古城的思想在我国领导和专家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许多文物古迹和传统街区在建设中被无知地破坏。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马路、建新城，兴起建设高潮。“摧枯拉朽”、“破旧立新”占据人们的大脑，对老城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推倒重建，很多老建筑、老城镇就在这样的建设中被夷为平地，“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汽车通进去，现代化了”。如山西省的古城太谷、新绛、介休、祁县、忻县等都拆毁了古城墙，开辟了大马路；曲阜也在1978年拆除了明代的城墙。曾经与丽江并列的四川阆中古城，将近1.2平方公里面积的古建筑全部拆除，一批经典街道、院落消失殆尽。在江南，无数水乡古镇迅速面目全非。
　　
　　平遥古城也危在旦夕。“要发展就得开路”，1981年平遥县制订了一份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开辟东西南北4条大街，城墙上也要相应开挖8个豁口，城市中心要将房屋拆掉，做一个环形的交叉口，“日升昌”票号等明清古建筑都将被新的商业大厦所取代，平遥原有完整的古城风貌就将不复存在。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看到后非常吃惊，亲自到平遥察看。果然城墙已经扒开一个大口子，正在拓宽马路，100多幢明清建筑被夷为平地。阮仪三恳请平遥城建部门“刀下留城”，再三解释发展经济不一定非要拆老城。他争取平遥拆迁停工一个月，完成了“新旧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的规划编制，新的规划既保护古城风貌，又能满足当地人民生活、生产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得到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罗哲文和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的支持，他们相继赶到平遥考察，引起了山西省和平遥县的重视。文化部拨了维修平遥古城城墙的专款。最终平遥古城得以保留了下来。
　　多年后阮教授回想此事，仍感慨地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热心地去管这件事，北京中央领导机关和山西省领导不是认真的支持，平遥古城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在推土机和铁铲下被拆毁，现在见到的只能是千城一貌的宽马路、方楼房，一样的旧城新貌，留下的只能是回忆和遗憾了。”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运用传统建筑材料和传统建筑工艺，遵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平遥城墙墙体复原如故，71座敌楼及奎星楼全部得以修复，三座瓮城均恢复原状。双林寺等文物单位得到维修。1997年以后，又修复了南、北和下西门城门楼。新建了西城墙外一段护城河，对墙体和马面出现的裂缝实施加固工程。
　　平遥古城的得救，说明知识和科学开始得到重视，文化和人才在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阮仪三继续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他主持的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古镇保护规划，被称作中国古城镇保护和利用的“里程碑”。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是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界获此个人殊荣的第一人。
　　平遥古城的得救，开了中国完整保护古城的先例，为中国全面保护文物和遗产资源吹向了号角。
　　从以博物馆为主的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全面扩展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村)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文保单位由各级文物机构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报国务院批准。目前已批准了六批共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提出，报国务院批准。截至2007年9月，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10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选、公布。目前已正式公布两批共15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风景名胜区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目前已经公布了五批共18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由建设部或国家文物局提出申报名单，并以中国国家的名义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目前中国有35项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因为把残存的历史遗迹加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古城”还能找到一些痕迹。因为一个遗址，一段古城墙，一片历史街区，因为保存了一些文物和古建筑，我们今天还有北京、南京、西安这种闻名中外的古都，苏州、济南、杭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平遥、澳门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
　　
　　三、世界遗产
　　
　　1997年12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山西平遥古城与云南丽江古城、苏州园林一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以古城墙为界向外延伸30米绝对保护区之内的整个老城区；二是距县城西南6公里处的双林寺；三是距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镇国寺。平遥古城是“一城二寺”的统称。
　　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一座古城，就是一部史书。城市逐渐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最为集中之地。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城市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考古发掘到史料记载，我国的城池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历代建设的城池总计四、五千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为了让城墙更好地发挥军事防御作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城墙的营造上花大力气，最终我国古代城市以城门、城楼、角楼、墙台(亦称马面)、敌楼、宇墙、垛口(亦称雉堞)等防御工事和护城河，构成了一整套坚固的城防体系。历代城池功能和布局也不同，如唐代城池规模庞大，人口集聚，实施里坊制度，每个街坊都设坊墙，四面城门朝开夕闭，实行夜禁制度。宋代城池则改变了城池的封闭状态，商店、酒楼、货栈、店铺遍布大街，十分繁华。明清城池则更加突出开放性特点，市的功能愈加鲜明。城池的社会功能逐步健全，礼仪教化、商业贸易、宗教活动、文化生活等设施和场所应运而生，城与市相互融合，城池向城市演化。
　　历史如云烟，当年的重镇名都早已成为废墟遗址，如西剧丰镐、洛邑，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春秋战国时期的齐临淄、楚纪南、鲁曲阜、赵邯郸、燕下都以及秦咸阳、汉长安、隋唐长安、宋东京、南诏太和城、辽上京、中京等等。今天在中国大地上现存的城池已经寥寥无几，而且大多缺乏完整性。直观地认识了解古代城池及其文化，现存的实物只有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更为珍贵的是，平遥古城具备县级古城池的几乎全部一般性建筑特征，基本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城池的各种建筑，更主要的是至今仍发挥着城池的功能，延续着城池的历史，保留着诸多城池文化现象。
　　平遥古城自周成王时代在此建城已有2700年的历史了，开始建造时是土城墙，隋、唐、宋时期延续为夯土城。到了明洪武年间才建成现在的规模，并采用砖包形式。平遥城墙的附属设施有护城河、城门、瓮城、城楼、角楼、敌楼等，明显地显示着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
　　
　　当人们循着凤仪门拾级缓步走上平遥城墙，首先看到的便是座座敌楼和瓮城。瓮城均为方形，高与大城同，内外各一道门，即便敌人攻破了第一道城门，守军还可以给入敌来个“瓮中捉鳖”；城墙上外侧筑垛口，墙高2米，因超过了人与马的高度，故名“挡马墙”，在城墙上调兵遣将，城外是看不清的；满布墙头的敌楼则便于形成“岗哨林立”的防线；敌楼下的突出“马面”，小但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而且两马面上的守军可向城下之敌左右夹攻，消除了战场上的“死角”；城墙外四周，筑有护城壕，为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六个城门外均有吊桥。城池的四周，由人工挖筑壕沟，再引水注入，护城河形成了保护城墙的一道屏障。目的是利用宽深的壕沟阻碍敌方的进攻，一低一高形成了双重防御体系。护城河还是古代的消防设施，就象一座巨大的蓄水池，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正是这个道理的例证。城门是进入一座池的唯一关口，是维系全城安全的关键。平遥城墙门洞全部为砖拱券样，内设厚重的木制门扇。木制门扇还由铁皮包裹，满布铁蘑菇钉，减少了遭火器攻城门的危险性。如此完善的防御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防御方面的天赋。
　　平遥古城是按照中国古代城市的等级礼序与传统习俗严格建成的。大至整个古城的布局，小至民居四合院，都体现了五方四象、突出中心、强化中轴、面南为尊等汉族文化的礼序程式。五方即东西南北中，四象代表汉传统中的四种灵兽符号：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游客登上古城中心的市楼，可以看见南大街以一条中轴线纵贯全城，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巧妙组成一幅庞大的八卦图案。城隍庙与古衙署、文庙与武庙、道观与寺院呈对称分列南大街的左右两侧，看到汉代古城建筑中“人神共治”和“三教合一”的现实模本。
　　平遥古城还有“中国古建筑的荟萃和宝库”之称，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文物古迹保存之多、品位之高实为国内所罕见。平遥虽只是一个县城，却拥有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7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尚有未公布的文物211处，而且绝大多数保护得都很好。镇国寺万佛殿是我国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双林寺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特别是“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平遥古城还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
　　这座汇集了明清时期中国最繁荣的商业金融中心、中国古代城市的原型、中国建筑文化的珍贵孤例和中国汉民族文化的载体等美誉于一体的古城，完全应该成为世界遗产，为人类共享，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进行保护”。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的具体评定标准共有六个，符合其中任意一条(除了第六条不能单独存在)就可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1)代表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例如金字塔，长城；(2)在一定时期内或在世界某一个文化区域内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凡尔赛宫(欧洲建立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布局和规格影响欧洲两三个世纪)；(3)一种文化的特殊证明，例如：伊朗的波斯波力斯宫是波斯帝国时期的文化证明，复活节岛石雕像是当时历史的唯一实证物；(4)一个历史时期的典范。例如梵蒂冈，影响6-7世纪，所有东西都是精华；(5)难于保存的突出例证，例如印第安人保留区；(6)与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信仰、事件或人物有着直接和实质的联系。例如耶路撒冷、自由女神像。
　　平遥古城的价值，这六条几乎都符合。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书。申报和加入世界遗产，意味着以更严格的规范和更高的要求保护遗产资源，接受国际规则和公共监督。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99年当选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委员会成员。中国已成为排名世界第三的遗产大国，现有世界遗产为35处，其中文化遗产24个，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5个。
　　
　　四、十年之痒
　　
　　如果改革开放前20年对平遥是凤凰浴火的话，后10年就是涅�重生了。
　　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为平遥古城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武器。《平遥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规划方案使古城保护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为遗产保护提供了体制保障。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机制，古城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先后完成了对古城全貌、300多处文物景点的整体保护；对古城墙、双林寺、镇国寺、日升昌票号旧址等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貌保护；对古城内3790座有价值的明清建筑、400余所典型民居的全面登记和重点保护等工作。1997年平遥古城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有5.5万常住人口，人口 的密度比大城市还高出许多。平遥县委、政府把古城内单位和居民搬迁一直作为保护古城的首要大事，党政机关单位率先搬出古城。共有近90家企事业单位迁往新城区，直接和间接带动古城内2万余人外迁，城内居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3万人左右。
　　平遥旅游迅速发展，2007年游客人数达到一百万，是1997年的二十倍，门票收入达八千万人民币，是1997年的八十倍，旅游总收入达到七亿元，是当年的五十六倍。平遥正在由原来的人口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逐步向经济强县、旅游大县、文明富县方向迈进。
　　平遥的保护古城是否一劳永逸了呢?不是，文明的保存需要一代代的接力，古城的保护依然是第一位的职责，新世纪条件下又有新的挑战迎接我们。
　　2004年、2005年、2006年，古城墙数次坍塌，平遥古城仿佛又回到危机之中。2004年10月17日，一段长17米、厚3米、高10米的外城墙突然垮塌，上千块有百年历史的青色城砖纷纷落地，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时隔不到一年，2005年9月22日，两段城墙内侧的裸露夯土连同女儿墙发生大面积脱落。再隔不到半年，2006年3月5日，一段城墙内侧的裸露夯土层发生脱落。
　　据调查城墙并非只有一处险情，还有许多地方有裂缝和窟窿。2005年8月，有关方面将勘测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共勘测出安全隐患52处。其中主要险情点26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古城墙的马面、外墙、瓮城和角台上。专家们提出刘安全隐患悬挂危险警告标志牌、设置监测点等建议，对其中26处大隐患提出临时支顶、设置围挡、封闭入口、限制游客数量等应急保护措施。
　　平遥古城墙的隐患至今没有得到根治。
　　社会舆论认为，坍塌事件暴露了平遥在文物管理和保护上的不力。在国家文物局调查组关于平遥古城垮塌原因的总结中，缺乏日常的检测和维修保养是重要的一条。
　　经费缺乏也是重要的因素。面对坍塌的城墙，平遥县文物部门苦于没钱维修，只能眼巴巴盼着国家文物局拨款“救济”。据报道平遥县政府将古城景点和包括古城墙在内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权转让给政府出面组建的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门票收入的一大部分成为该县财政收入，文物景点的门票收入并没有都用在文物保护上。
　　管理经营体制也是一大隐患。在转让经营下，文化遗产的具体管理和保护可能游离于当地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的直接控制之外。近年来武当山遇真宫的大火和曲阜市孔庙文物受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些事故都直接损害了遗产的原真性。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挪用。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国有财产，不得作为企业资本来经营更不允许它上市。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18号文件也明确规定，不得将世界文化遗产租赁、承包、转让给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经营。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开始主张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成为共识，并逐渐与国际接轨。今天的文化遗产基本上没有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而是视为我们从祖先手上继承下来、还要真实完整地传承给子孙万代的“不可替代”的遗产，进行严格保护；同时通过旅游、教育、科学研究和文化产业等为人民所知，为大众所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平遥保护的功臣阮仪三先生认为，现在许多古城保护当中，错误理解为保护古城就是重建古建筑，或者只是为了发展旅游的需要，一味地追求经济回报。遗产保护应该就是四“性”：第一个，是原真性。就是保护它原来真实的东西；第二，是整体性。就是不光是修一个房子的本身，还有它周围的环境；第三个，是可读性。就是你这个遗产反映的信息是可以读取的，不是按现在人的眼光乱理解；第四，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了明天不保了，要保的话一直保下去。平遥作为一座完整的古城，需要保持古迹氛围的严肃性，让观众从县衙、文庙等设置中读出来古代文化气息，而不是今天在许多景点都能见到的大路货。阮仪三教授指出，第四点是平遥最严峻的任务。假如古城的城墙照此频率坍塌下去，又何谈可持续性的问题呢?塌墙事件是古城存亡的“分水岭”，对此事件的态度将决定古城的命运。
　　文化问题、经营问题、市场问题、制度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均成为现代文化遗产管理的主题。遗产体制的缺陷，管理部门的失职、旅游业的冲击、开发经营的过度、保护理念的落后……“保住文物却不能保护文物”，夹缝中的保护出路何方?
　　平遥的故事还在继续，中国的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彭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