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曙光:血色曙光

　　一、从改姓看单音节化的不可抗拒性　　阿尔泰游牧民族说多音节语言，他们的族名姓氏几乎都是多音节的，但入主中原之后最终都放弃了古老的多音节姓氏，改为单音节汉姓了。即使暂时以多音节状态停留在汉姓中，汉姓中的双姓姓氏历史上也呈不断减少的态势。是什么力量促使改姓现象发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双姓慢慢消失的呢？应知这些多音节姓氏原本是身份地位的符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入居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姓氏的单音节化与他们入主中原后渐趋定居化、农耕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历史上鲜卑、突厥、蒙元、满洲无一例外地走过这一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改姓似乎不可抗拒，统治者对此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终究不可阻挡，无可奈何花落去。
　　清乾隆皇帝对“从龙”入关的满洲人纷纷改成汉姓十分震惊， 特颁谕旨曰：
　　八旗满洲，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纽氏，或变称为郎氏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呼为郎而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之久，必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清廷再次颁诏，诏令满洲人蒙古人即使改姓也“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不准取汉人字义”。朝廷的目的是改姓后仍有所区别，从而使满洲人蒙古人的子孙后裔不忘民族根本。
　　“牛呼纽”（钮钴禄）是满洲女直语“狼”的读音，但汉人自古没有以狼为祖、以狼为荣的文化习俗，他们以狼为邪恶之物，不会以狼为姓，满洲人要改汉姓只能随乡入俗，而狼原本是吃肉的，要他们改为吃草之牛，也是极不情愿的，于是变通一下改姓同音字“郎”。由此可以看到，体量巨大的汉民族，以及同样体量的汉文化，所形成的吸引力，或曰制约作用是十分强大的，无形之中压制了“牛呼纽”以本义形式出现。
　　阿尔泰游牧民族以族名为名，族名为姓，平时只呼名而不冠姓，只有在亮身份的场合才提到姓氏，他们与汉人杂处后，马上就会陷入了单音节汉语的包围中，他们的名字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总算勉强能用，多音节姓氏则成了累赘，那种长长的族名姓氏，汉人既听不懂也记不住，极易被歪曲或记错，如“依尔根·觉罗”“瓜尔佳·富察”，如此这般，奴才下人们怎么记得住呢？不曲解成“一锅粥”“刮胡子”才怪呢！
　　人是社会性动物，全都生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依靠语言来交流，社会性的人其语言不可避免地要被所处的大语言环境制约和改造，不可阻挡地融入大语言中去，即使是统治者的语言也会身不由己地向单音节语言靠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皇帝的诏令能阻止得了的。
　　满洲人的汉化苗头早已存在，并在康熙朝后出现加速状态，反映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就是此书中尚无汉姓，该通谱编撰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记载当时八旗姓氏的原籍地，以及归顺爱新觉罗的时间、入关时有何战功、族人曾有过何种官阶封号等等情况，用于授官晋级时备查，其时满洲人的汉化还不明显，故书中只有满姓。但此后满洲人的改姓现象便大面积发生了，当清廷发现改姓其实无法阻止的时候，为便于稽查溯源，朝廷专门设立一机构，名为“译姓馆”，把满族人的姓氏细细斟酌后统一译为汉姓，《沈阳满族志》记载了部分官译的结果，如：
　　佟佳氏—佟 瓜尔佳氏—关
　　马佳氏—马 索绰罗氏—索
　　齐佳氏—齐 富察氏—富
　　纳喇氏—那 叶赫氏—康
　　茹苏氏—苏 完颜氏—王
　　阿克占—雷 宁古塔—刘
　　图门—万 明安—千
　　从中可知满洲人改姓有的按族名本义翻译，有的按汉字谐音翻译，不一而足。
　　这种改姓现象其实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了，开始时统治者都是严加阻止，甚至以犯罪论处。《金史·世宗》就有记载，世宗颁诏曰：“禁女直人毋得释为汉姓。”“禁女直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统治者的态度看来是相当坚决，但终究没能改变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迅速汉化的进程。《金史·国语解》记载着女直改姓的结果，如：
　　完颜曰王 孛术鲁曰鲁
　　吾鲁曰惠 乌古伦曰商
　　移剌曰刘 抹颜曰孟
　　纥石烈曰高 斡勒曰石
　　都烈曰强 徒单曰杜
　　纳刺曰康 散答曰骆
　　女奚烈曰郎 夹谷曰仝
　　呵不哈曰田 兀颜曰朱
　　裴满曰麻 乌林答曰蔡
　　蒲察曰李 尼忙古曰鱼
　　上面这些金代女直姓氏也是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女直的常见姓氏，从中可见金人与后金确具有血缘与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改为汉姓的记载同样不绝于史，并且我们还能从蒙古人的姓氏中看到，蒙古人常见姓氏其实也是满洲女直、哈萨克突厥人的常见姓氏。这种有共同姓氏的现象反映出来的正是阿尔泰游牧民族整体上的一致性，远古时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在不断发生的征战融合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了。
　　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非改姓不可，乃是因为不可抗拒的语言规律在起作用。语言规律犹如万有引力无处不在，终究无法摆脱。在宇宙空间里小质量天体总是要被大质量天体吸引过去，以其小而无可逃遁。从宏观上看，入主中原的征服者永远是少数，他们在社会语言、民族构成的天平上，质量显得如此之轻，注定要被体量巨大的汉民族吸引并消融，他们原有的多音节语言最终要被改造掉，至于汉民族的规模体量也是在这种不断消融游牧民族的过程中膨大起来的，现代汉语则是在不断吸纳阿尔泰语词汇，并统统改造成单音节后演变出来的。
　　在汉字读音的演变过程中，华夏文化烙满了阿尔泰印记，关于这一点只要考究一下我们的“国粹”之首——孔子有怎样一种血缘背景就基本明白了。
　　孔子祖上并不姓孔，说孔子姓孔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过孔子后裔确是以孔为姓了。《史纪》记载，孔子父亲名叫“叔梁纥”。那是一个著名的通古斯族名，有《元史》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