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中国人不满意|中国人对体制满意吗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2004年关于中国民众对贫富不均(inequality)态度的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加大平等的愿望最强烈的是居住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而非那些最弱势的农村人口。从而你反驳所谓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推断，这种推断认为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最弱势的阶层，如农村地区，因而这种不满的爆发也会主要发生在这些最弱势阶层。这种理论可能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些针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政策的依据。如果“社会火山”理论是一种误解，这对政策有什么启示呢？
　　怀默霆：客观上说，城镇人口是受到了更大的照顾。但是，在2004年的调查中，我们更看中“相对期望”。在任何社会，人们都不是直接决定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经济学和社会学上讲“基尼系数”，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什么是基尼系数，这个词对他们没有意义。会让人们有反应的是他们所见的身边的人，社会学中称为“参考组”(reference group)。这种相对期望值也受到每个人过往经历的影响。所以，我们在2004年的调查中发现的是，农村人口一般来说“相对地”较为乐观、较有感激感。
　　其实，我们在2009年又开展了一次新的调查，但还未发表。2009年的初步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对贫富不均态度的差别有所缩小。这不是因为农村人口更加不满了，而是因为2009年时的城镇人口没有2004年时那么不满了。但要记住，我们的调查局限于人们对“分配不公”(distributional injustice)的不满，而不是对所有问题的不满。
　　财新《中国改革》：不过，你关于城镇人口不满度减少的结论会受到质疑，因为这跟我们的直观感受相反。
　　怀默霆：是的，我报告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常常让很多人吃惊。
　　我也关注其他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比如农村地区的抗议等，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如果不是，你能对此做些什么。
　　中国领导人无疑做了一些事，包括取消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医保、扩大低保范围等，这些都是好事，但还不够。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容易做的事——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中国政府现在很有钱，完全可以花更多的钱来解决贫困问题，为贫困人口减负。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去改变权力和行政体系工作的方式，让人们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或是在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有应对的方法，而不是陷入麻烦。这正是我不敢乐观的方面。特别是在地方官员层面，我不认为他们会欢迎任何一种要求加大对其问责、推进“民告官”一类的变革。
　　那些上街抗议事件主要是程序方面的问题。人们觉得自己无法诉诸正常途径，只能采取如上法庭告状、媒体曝光等，来解决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再加上，许多官员对抗议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不让上级知道，因为一个地方发生了抗议，这个地方的官员就会受到处罚。这种压制不满的做法，结果只会加重不满，最终总会爆发出来。
　　财新《中国改革》：上一轮改革中积累的不满，在个别地方被用来推进一些别具特色的政策。你认为这种不满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吗？
　　怀默霆：虽然我们2004年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人口比城镇人口相对没有那么不满，但这不等于不满的人不多。即使只是对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也有许多人不满，只不过抱乐观态度的人更多一些。一个社会中总是有一些很不满的人，不见得是那些最穷的人，可能是失去了工作的、收入减少的、土地被征的。不满的原因有很多，有因为程序不公的，也有因为物质分配不均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利用这种不满，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调研也发现，横向对比，中国人对贫富不均的不满程度大大低于东欧国家。是什么原因呢？
　　怀默霆：我想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更高速、持续时间更长。中国没有经历过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的那种经济萧条。即使是在波兰、俄罗斯，经济近来有所改善，但都经历了一个阶段的经济困难。俄罗斯的食品供应刚刚回到1991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跟信息有关。中国现在当然更开放了，媒体现在有更多的批评声音，但还有很多限制。在东欧国家，当然每个国家也不一样，比如俄罗斯至少是对电视有很大的控制，但在波兰，有很多报纸经常发表批评文章。
　　财新《中国改革》：让人看到正面多于负面的做法，可能在—些人看来会是值得推荐的？
　　怀默霆：问题是，随着这种官方正面信息的刻意增多，可能领导人自己也慢慢相信了，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直到有一天负面的问题爆发出来，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
　　作为一个在民主制度长大的人，我认为这种对负面意见的担心过度了。这些都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必太紧张。大部分抗议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体系，只是为了让自己在生活中获得更公平的待遇。人们提出这样的合理诉求，不应该承担这么大风险。
　　（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