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四烈士之一的邢士贞 龙华烈士纪念馆

　　邢士贞（1903—1929），原名邢履祥，化名郭瑞生，山西省汾西县邢家崾村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科干部，兼任中共吴淞区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兵士科科长，负责指导兵运工作。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和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一起被捕，被关押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和彭湃等一起坚持斗争，宁死不屈，于8月30日英勇就义。他是著名的龙华四烈士之一，解放后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邢家崾村位于吕梁山区的汾西、赵城（洪洞县）、蒲县三县交界的地方。邢士贞的父亲邢彦堂，一生务农，有五个儿子，邢士贞排行老二。
　　1914年，11岁的邢士贞离开家乡邢家崾村，到汾西县城读书，食宿于表兄马英麟家中。1918年初小毕业后，考入汾西县高级小学第七班。1921年高小毕业后，同王奋山、王耀星一起考入太原私立新民中学，和汾西籍太原平民中学学生范亳、刘宝山及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李福渊等同学，住在新民中学一个小石印馆里。邢士贞经常与范亳、刘宝山在一起阅读进步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并经范、刘介绍，结识了当时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书的洪洞籍学生王世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山西省省长）、汾西同乡柏玉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公安部四局办公室主任）等进步青年，并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势，抨击时弊，追求进步，向往美好未来。
　　1924年邢士贞随王奋山、王耀星投考北平民国大学未果，返回太原。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邢士贞与范亳等同学，利用暑假返回汾西，发动学生运动。据《汾西县大事记》记载，1925年7月，本县在外地读书的太原平民中学学生范亳、新民中学学生邢士贞及北平民国大学学生王奋山，利用暑假回乡之机，组织本县第一高小和附属简师的师生联合起来，举行罢课示威活动，并组织两校师生在县衙内的大堂前召开大会。汾西第二高小（勍香）及第三高小（干河）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范亳、邢士贞分别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号召全县各界同胞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接着环绕汾西县城东西南北各街，进行了游行示威。沿途师生振臂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地！”会后在汾西县城北街付铎院内成立了“汾西县农民协会”。
　　1925年下半年，邢士贞、范亳、王奋山、马毓芳四人在河南安阳参加了国民军二军第六混成旅，不久又到了国民军二军高桂滋第五混成旅。1926年底他们脱离部队，返回太原。是时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代表以王瀛为首，同以韩克温、苗培成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瀛、王鸿钧等参加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领导工作。是时北伐军到达武汉，在国共合作推动下太原的革命浪潮高涨，山西各县纷纷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1927年3月，范亳、邢士贞参加了成立汾西县国民党县党部事宜。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山西的阎锡山和国民党右派也下令通缉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7月，汾西县当局通缉范亳、刑士贞、王奋山等进步分子，范、邢、王被迫离开汾西转往外地。邢士贞、王奋山到河南开封，找到邻县赵城人、时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的南汉宸（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河南省负责人任作民领导）。南汉宸将他们介绍给驻守豫东的杨虎城任军长的第十军第一师（师长冯钦哉，山西万荣人）参谋长冠子严（中共党员），冠安排邢士贞到其副官处工作。邢士贞在旧军队的实际生活体验，使他对国民党军队内军官腐败、士兵疾苦的现状深有体会和感触，为他后来做党的兵运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7年４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不久王世英到杨虎城部冯钦哉师当参谋，驻在河南鹿邑。邢士贞经王世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驻守在河南沈丘、鹿邑，皖北的亳州、太和、旧县的是杨虎城部队；驻守在涡阳、蒙城、阜阳、霍邱一带的是高桂滋部队，两部都有中共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农民赤卫队。在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领导下，王世英、张友清（后在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于4月9日发动了阜阳暴动，宣告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诞生。后因反动军队围剿，起义军弹尽粮绝失败了。迫于蒋介石“清党”的压力，杨虎城礼送在自己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出境。是年5月，邢士贞离开了杨虎城的部队，经党组织安排，到中共江苏省委做交通员工作，负责上海至徐州一带党的交通工作。1928年夏，邢士贞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军事科工作。
　　1928年，邢士贞以江苏省委军事科（科长李富春，此年11月军事科改称军委，书记彭湃）干部的身份来到上海市郊吴淞镇，任中共吴淞区委委员，负责军事事宜，主持兵运工作。吴淞区委根据江苏省委关于“选派同志利用招考募兵的机会到反革命军队中去，在其中发展组织、扩大宣传、领导士兵斗争”的指示，选派党员江儒田进入吴淞炮台当兵，以合法身份开展隐蔽斗争。在邢士贞领导下，江儒田在军队里以结拜兄弟方式，团结了一批士兵，揭露了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贩卖**、克扣军饷等劣迹，分化反动军队。并发展了两名党员，于次年初建立了党小组。七八月间，在吴淞举办两期军事训练班，训练兵运干部，为各地“兵变”做准备。邢士贞还在炮兵中联络感情，开展工作，提高士兵觉悟争取转变，团结了一批士兵，并吸收符合条件的士兵入党，壮大了南炮台的党组织。他还把兵运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北炮台和狮子林炮台，注意分化瓦解反动军队的内部。
　　1929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邢士贞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兵士科科长。
　　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杨殷（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是1927年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任书记颜昌杰的哥哥），以及邢士贞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开会，讨论江苏省委和军委的工作。会议记录为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成员的周恩来本来决定参加会议，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会议进行到下午4时许，上海租界巡捕房并公安局包探等几十人突然包围了会所，在场人员悉数被捕，而对白鑫夫妇则置之不问。8月26日，彭湃等人从租界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28日被移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从被捕到公安局提审这段时间，均用化名对付敌人，邢士贞化名郭瑞生。当时周恩来根据情报，下令中央特科在囚车押解途中进行截救，但由于送来的枪支涂满黄油而无法打响，等买来煤油消解时，囚车已开走，营救没有成功。8月30日上午，邢士贞与彭湃等同志写信给党中央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当天中午，蒋介石下达对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就地处决的指令。下午，彭、杨、颜、邢四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围墙内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唱着悲壮雄浑的国际歌，英勇就义。
　　8月31日下午，周恩来流着眼泪，奋笔疾书，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号召人民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9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第四十七号》，指出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 9月14日，周恩来撰文记述了关于彭湃等人的被捕经过(该文刊载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收录在《周恩来选集》)，赞扬四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对四同志行刑时，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人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同年11月11日下午，在周恩来、陈赓周密布局和指挥下，中央特科红队在霞飞路和合坊4弄43号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的公馆门口，将投敌叛变告密的叛徒白鑫击毙。
　　邢士贞英勇牺牲时年仅26岁，他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而捐躯。邢士贞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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