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鲜活的玳瑁|玳瑁

　　一　　“上犹石”因北宋人杜绾编著的《云林石谱》所记而显贵。　　《云林石谱》是中国一部最早、最具影响的记录各地名石的谱记，它记载了当时全国116种著名奇石。此书记载：“虔州上犹县山土中出石，微质稍粗，多浅黑斑点，三两晕绿色，堪作水斛或栏槛，好事者往往镌礲□地面，全若玳瑁。”此书还记载了上犹青花、上犹彩蜡等上犹石。在体积上，玳瑁石比别的“上犹石”要大，而且较扁，色泽并不鲜亮，有粗拙之相。
　　玳瑁石奠定“上犹石”的殊荣，它应该是“上犹石”的正宗和标志。
　　显然，书中所记载的几种上犹石，作者杜绾对称为玳瑁的上犹石较为着意，不但细致地探究了这种奇石的颜色、形状和质地，不经意之间还对它当时在上犹民居生活的用途进行了描述。千年之后——21世纪的我们，从此书能够想象，当年以游历和考察石头为生活旨趣的杜绾，仄入地广人稀的南蛮之地，对进入一个新的山水情境，对发现一种新奇石头，情不自禁地赞叹。此时的杜绾弃绝官场，践行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远离闹市和圩场，情寄山水，关注奇石，由奇石“释放”心灵，不时有可心的发现。
　　表面上他无备而来，随情遂意进山入乡，其实不然，他是怀揣中国文化气韵即文化底气上路的。
　　杜绾所处的北宋属于12世纪前期，离西晋“七贤”（阮籍、嵇康等）年代（公元3世纪前期）也是千年之遥，由于文化气脉的延续流贯，他的这种人生选择跟“七贤”有相通的一面，都是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但“七贤”尽管在野，仍抒忧世怀君之牢骚，如阮籍“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咏怀》之三十九），可谓身隐心不隐，但杜绾颇为纯粹，不以“石”为比兴抒发家国之思，所以他对偏僻山乡的民居能身入心亦入。无意中他还记载了当时上犹人以玳瑁（奇石）兼生活和审美为一体的时尚。玳瑁石除作水斛或栏槛，还可置放地面以镇宅，这又道出了此石成了当时上犹人的精神寄托。
　　当时的上犹人并没有给石头命名，杜绾根据石头形状而想到“玳瑁”，可见他走南游北，到过海边，见识过这种动物而了然于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也许当时玳瑁多，随处可见，而且被人珍重。据汉语词典，玳瑁是一种形状像龟的爬行动物，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很光润，可用作吉祥物装饰品，它水陆两栖。中国历史上都把龟看作静守长命的象征，龟作为文化形象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的心灵，如魏时代曹操就以龟托物言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龟虽寿》）。杜绾显然是深谙这段文化渊源的。被誉为“江西第一碑”的上犹双溪保留的西晋摩崖石刻上的四言诗：“青山翠色/磊落葱茏/石濑浅浅/波涛汹汹”，“形日灵龟/申锡无穷/蔚起人文/有虞歌风/猗欤托踪”。两者相联系，我们对当年杜绾在上犹的行踪会产生更多的想象，对当时上犹人喜欢玳瑁石的文化内涵——那个年代承接了文化气脉——有更多的感悟。
　　或许玳瑁石在上犹很普遍，或许当年杜绾足迹所及之地（包括在民居）恰好见了许多玳瑁石，也就记下了上犹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杜绾这几句话还无意识地涉及到了当时上犹的文化气场，与他心中已有的文化气场相契合，也就真切地感觉到了民居中镌礲铺就的玳瑁。此时此刻，不必刻意渲染，上犹民众、玳瑁和杜绾心里的文化气场相融会。这就是千年前南方山区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质言之，虽地处偏僻，那时的上犹人富有文化底气地生活着。
　　二
　　举国之大，全仗双脚跋涉，艰苦备尝，在那个年代杜绾奔上犹而来，其确切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无可查考，像当年大赦后苏东坡由海南北返，为能会阳孝本而到上犹（安和小洛口），可能杜绾当年为探访有文化渊源的双溪（大石门）吴氏，同时观察石头。一句话，某种文化情结是导致他亲临上犹的决定性因素。这方面，上犹口口相传的文化典故吸引了他是完全可能的。
　　上犹在建县（南唐，952年）之前，属于吴地，也从属过楚国，那时就有文人出入，“文化空气”也就渗入到了民间，在审美上就有着中国文化的意味。
　　2010年，上犹发现了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县志原本。经初步翻阅，我发现前后几个县志版本都记载着“晏子墓”，其地点正是营前（现被陡水水库淹没），这应该是有充分根据的。有一定传统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做县令，编写县志的是县令，他们当然知道晏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人，纵横家，雄辩家，一个有人格的人。春秋时代《淮南子·要略》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故晏子之谏生焉”。劝说帝王是件当时很时髦却棘手的工作，称职者并不多，而晏子就是出色的劝说者。这不是官，凭的是丰厚的知识和人格魅力，凭的是三寸不烂之舌，即非凡的雄辩能力。据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徽编著），晏子排在孔子、墨子、管子之后，不过晏子没有专门的著述。晏子个子矮小，到楚国说服国王，国王开始看不起他，故意安排他从狗洞一样的小门进来，他就讽刺说，我人小到小人国到狗国，结果国王改用上等礼宾接待他。楚国就是湖南湖北，上犹营前五指峰（鹅形）就是吴楚的模糊地带，他到营前完全可能，土著民对他很崇拜，认为他了不得，实际就是文化崇拜，当年他到过并死在营前，于是营前就有他的传说（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可惜当时这地方在宋代王阳明执政虔州才逐渐被称为营前（兵营之前），当时的文化氛围稀薄，可“晏子墓”涵有丰富的文化因子，继续口头相传，宋朝以降，由外迁入营前，跟中原文化有着浓厚渊源的朱、陈、蔡等三姓氏成为旺族，营前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奠定，于是“晏子墓”传说更成了主流话题。到了清朝，几任县令都为“界连楚粤，离县绝远”，“比屋鳞次人烟稠密”的营前“蔡家城”作记，也终于把“晏子墓”载录县志，说明当时上犹对诸如晏子墓的文化传说经久不衰，有文化意识的县令将之记录。
　　——而双溪属于广义上的营前，对杜绾来说，上犹就是一个颇具山川和文化魅力的福地。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发展的时期，赏石文化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新枝。据姓氏谱牒，吴姓、周姓、阳姓等很早时间就在上犹拓基，住在寺下双溪一带，而当年的营前仍是峒民盘踞的峒地，我揣测杜绾是从赣江上溯进入章江而上犹的，所以玳瑁石的产地当在双溪营前一带。当然，杜绾除发现了玳瑁石，还发现了青花、彩蜡等上犹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