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创业与国家政策: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工厂打工城市梦

　　摘要:创业是劳动者对自身或他人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国家的相关政策会对创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国家对海外归国人员和大学生创业给予了众多政策优惠，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业却鲜有政策支持，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因为“流动的劳动力体制”及附着其上的其他政策的存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层，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过程也遭遇瓶颈。为此，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流动的劳动力体制”的情况下，应对的办法是放松其他现有政策限制，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好的政策平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国家政策；流动的劳动力体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5-0029-05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对人才需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海外归国人员和大学生的相关政策。①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引，在具体操作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可以参照执行。
　　对于海外归国人员和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和对知识的尊重。而对农民增收以及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支持，则更加体现了国家的人文关怀和公平理念。长期以来，中国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即是很好的证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实情况快速反映，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极大关注。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要求把回乡农民工创业纳入各级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资金上、项目上、创业环境上给以大力支持。各省市地区也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实施意见等相关的政策条文。应该承认，国家和政府已经对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扶持。但是我们发现，针对农民工群体创业政策的目标定位绝大多数为返乡农民工，而对在城市继续工作的数量上占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涉及。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以及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30.4%）均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1]。由于务农经验的缺乏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动力去进行创业。在其资源禀赋上，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也更有能力去完成创业，但相关政策却始终付之阙如。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②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则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中，海归人员和大多数大学生基本上都流向了一级市场，在平台上占据优势，但国家对他们的创业实践给予了诸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于大多数流向二级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创业活动却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优惠，这样的政策安排无疑强化了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阻碍了他们由二级市场流向一级市场的可能，是有失公平的，违背了公共政策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有关农民工社会政策都是以不改变农民工的流动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或者说是确认他们目前流动状况为基础的，而没有计划将他们真正纳入到城市化进程[2]。也即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将他们当作平等的主体来看待。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的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城市创业也将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选择。为此，国家相关创业政策的扶持尤为重要。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选择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是农民身份，却几乎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他们从踏入劳动领域的那一刻起，甚至就没有想到过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他们青春期的社会化过程是在城市完成的，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推拉理论的视角来看，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远大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远小于第一代农民工。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在各种推力和拉力的合力作用下，倾向于选择回农村安家，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安家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矛盾和冲突便随之而来：城市对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新生代农民工却“一厢情愿地”希望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城市立足、适应城市生活成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层次较低，在行业上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低准入门槛的行业，分布排名前六位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61.6%）、批发和零售业（10.7%）、住宿和餐饮业（7.7%）、农林牧渔业（5.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8%）和建筑业（3.2%）。[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整个国家发展思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变，以及因全球化和产业升级导致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必然会将大量的人口排挤出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制造业）而进入其他就业领域。和其他行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服务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02年与1978年相比，服务业就业人数从4 890万人增加到了2.11亿人，新吸纳就业1.62亿，占非农产业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65 %[3]。这一点也印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论断③。但“配第—克拉克定理”中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论述，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服务业而言，现代服务业需要的更多的是以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养等为依托的专业人士，这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达到的。从这点来看，随着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传统服务业的比重日益下降，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已接近饱和状态。在其他就业领域吸纳就业有限和服务业接近饱和的情况下，转变思路进行独立创业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