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_京都国立博物馆官网

　　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之后，日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西洋，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一心追逐着“近代化”。如此风潮之中，日本传统文化被忽视、遗忘，日本独有的气息淡然失色。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保护传统的日本文化，1889年，日本政府在东京、京都、奈良三处设立了帝国博物馆。
　　建于京都的帝国博物馆于1897年正式开放，经过1900年“京都帝室博物馆”、1924年“恩赐京都博物馆”的改称，1952年4月，正式更名为“京都国立博物馆”，沿用至今。现今的京都国立博物馆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博物馆，并于2007年与独立行政法人文物研究所合并，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物机构的下属单位。
　　拥有百年历史的京都国立博物馆建于京都东山脚下，占地面积为53182平方米，由特别展示馆、平常展示馆、茶室等13处建筑物构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展示馆和平常展示馆。红砖造建筑物的特别展示馆由被称为“日本唯一的宫廷建筑家”的片山东熊设计建造，吸收了欧洲富丽堂皇的巴洛克风格，同时与东山的自然风貌相得益彰，美不胜收。平常展示馆亦不亚于此。它由京都大学教授森田庆一设计，1969年与特别展示馆一起被列为重要文物。
　　京都是美丽的，是深邃的。它自平安时代起便成为日本文化中心，任时代变迁更迭，任世间风起云涌，自是不动声色地维护着一方水土，蕴育着日本精致而婉约的文化艺术，完好地保存了这东方一隅的神韵。日本文化在此细水长流，涓涓不息。而建于此地的京都国立博物馆也不负京都盛名，向世人展现了独有的日式美，描绘了一轴记录着文化传承的画卷。
　　以收集保管有形文化遗产为己任的京都国立博物馆馆藏丰富，收藏品主要由原有馆藏品和经委托而保管于博物馆中的寄托品组成，涉猎绘画（3963件）、书籍文献（2256件）、雕刻（376件）、建筑（53件）、工艺美术品（855件）、陶瓷器（1471件）、漆器（676件）、染织（1436件）、考古（1152件）、历史（324件）多个领域，其中不乏《文化财产保护法》中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和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所指定的珍贵文化遗产。举世闻名的雪舟的《天桥立图》、《四季山水图》，俵屋宗达的《莲池水禽图》等也收纳在内。收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分类精细。以所收绘画为例，博物馆将其分为佛教绘画、画卷画、肖像画、中世水墨画、近世绘画、中国绘画、朝鲜绘画七部分，且如佛教绘画又分为密教画、净土教化、显教画、垂迹画一样，每种画派均有其细致的子分类，让人叹服不已。
　　其中，馆中所藏有的中国各个时代的绘画作品共516件，中国诗词典籍书法类作品二百五十余件，数目繁多。绘画作品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作品有九幅，书法作品则以拓本为主，在此略作介绍。
　　绘画
　　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九幅绘画作品中，年代最近的是清代恽格所作的《花坞夕阳图》。恽格字寿平，别号南田，为“清初六家”之一。这幅长24.2厘米、宽106.1厘米的《花卉夕阳图》是他39岁时的作品，画风温雅，描绘了夕阳西下时，余晖照耀下的湖畔的秀丽风光。
　　被定为元代的作品有六件，其中有署名的只有一件，即正悟所作的《白衣观音图》。画一盘坐于长满青苔的岩石上的观音像。画岩石笔用飞白法，使得观音像与岩石构成鲜明的对比。其余五件均为佚名的作品。《寒林归樵图》被推测为元代至正年间中期的作品，是一幅长48.9厘米、宽92厘米的立轴，笔致粗放。元僧平山处林对此画大为赞美，题诗曰：“秋草黄花覆古阡，隔林何处起人烟。山僧独在山中老，唯有寒松见少年。”《莲池白鹭图》则由两幅图构成。莲池水禽为江南传统的画题，到了宋代后期不论是主题或构图都已定型。本作以水墨没骨法描写莲花与白鹭，即是一种典型的画法。但作者很注重细节，表现得生动有趣。《草虫图》由左右两图构成。右图所表现的是猎猎强风之中，蝴蝶拼命地想攀止于不断摇曳着的芍药花瓣之上；左图则画有菊花，停落着蝴蝶、蟋蟀，上方则有蝙蝠盘旋。整体画面既写实又富有装饰性。属于元代佚名之作的还有《玄沙接物利生图》、《丰干寒山拾得图》，都是宗教题材的画，各见优胜。
　　年代再远一些的是南宋时期画家牧溪所作的《远浦归帆图》。牧溪俗姓李，佛名法常。日本古籍《松斋梅谱》中评价牧溪的绘画“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缀”。他甚至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潇湘之水汇集成流，继而注入洞庭湖的那一带，自古以来便被赞为风景名胜之地。牧溪描绘的正是其中一段风景，笔墨简朴，意境深远。
　　最早的是宋代作品《维摩居士像》，相传作者为喜绘维摩诘像的北宋末期画家李公麟。维摩诘是居住在印度毘耶离城的智者，虽为在俗之身，却深谙佛教教诲。某日，文殊来探访病众生之病的维摩诘，两人之间就大乘佛教的奥义展开问答。本图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面，画中维摩诘坐在床上，左肩斜倚着椅背，隐隐约约像是诉说着什么。床侧天女飘然而立。维摩诘沉稳的表情和床座上细腻的纹样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白描才能，从中可以窥见宋画的特质。
　　书法
　　除了绘画，京都国立博物馆对于中国书法的收藏也不可小窥。它广泛收藏了自东晋起，直至中国近代的书法作品。其中有朱熹《论语集注》残稿等珍品，尤以收藏大量中国书法名作的拓本而闻名。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明拓四部和宋拓一部；欧阳询《秦氏本九成宫醴泉铭》明拓一部；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宋拓一部，《争座位帖》明拓一部；怀素《藏真律公帖》明拓一部，《圣母帖》明拓一部；柳公权《汉语原道碑·九疑山赋·送董邵南序》明拓一部；苏轼《醉翁亭记》明拓一部；米芾《余清斋本评纸帖》明拓一部；赵孟頫《十三跋本兰亭序》明拓一部。
　　京都国立博物馆对中国文化艺术作品的收藏由此可见一斑。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文化是一种吸收融合型文化。日本人善于以其独到的审察力发觉优于其本国的文化形式，并积极学习它、吸收它，然后结合本国的文化要素和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文化变容，最终得以修成新文化的正果。在日本上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中，无疑，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画随禅宗一起传入日本，使得初期日本的水墨画大多出于禅宗之手，后经可翁、墨庵等画家渐入佳境，直至室町时代方达到全盛，如拙、周文、雪舟等名极一时的水墨画家辈出，作品中开始融入日本要素，题材也开始注重了日本山水风光的描绘。
　　致力于文化建设的京都国立博物馆不仅在艺术品的收藏上大有作为，而且格外重视培养研究专员进行文化的调查研究。1979年创刊《学业》杂志，每年一期，至今已达三十三期。同时，京都国立博物馆还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型展览会。值得一提的是，其展览内容并不局限于日本艺术，而是多元地、积极地介绍各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例如近期举办的“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这一展览，从绘画的近代化这一视角来考察中日两国的关系，让更多的人了解近代史上中日文化的交流，意义可谓重大。
　　京都国立博物馆以其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和对于文化瑰宝的热爱，撑起了日本文化事业上的一片晴空，在京都这座古色古香的城池中，继续诉说着绵延不绝的文化故事。
　　（作者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郑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