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高校思政会议_高校智库：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不久前，曾任美国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出任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首位“杰出客座研究员”。说到美国智库，人们常常想到的是那些大牌的独立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异军突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其实，美国名牌高校里的一些研究所（中心）依托大学的多学科综合性优势，在出政策、出战略、出人才方面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人才辈出的三大名校智库
　　2009年10月，奥巴马总统出人意料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在宣读颁奖词时重点强调了奥巴马推动核裁军的和平诚意及和平理念，鼓励奥巴马践行自己的承诺。奥巴马上台以后九个月，即放弃了在东欧建立反导基地计划，这可以说是他上任以来推动世界和平的惟一重大举动。其实，奥巴马做出这一举动是受到了几位重量级学者型前政要发起的、旨在消除核武器的零点计划的影响。该计划是由美国前政要基辛格、里根时代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克林顿时代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佐治亚州参议员山姆·纳南联合发起，他们曾多次在斯坦福大学开会讨论，最终形成文本，即2008年正式发布的“走向一个无核化世界”倡议，该文本提出了八点具体措施，以最终实现世界无核化的愿景。
　　奥巴马总统决定放弃在东欧部署**防御系统，还极大地依赖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联合主任、核专家赛格菲尔德·海格及物理学家戴维·哈洛维等学者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伊朗的核与**潜力》。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还是美国朝核问题的沟通渠道，海格曾多次赴朝鲜考察朝鲜核设施，并在国会就此作听证报告。该中心曾为奥巴马政府输送了五位高级专业人才，遍及国安会、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重要部门，包括国安会前高级主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法尔。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芬格均在该中心从事研究活动。
　　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类似的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福中心，该中心整合了社会科学学者、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具有行政、外交、军事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和智慧，为应对那些来自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挑战提供具体政策建议。中心负责编辑出版的《国际安全》季刊在相关领域有重要影响。贝尔福中心既有前政要卸任在此从事研究工作，又有中心研究员到政府任职，如现任国防部副部长艾什顿·卡特曾长期在中心从事预防性国防项目的研究。
　　另一所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也是给政府输送人才的重要据点。该学院曾发表公报称，学者进出学界—政界已是该学院的一个长期传统，学者进入政府从事公共服务再返回课堂时有助于把现实经验和见解带回课堂进行讨论和升华，同时，由于具有不同学科的背景和研究领域的优势，这些学者如果到政府任职，将有助于优化政策制定。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即该院的经济学教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安玛丽·斯劳特任前是该学院院长、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教授。为国内政策圈和学界所熟知的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如今返回学院继续任教。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中，各有五位政要来自该学院，他们大多集中在经济、金融、财政领域，此外，该学院还输出很多人才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担任高级职员。
　　无法替代的跨学科优势
　　从奥巴马获得和平奖的例子可以看出，有学者型前政要参与的一些政策性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决策者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类“非学院派”可以紧密结合现实问题，研究应用性对策和思路。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无比复杂的决策环境和互动日益频繁的问题领域，对科学决策的要求创造了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和智慧的巨大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智库多学科的技术密集型人才的优势就能显现并发挥出来，以求决策者在做决策时能够真正做到综合考虑、科学决策。此外，这类“非学院派”还可以沟通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为现在和未来的决策者做战略思想上的启迪，传承经验和教训。如贝尔福中心主任艾利森·格纳姆以研究古巴**危机时肯尼迪总统的决策而闻名。由于这类高校研究人员对于不同领域长期的积累和思考，知识结构具有多样性，有利于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做出科学的对策建议。而非大学政策研究机构的人很难有条件做到这样，因为他们难以静下心来积累，出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热就研究什么，知识难以成体系。
　　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特色是依托斯坦福大学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军控与核裁军项目、反恐、全球治理与解决冲突等。为了应对复杂挑战，很多项目是由政治学者、各社会科学学者及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完成的。其人员构成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另一部分则是理工类和工程类科学家，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该中心每个项目的研究团队都是跨学科配置，美国其他高校的研究所（中心）大体上也是如此，这种跨学科配置充分发挥了高校的特色优势，并将其投入到一些应用性、现实性问题的研究上。
　　依旧转动的“旋转门”
　　美国的现代国家制度以及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使得美国的智库非常发达，独具特色。美国“话语霸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类智库多元、多样的声音，这也使得美国具有更加多面、立体的形象。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曾用精辟的语言概括美国智库的功能，即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和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轨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往往只是决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决策的源头，源头大多来源于众多的智库。这是由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文化特色决定的，也与美国政治运行的内在特征和需求密切相关。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智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活动余地，其政治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美国行政机构是典型的政治任命制，真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一届政府官员或返回原地，或另谋高就；新一届官员从全美各地来首都就职。总体上，大量的政府高级官员来自全美各地的高校研究所（中心）、独立智库、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他们既没有“组织的培养”，也没有从公务员系统提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倒是很贴切地描述了这些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在政府和其他机构之间的“旋转”现象。在奥巴马政府外交、国防、安全领域任职的高级官员，虽然具有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多元化背景，但基本都是具有博士头衔、名校毕业的各领域专业人才，大多是在某领域已经有较深造诣的行家里手。这类与现实政策密切相关的学者常常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指针”杂志——《外交》双月刊上发表文章，其政策思路往往是有迹可循的。
　　特别明显的是，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高级阁员甚至在政界、学界几度进出，他们进出于这道政学两界之间的“旋转门”，一方面高校研究所（中心）将其精锐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政策分析家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这些高校研究所（中心）又为四年一届总统选举中下台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这些下台的官员或是继续从事研究，或是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这种政治人物“入世为相”、“出世为师”的两界游走，使得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之间得到更加通畅的交流，也加强了学界对政府的影响。
　　今年恰逢是美国大选年，激战正酣的总统选举将于11月份揭晓，无论是奥巴马成功连任还是共和党人罗姆尼当选，明年1月份新一届政府成立时，大批高官会卸任，一批新阁员将走马上任。可以预见，其中许多要么回归智库，要么出自智库，那些知名高校的研究所（中心）的网站上必将出现一些来自行政机构的面孔，而在政府的高层内阁名单中也将看到许多来自知名高校学者的名字。